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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年干过野外考察这一行，在中国西南的荒山野地摸爬滚打了八年。巴黎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窄小太文雅。他开着一辆巴黎最脏最破的“宝马”（BMW），在大街小巷穿行。在巴黎定居下来，和广大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温州人做皮包做出了名，几乎垄断了法国的皮包市场。皮包好坏全得靠广告宣传，正和他专业对口。那些从阴暗的地下工厂传送出来的皮包，在和美女勾肩搭背前，先得过他这一关。
“咔嚓，两百法郎：咔嚓，两百法郎。”他得意地描述他的生产过程。其实，这活儿要复杂得多累得多——打灯光、冲胶片、输入电脑、修版配文、送印刷厂、校对调色……最后一道工序才是数钱。
二
我住威尼斯街（rue de Venise）七号。威尼斯街两米来宽，百十米长，恐怕是巴黎最短小的胡同了。它紧挨蓬皮杜中心，像巨大广场的一道褶皮，不易察觉，很少有游客钻进来。而我们这些居民却获得了某种类似虱子的隐蔽视野，比如，从胡同深处可看到蓬皮杜中心新建的巨大电视屏幕，好像乡下人对现代化的窥视。附近有不少小酒吧。酒鬼们在夜间出没，大呼小叫，常把我从梦中惊醒。
每回去三区的温州街买菜，必经广场。阳光在玻璃和金属管道上闪耀。蓬皮杜中心像个巨大的机器胃，游客被吞吐着，好像消化不了的残渣。依我看，蓬皮杜中心是法国政客对未来的一个承诺，除了为自己建造纪念碑外，这种承诺具有某种游戏性，不可认真。而正是这种游戏性成为法国文化的要素之一，从法国电影、时装表演到哲学思辨。
巴黎是我最早熟悉的外国城市，我是从俄国作家艾伦堡（Ehrenburg）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认识巴黎的。他十月革命前因参加地下工作而亡命巴黎，一住几十年。那时的巴黎三教九流，云集着来自各国的艺术家、作家、流亡者、梦想家、没落贵族。这套四卷本的黄皮书，几乎成了七十年代中国地下诗人的圣经。人年轻时候读什么书，往往没道理，余生却被其左右。读《人·岁月·生活》的遍数多了，以致我竟对一个从未到过的城市产生某种奇异的乡愁。
八五年七月，我头一回来到巴黎。那是个令人晕眩的夏天。我按艾伦堡的“地图”的大街小巷奔走。故国仍在，只是朱颜改。我发现，那些书中轰轰烈烈的生命，竟未留下多少痕迹。在蒙马特高地，一不留神，竟和一帮日本游客为伍。待我在一家咖啡馆坐定，用跟朋友借来的一张两百法郎的钞票要了杯可乐，笑容狡黠的侍者只找了我四十。
三
Y开车带我去看X君。X君在巴黎远郊买房置地，过着半隐居生活。我和Y先去中国城买了蛋糕，赶上堵车，好不容易才出了城。法国高速公路比美国的窄得多，一般只有两道。而法国的路牌实在有点儿非理性，这八成跟葡萄酒有关，你总不能对酒后行为有过高期待吧？我正对前进方向表示疑惑，Y不耐烦地挥挥手说：“放心，我是老巴黎了。”我们果然迷了路。在几辆巨型卡车的围追堵截中，用手机跟X君联系，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住的小镇。
