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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贯加沙的惟一一条主要公路由以色列控制，专供以色列军车和犹太移民使用。而巴勒斯坦人只能挤在土路上，连这土路还被两道哨卡切割，下午五点以后禁止通行。每到高峰时间简直是灾难，哨卡前面排着长龙。路窄，常出事故。就在我们眼前，一辆卡车翻在路边。坐我旁边的联合国驻加沙的副代表卡伦（Karen）是个美国女人。她告诉我，以色列怕自杀式的汽车爆炸，规定在加沙每辆车必须坐两人以上才能通行。她说连她开带有联合国标志的汽车，还是尽量让她儿子坐旁边，以防不测。
车转弯，沿海边道路行进。蓝天白浪绿树，总算让人喘口气。罗基告诉我们，前不久一个西班牙代表团来访，被他们地中海邻居的赤贫吓坏了。以色列掌有制海权，巴勒斯坦渔民只能在六公里以内的海面打鱼。经过一片草莓地。罗基说，很多欧洲人吃的是加沙的草莓，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因为加沙的草莓得先运到以色列，在那儿包装并贴上他们的商标再出口。更甚至的是，连加沙的地下水也被以色列人抽走，再用管道输送回来，卖给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这种剥削倒是赤裸裸的，不用藏着掖着，准让全世界的资本家眼馋。
我们来到海边一个以色列定居点附近。这就像刚打过仗。道路坑洼，周围建筑大都被摧毁，废墟上弹痕累累。高墙围住的定居点有炮楼守望。这是加沙十九个定居点之一。罗基告诉我们，仅在这个路口，就有八十多人在抗议示威时死在枪口下，多是青少年。
加沙与西岸不同，被以色列铁丝网团团围住。依我看，除了经济上压榨，就是让巴勒斯坦人自生自灭。他们不仅没有出入加沙的自由，甚至连在自己土地上旅行也受到严格限制。如果说加沙是大监狱，那么这些定居点就是小监狱，是监狱中的监狱，被仇恨团团围住。犹太移民根本不可能和本地人接触，出入都靠军车护驾。到底什么人愿意搬到这儿来住？卡伦指指脑袋。“怎么，是神经有毛病的？”卡伦笑着说：“不，他们是被广告骗来的？风景好，房价便宜。多半是美国的犹太老人。”
我问布莱顿，这与当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是否有一比。他感叹说，以色列当局的高效率恐怕谁也不是个儿。这一切似乎是用电脑精心策划的：怎么才能剥削得最多，怎么才能带来生活上最大的困难。
我们继续向前，来到加沙尽头与埃及比邻的拉法（Rafah）省。下车前雷拉警告说，这是极危险的地区，以色列大兵随时可能开枪，大家要尽量集中，别走散。在一帮孩子的簇拥下，沿破败的街道向前，尽头是一大片废墟，堆满残砖碎瓦玻璃碴。边境墙就在五十米开外，以色列的炮楼和坦克虎视眈眈。
罗基告诉我们，为了在边境建隔离区，以色列军队在这一带先后摧毁了近四百栋难民的房屋。仅在今年一月十日，五十九栋民房被推倒，两天后又毁掉四十栋，一千七百个难民无家可归。轻则给四十分钟的时间，让难民取走随身物品，重则根本不事先警告。这时人们让开条路，走过来个中年妇女（看起来像老太婆），通过雷拉翻译，她讲述了当时的可怕情景。那天凌晨两点，没有任何事先警告，以色列的推土机隆隆开过来，大人叫孩子哭。她连滚带爬，好不容易才把她十三个孩子救出来，而全部家当都埋在砖瓦下。接着是一个老汉的控诉。他听说罗素是美国人，便声嘶力竭地喊：“为什么你们美国给以色列飞机坦克？谁是恐怖分子？夏隆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我愤怒到极度虚弱的地步，一个人往回溜达，路上遇见索因卡和胡安，我们一起默默走着。前面不远，高音喇叭播放音乐和口号。胡同口的横幅上有张肖像照片，估摸是个新“烈士”。屋里人影晃动，大吃大喝，沿墙坐着几位老人在抽烟。这像我们中国北方农村办丧事，喜气洋洋的。一个小伙子拦住我们，往里请，看我们不懂阿拉伯文，又叫个人来用英文说：“欢迎。”索因卡指指手表说：“多谢，可我们马上得离开。”他们有些扫兴。
回到汽车旁，雷拉大叫大喊：“你们这些家伙，让我好找。我们必须四点半以前赶到哨卡，否则就过不去了。”一个六七岁的男孩拉拉我的手，让我给他照相，他蹲在汽车旁，做了个V字手势。
途经拉法省民警交通局，稍停。这儿紧挨联合国驻地，不久前被以色列武装直升机的导弹击中，房子掀了顶，门窗残缺。省长闻风赶来。但我们要赶路，只好匆匆握手告辞。
赶到哨卡，联合国专车走特殊通道，也还是得排队。而另一边通道挤得满满的，一眼望不到头。罗基擦了擦脑门上的汗，说：“我活了四十八年，从来没这么绝望过。人倒不怕穷，怕的是侮辱。你想想每天过哨卡就是一种侮辱。”
布莱顿指着窗外一个在罗基手下工作的小伙子，说他准是中国人。一问，果然不错。他叫李之怡，是出生在美国的中国人，父母来自台湾。他已经不太会说中文了。小伙子高挑个儿，长得挺帅，聪明伶俐。他在哈佛读社会学时，到印度做过义工。去年大学毕业后他来这儿实习，原计划三个月，一拖再拖，打算过了夏天再回哈佛读硕士。他说，他父母都是搞科技的，不太能理解他，整天担惊受怕的。我答应他回美国给他父母打个电话，让他们放心。他一边跟我聊天，一边跟几个巴勒斯坦小伙子说笑。他的阿拉伯语似乎很流利。我为他骄傲，没多少海外华人的孩子能像他那样脱离主流文化走出物质生活的边界。
说起自杀爆炸。他说五十起事件都是住在西岸的人干的，因为加沙人根本出不去。而在这里很难接近定居点。当然也还是有玩命的。他认识个巴勒斯坦小伙子，刚结婚不久就这么结束了。
