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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大理嘿嘿一乐，要是你比他还穷，抢你干嘛？
二
俄国著名的大提琴家罗斯卓波维奇（MstislavRostropvich）说过，大都市的人匆匆忙忙奔向死亡。这话在理。你想想，那些城里老鼠整天疲于奔命，就像上了发条，除了睡觉，哪儿有歇的时候？其实生命过程就是一种体验，若无清闲，哪儿来的体验？时间被填满了，压缩了。一年短如一日，唰地过去了。
我们有娱乐，城里老鼠总是这样说。其实娱乐是跟空虚绑在一起的，像工作一样也是时间的填充物，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清闲。人们是为了惧怕孤独才聚到一起去的。再说如今想看电影用不着非得住在大都市。很多人附庸风雅，为头一轮电影打破头，第二天上班会友总算是有了谈话的资本。让我最受不了的是城里人精心打扮去听古典音乐，又不是参加婚礼舞会，那纯粹是花钱受罪——忍住咳嗽憋着尿还不敢大喘气，一不留神打了个盹儿，被掌声吵醒跟着起立欢呼，非得让人家再来一遍，否则绝不罢休。这不是有病吗？听音乐本来是私人的事，应该关起门来，用不着搞得那么轰轰烈烈。
…
乡下老鼠（2）
…
而我们乡下老鼠……
我的纽约朋友艾略特（Eliot）反过来嘲笑我说：“什么乡下老鼠，你是郊区老鼠。”
郊区（suburban）在美国是一种很特别的概念。它是指那些住在大都市郊区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连的文化意识形态。一般来说，他们玩命工作，开丰田（CAMRY）汽车，吃快餐，为住好社区勒紧裤腰带，贷款买房子置地，割草养花，跑步遛狗，关门看电视吵架自找麻烦，再花钱看心理医生。有部电影《美国美》（AmericanBeauty）讽刺的就是这种郊区生活。
仔细一想，在美国真正的乡下老鼠不多了，多半都是郊区老鼠，几乎个个也都是工作狂，比城里老鼠强不到哪儿去。据统计，全世界数美国人工作时间最长，甚至超过在这方面名声恶劣的日本人。所谓美国人的富裕，我看其实也不过是个数字而已，整天撅着屁股追着自己的影子瞎忙乎，挣了钱又怎么样，哪有工夫享受？
住宅的布局结构，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郊区，一眼望去，大多数房子像一个模子里翻出来的，毫无个性。久而久之，住在里面的人也彼此雷同。我在大学教书，发现美国小青年的思路大同小异，让我大吃一惊，再看到郊区那一排排标准化房子，才恍然大悟。有时想，这种现代化的洗脑，比集权主义更可怕，因为人们完全丧失了反抗意识，认为这一切是天经地义的。
美国人最热爱的概念是“空间”，越大越好，从大房子大汽车大电视，到大吃大喝大块头。郊区胖子多，这和垃圾食品有关。每逢周末，我开车加入美国人购物的行列。那个名叫Costco的连锁店大得像个飞机库，里面的货物也像是刚从飞机上卸下来的。食品都是大包装的：牛肉十磅，鸡蛋五打，啤酒三十罐。你再看出口处个个满载而归，喜气洋洋，把汽车塞得满满的。
我的一个南非朋友来美国，他惊讶地告诉我说：“美国人得胖死。”我琢磨这话包含两重意思：其一，美国胖子多半来自广大劳动人民，“饥不择食”；其二，是指美国饮食文化的粗鄙倾向。这大概和清教徒的传统有关，其后又恰好成了暴发户，求多求快，把垃圾食品进行商业化包装靠广告打遍全世界。“麦当劳”和“肯德基”这类美国怪物，居然能在“食不厌精”的中国站住脚，可见其厉害。