X君迎出来。他的头发花白，如今这年头君子实在不多了。他厚道，见多识广，一肚子学问，又善言，本来是该安安稳稳当教授的。他曾花了六年工夫翻译萨特的巨著《存在与虚无》。若干年后，在萨特幽灵的冥冥引导下，来到巴黎并从此定居。他似乎是为一个哲学命题远道而来的，并以自己的生命为证：流亡既是虚无又是被迫选择，如同存在与虚无的约会。
九一年我来巴黎演讲后，和朋友小聚。头一次见到X君，话不多，却甚是投缘。次日，他约我到他家小酌。X君的性格中有一种迷人的东西。他对逆境丛容不迫，天大的事拿得起放得下，并以自嘲化解。依我看，没多少中国文人懂得自嘲，故非重即轻。X君正闷头写书，是为了自己，把这些年在海外的沉思默想用白纸过滤一遍。
他夫人比他年轻得多，是他当年的学生。他们接连得了俩闺女，加上他夫人的弟弟、弟媳妇和两位老人，济济一堂。X君做得一手好菜。只见他掀动大围裙，叮当五四，变得一桌子佳肴，斟上二锅头，让人心头一热。
可以想象当年他在北京授课的风采。如今他远离文化中心，忙于生计，难得有我们这样忠实的听客。他咂着白干，掰开大拇指，古今中外那点儿事，被他一一道来。酒过三巡，最后说到海外的生活，不免有些黯然了。
我们告辞出门，夜凉如水。
四
“我爱你，万恶之都。”波特莱尔（Baudelaire）是第一个专写巴黎的诗人，其诗是对巴黎的咒语。他一生在巴黎搬过四十二次家，从出生的拉丁区奥特弗伊街（rue Hautefeuille）十三号，直到蒙巴那斯（Montparnasse）公墓。我虽如此热爱搬家，也没到波特莱尔那近乎疯狂的地步，尤其在一个自己土生土长的城市。准是有什么东西让他不得安宁。
也许是光线。巴黎自有其特殊光线，这和天气变幻、河水折射、街道曲折及独特的灯光效果有关。我估摸，波特莱尔准是长期失眠，又无特效安眠药，他只能夜里满街道溜达。那时还没有电，煤气灯加重了他诗中的鬼魅气氛。第二帝国的贫富悬殊及城市的迅速扩建，让诗人难以适从。他拍案而起，参加了一八四八年的一月革命。
如今阶级问题似乎被福利制度掩盖起来了。其实一个巴黎人只要说出地址，就差不多说出了一切。九五年夏天，我父母女儿来巴黎看我，我在七区租了一个单元。那儿有种时光倒错的感觉。每天早上满大街都是珠光宝气的老太太，她们眼珠子往上翻，一步三摇，用软绵绵的贵族口音互相打招呼。而我到近郊的朋友家作客，在那些标准化的第三世界楼群里，各种肤色的孩子呼啸成群，他们精力无限，法语短促刺耳，随时准备接管这座城市。
我从纽约到巴黎，Y来戴高乐机场接我。他摊开中文报纸：昨天巴黎市长竞选，左派获胜。据说这是自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以来，第一次由左派执掌巴黎的市政大权。
五
我一到巴黎，马上给N打电话。人不在，在录音机留了话。她晚上打了回来。“你老兄总算到了。”她笑着说。
她曾在富人区的阁楼上住了多年，狭小阴暗，没有洗澡设备，是过去仆人的房间。她生长在广西，在香港上学教书，八九年到巴黎攻读博士。她是为了追随爱情而走遍天涯的。男朋友是法国人，有家室，不能离婚。我给她带来哈金的英文小说《等待》（Waiting）。
“这是个好主题。说来一切是个过程，有时想想，目标反倒不重要了。”她叹了口气，对我说。
她请我们到她家吃午饭。拿到博士后，她在中世纪博物馆工作了一阵，终于在大学找到份教职，生活宽裕些，她搬到拉丁区的一个时髦地段，离萨特常去的咖啡馆很近。房间小而温馨，书占据了大部分空间。没有厨房，炉灶在一个小吧台后面。她像酒吧女侍，端出一道道菜来。
早春多雨，潮湿的风从窗户吹进来。在巴黎的中国文人圈里有一种旧式温情，这在别的地方少见。虽也闲言碎语，但不会反目成仇。我猜想这大概和巴黎气候的阴柔暧昧及法国文化中的宽容倾向有关。