我们到海滨的一家旅馆歇脚。我和布莱顿明天一早要坐飞机离开，今晚必须赶到特拉维夫，在那儿的旅馆过夜。雷拉说好，晚上十点半找人开车把我们送过去。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还要在以色列待两天，和当地作家及反战组织的人见面。
我和布莱顿都累了，相约到楼下酒吧喝一杯。酒吧空荡荡的。问侍者，他说不卖酒，因为Intifada。我不懂。布莱顿告诉我这词专指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运动。没辙，我们去敲罗素的门，他还剩半瓶上好的苏格兰威士忌。他房间的窗户面对地中海。天色阴沉，海水呈灰黑色，卷起层层白浪。
二十分钟后，我们在楼下集合，步行到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权中心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萨尔马戈再次成为采访的焦点。他用法文说，有人不喜欢我使用这样或那样的词，但无论如何我们得承认，这是反人类的罪行。
随后是加沙的巴勒斯坦作家座谈。大概苏格兰威士忌起作用了，罗素一反他的审慎，激动地说：“我大半辈子都是在错误的地点和时间中度过的，但这回我是选对了地点和时间……”
巴勒斯坦作家几乎个个讲得精彩。一个年轻的本地作家说，他刚从朋友那儿得到一本萨尔马戈的长篇小说，正在读。他住得远，为了赶来参加这个活动，今晚他回不了家了，因为道路已关闭。他把这本译成阿拉伯文的书送给萨尔马戈。
晚八点，在一家古色古香的阿拉伯风格的旅馆举行招待会。拱形大厅，回廊环绕，到处烛火摇曳。因为Intifada，没有酒。我在柱子之间绕来绕去，碰见法国文化电台的马德兰（Madeleine），卢旺达人。除了她，全家都在种族仇杀中死去。一九九四年国际作家议会在里斯本开会时，作为目击者，她陈述了屠杀后的可怕景象。说起在加沙的感受，她觉得这比当年卢旺达更可怕。和大屠杀相比，这是一种日常性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更无助更痛苦。
出发时间快到了，我到处找布莱顿。有人说看见他在楼上。我转了一圈连影儿都没有，于是回旅馆取行李。联合国的吉普车已停在门口，我请开车的芬兰小伙子稍等，再返回去找布莱顿。他终于出现在门口，步子有点儿不稳。我问他是不是喝酒了？他把食指贴在嘴唇上：Intifada。
一出加沙就是以色列的边防检查站。按大兵指示，司机把车停在专门检查汽车的水泥槽沟上。一个年轻女兵正跟两个大兵调情。我们拖着行李进入房间。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挺面善，但一点儿没耽误人家执行任务，把我们翻个遍。
月朗星稀，公路上几乎没有车辆。我一路打盹，到特拉维夫的旅馆已经十二点半了。雅艾尔（Yael）在柜台等我们，她大约四十岁，犹太人，自己开一家小出版社，自愿帮国际作家议会安排在这边的活动。我和布莱顿早上五点半就得起床，雅艾尔坚持陪我们去机场。我请他们俩去喝一杯。先到旅馆的酒吧，有爵士乐队演奏，太吵，于是到我的房间打电话订了瓶红酒。雅艾尔告诉我们，萨尔马戈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他在以色列很红，一本小说卖到六万册，在以色列可算得畅销了。
我问雅艾尔怎么看自杀爆炸。她耸耸肩膀，眼镜片在灯光中一闪。“我喜欢红酒，喜欢书，”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如果有一天我被炸死，算我活该。”她用的英文词deserve比“活该”重，有罪有应得的意思？她愿为他们民族的选择承担后果。
我只睡了俩钟头，就爬起来，和布莱顿在大厅会合。雅艾尔姗姗来迟，把布莱顿急得团团转。幸亏有雅艾尔，用希伯莱语跟机场的安全检查人员打了招呼，对我们算客气多了。盘问我的是个其貌不扬的姑娘。因为护照上敲了图章，我不能否认去过拉马拉和加沙。她或直截了当，或旁敲侧击，问题虽复杂但概括起来倒也简单：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可把我问傻了，这是我自己永远也闹不清答不上来的。事后我跟布莱顿串供。幸好他没把阿拉法特招出来，否则我们吃不了兜着走。
大地在脚下一动。我们乘的是英航飞往伦敦的班机。我打开当地的英文报纸《耶路撒冷邮报》（The Jerusalem Post），上面有阿拉法特接见我们的报道和以色列驻葡萄牙前大使致萨尔马戈的公开信。其中这样写道：“你选择使用一个我们不能接受的隐喻，而更难以让我们接受的是一个知道词语权力的人……”
二十四小时后，以色列军队大规模入侵西岸，围攻阿拉法特官邸。
巴黎故事（1）
一
头一次遇见Y是一九九一年春，我在蓬皮杜中心朗诵。散场后，他带着女友找我在书上签名。我一时转向，把他当成另一个搞摄影的了，硬拉着人家下馆子。好在他处变不惊，给了我一次将错就错的机会。
一九八九年以前，他在国内某出版社当摄影编辑。九○年他应邀来巴黎，在法国《竞赛》画报和美国《时代》周刊上发表了一组图片，得了国际新闻摄影大奖。
他早年干过野外考察这一行，在中国西南的荒山野地摸爬滚打了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