最可怕的是那些小镇的美式自助餐店，胖子云集。我觉得那是商业化阴谋中最险恶的一部分，正如鸦片，让那些贪食的人欲罢不能，直到胖死。
写到这儿，我不禁打了个冷颤。郊区生活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我想郊区老鼠至少文质彬彬。早上出门散步，一路上人们都招手致意，“哈罗”、“早安”没完没了，这总比城里老鼠横眉冷对甚至拔刀相向好多了。据说一个乡下孩子头一次到纽约，下了长途车跟过往行人挨个打招呼，可没一个人理他，没走多远他只好放弃了。也许在大都市，人们对孤独有更彻底的领悟，用不着装模作样。要不贾克梅蒂的雕塑——那些细得像竹竿一样的人，其背景正是大都市呢。
纽约是个疯人院。我前两天去纽约，到一个住在格林威治村的朋友家做客。出来已经半夜了。纽约的夜生活才开始，车水马龙，灯红酒绿，让我目瞪口呆。一个年轻女人在街上大叫大喊，原来隔着停在路边的车辆跟一个男人说话；一个老头八成刚从监狱放出来，在原地转圈跑步；一个半裸的醉汉站在路边自言自语；一个瘦高的黑人边走边扭屁股，两手随着他内心的韵律扭动……
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真的成了乡下老鼠，很难再适应这种都市生活了。可恰恰在那一瞬间，我的生活出现了某些变化。我这只乡下老鼠，不得不搬到纽约——那让我深恶痛绝的地方。我必须做好准备，习惯空气污染和噪音，忍受惊吓，得以幸存下来。
…
午餐（1）
…
一
中午十二点半，我在曼哈顿第八大道八十号十九层“新方向出版公司”的门口按响门铃，佩吉（Peggy）迎出来。每次来纽约，她都和格瑞瑟达（Griselda）一起请我吃午饭，加上住在附近的艾略特，两男两女，用一张公司专用的绿色“美国特快”信用卡付账。这回我想破破例，省了这顿午饭，事先没打招呼，到了纽约一头扎进茫茫人海。谁想到在大都会博物馆纪念帕斯的朗诵会散场时，佩吉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不由分说，约好一起吃午饭。
佩吉五十多岁，家姓狐狸（Fox），无从考证，我估摸她祖先八成是爱尔兰的猎狐人。佩吉是我的责任编辑，也是“新方向”的副总裁。她家住在哈德森河上游，从后窗能看到芦苇掩映的河水。九二年春天，我跟艾略特一起去她家做过客。她丈夫鲍普（Bob）是个退休的文学教授，在家写小说，做饭，热衷于社区政治。听佩吉的口气，鲍普的小说永无完成之日，也没指望发表。说来那才是真正的爱好。饭后我们沿哈德森河散步，来到一个小码头。木结构的栈桥伸向哈德森河，桥头钉着块牌子。二次大战期间，多少美国小伙子在这儿跟情人告别，再也没回来。
“新方向”出版社的创办人是詹姆斯·劳夫林（JamesLaughlin），可惜我无缘见上一面。当年他认识庞德时，只是个家境富有的文学青年。庞德对他的诗评价不高，倒是劝他办一家地道的文学出版社。由庞德指明的“新方向”，六十多年来成了美国出版业的奇迹：不以赚钱为目的但又能自负盈亏，而几乎所有美国现代诗歌的经典都源于此。劳夫林两年前去世了。出版社成了母系氏族——老板和主要编辑几乎都是女人，像一群母鸡，孵养着我们这个时代相当男性化的文学。