Z来迟了。他去年拿到法国社会学博士，一时找不到工作，在家带孩子。当年那个愣头小伙子，如今面有菜色。刚好Z的救命恩人H也在。他一脸络腮胡子，会唱露骨的陕北酸曲。酒尽人散，N陪我去附近书店买书。巴黎的书店朴素内敛，和美国大书店俗气的陈设及推销方式绝然不同。顾客们和书的关系轻松亲切。
从书店出来赶上暴雨，我们躲进法兰西学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这是作家和出版商常光顾的地方。傍晚时分，灯亮了。N谈到中国的死刑和人类繁衍本能对女人生育的召唤，谈到她自己的研究项目和生活。我面对玻璃窗，看那些雨中惊慌的行人。一张张鲜艳的伞在风中翻开，像折损的花朵。
巴黎故事（2）
六
我沿着赛纳河漫无目的地溜达。那些沿河排开的小书摊都关了，木箱上着锁，大概要等周末或夏天再开张。我纳闷，这古老行业是怎么延续下来的，换个国家早就绝迹了。这恐怕和法兰西民族怀旧、追求闲暇的倾向有关。而闲暇是一切创造的必要条件。如今闲暇正消失，据说是为了追求所谓物质上的舒适，其实闲暇正是舒适他祖宗。在现代化暗夜中，人们忘记了光源。
我拐进卢浮宫（Louvre）内的小广场。时间尚早，没有几个游客，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闪着幽暗的蓝光。这座宫殿诞生于十一世纪未，是奥古斯都（Philippe Augueste）国王在十字军东征时，为保住自己的王位下令修建的一座城堡。后来每个皇帝都按自己意志顽强地改造它，以致面目全非，没什么个性。说实话，我不怎么喜欢这宫殿，让人压抑。依我看，作为法兰西骄傲的同时，它也多少反映了这民族的弱点——虚荣和夸张。
在温州街的小吃店点了春卷、敲鱼面和青岛啤酒，边吃边喝边看中文报纸。饭后回住处睡午觉。我被吵醒，有人在街上高喊我名字，我睡意朦胧地大声应和，此起彼伏，像在两个山头上对歌。有人砰砰砸门，是Y。我睡前把电话挂断，门口的对讲机又坏了，他在车里等得不耐烦，喊上门来。
他总拎着鼓囊的塑料袋。我问他整天拍皮包是不是到了憎恨的地步。“没有的事儿，那是老子的饭碗。”他摆摆手，手中烟卷上的灰散在桌上。
拍包是周期性的，活忙时几个月连轴转。一旦完了事，则跟金鱼一般悠闲。他那消磨时光的方式特别：中午起床，先买份中文报纸，进咖啡馆从头读到尾，然后去下围棋。有个四川饭馆离我住处不远，他整天泡在那儿。黑子白子中，我猜他多半执黑子，代表夜，与白天缠杀。而在棋艺上他毫无长进，如今连他徒弟都让他四子，他还不一定能赢。
一个朋友从德国打电话给Y，说到他的处境：“你他妈的这不是跟历史开玩笑吗？想想看，一个朝代好几百年，一个人能活多久？最多几十年。你这么一折腾，哪辈子才能熬到头……”Y嘿嘿笑着，不答。依我看，他就是要跟历史开这个玩笑，这是他的命。他消磨时光的方式肯定与此有关。
七
C是我的法文译者，在巴黎七大教中国文学。她多年前离了婚，独自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她是法国人，多年前嫁给了中国人，故有个中国姓氏，离婚后仍保留下来，好像是她跟中国的最后联系。
我们一起出去吃午饭。太阳像手电筒晃了一下，就消失了，天又阴下来。漫长的冬天过后，巴黎的春天简直像开玩笑。她那身讲究的毛料外套，是从露天市场上廉价买来的。按她的话，“都是大裁缝做的。”说这话时她眼会发亮。她没有法国职业妇女那种虚荣。家中大多数家具是她从街上捡来的，不配套但还算和谐，好像由孤儿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