艾略特迟到了。作为帕斯的英译者，这两天他忙得四脚朝天。在纽约和华盛顿举办盛大的纪念帕斯的活动，最后以在大都会博物馆的朗诵会达到高潮。按字母顺序，艾略特排最后一个。他坐在我旁边，急躁但克制，准是浑身都能划着火柴。整个朗诵会由美国桂冠诗人品斯基（RobertPinsky）穿针引线，最后以艾略特打结：他给艾略特极高的评价。在读帕斯的长诗《太阳石》最后一节前，艾略特动情地说：“三十年前，就在离这儿几个街口，我跟帕斯开始一起朗诵……如今人已去，诗还在……”他的声音哽咽了。
格瑞瑟达终于出现了。她七十多岁，刚从脑血栓的打击中恢复，脚下还不太稳。她目前是出版社的老板，掌管着“美国特快”信用卡，而病痛和年龄正逼着她退休。她父亲斯盖勒·杰克森（SchuylerJackson）是诗人兼文学批评家。大约六十年前，英国的名诗人罗伯特·格瑞夫斯（RobertGraves）和夫人劳拉·瑞定（LauraRiding），来美国和他们一家共度夏天，结果她父亲和劳拉堕入情网。劳拉把她妈妈逼疯了，在神经病院一住几十年。格瑞瑟达那年只有十二岁，和弟妹一起被送到姑姑家。而他父亲和劳拉搬到弗罗里达的一个葡萄园隐居，至死在一起。其间四十年，他们共同编写一本英文词典，每个定义只用一个词，既未完成也没出版。自那个夏天以来，格瑞瑟达再也没见过父亲。
我们一行四人，从十九层楼降到地面，过马路，再拐个弯，直奔那家名叫“布鲁塞尔”的饭馆。十年来，我们也试过别的几家，都不甚满意。看来实验归实验，传统就是这样形成的。最后一次尝试，是家刚开张不久装潢时髦的小馆子。那天艾略特点的汉堡包，他刚咬一口眉头就皱起来。结账时，侍者礼貌地问我们觉得饭菜怎么样。“你要我说实话吗？”艾略特从眼镜上面瞥了他一眼，“这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差的汉堡包。”
“布鲁塞尔”的基本色调是暗绿色，古色古香，有股欧洲战前的味道。这里气氛轻松而节制，没有年轻人和酒鬼，我估摸来这儿的都是老顾客。沿窗摆下的四张桌子，随外面变幻的光线转动。我们多半都选那张把角的桌子，似乎为了某种稳定感。阴天下雨，这四张桌子好歹才安静下来。夏天的阳光被窗户过滤，不再那么暴躁；到了冬天，阳光影影绰绰，成为某种生命的幻象。
侍者彬彬有礼但又不夸张，随时准备消失。
二
在纽约竟有某些不变的东西。十年来，我们同样四个人，来同一家饭馆，坐在同一张桌子，谈同样的话题，连口味也越来越趋于一致。今天除了格瑞瑟达点烤鹅肝外，佩吉、艾略特和我都点的是鸭丝色拉。而饮料吗，四个人全都要冰茶。照惯例，再加两份炸薯条。用炸薯条蘸番茄酱，有滋有味的。
先说起纪念帕斯的朗诵会的盛况。由于会场早就满了，有一千多人被拒之门外，其中包括赞助者、墨西哥参议员。佩吉说她也被拦在门口，幸亏来了墨西哥的一帮政要，她赶紧声明她是帕斯的出版者，于是文学被政治裹挟进会场。
我说，是帕斯，是他的个人魅力，把平时互不来往的美国诗歌界的各路人马以及政要、外交官聚到一起来了。朗诵会就像一个和解中的家庭聚会，只有我和另一个瑞典诗人是外人。“你在他们中间简直是个婴儿，”格瑞瑟达插话说。她告诉我，那个一头白发瘦高瘦高的老先生是肯尼迪的特别顾问。“真神了，快半个世纪过去了，他居然还活着，”格瑞瑟达感叹道。于是大眼瞪小眼，好像活见了鬼。
…
午餐（2）
…
“人们永远弄不清帕斯的政治立场，”艾略特吞进一根炸薯条，说，“其实很简单，按美国的标准，他是左派；可按拉丁美洲的标准，他得算右派，因为他反共，反卡斯特罗，而很多拉丁美洲作家都是卡斯特罗的朋友。”
佩吉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