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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像高音C凄厉地叫着。田田举起小盒，对鸟妈妈说：“你的孩子在这儿呢。”我们找不到鸟窝，却又发现另一只受伤的雏鸟，身上有猫的齿痕。我们决定试着养活它们。它们的模样真可怜：翅膀秃秃的，尾巴上有几根毛，长腿紧缩，眼睛紧闭，但稍有动静，大嘴就像朵黄花盛开。田田惊叹道：“真丑啊，丑得太可爱了！”我们挖来蚯蚓，居然被吞了进去。看来确实有一线希望。田田的卧室成了病房，紧关着门，怕猫来骚扰。晚上，一只鸟呼吸急促，田田哭了。第二天两只鸟都死了。我们举行了葬礼，把它们埋在一棵小葡萄树下。那几天没人搭理哈库和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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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的故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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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窗口看见哈库趴在后院的板墙上，向远处眺望。拖拉机平整着土地，突突的烟雾消散在空中。市政厅在修建公园。而公园必召来更多的人遛狗，那些大大小小的狗将一起转过头来狂吠，进入哈库的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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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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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田今天十三岁了。准确地算，生日应在昨天，这儿和北京有十六个小时时差。昨天晚上我做了意大利面条，给她斟了一小杯红酒。“真酸，”她呷了一口，突然问，“我现在已经出生了吗？”我看看表，十三年前这会儿，她刚生下来，护士抱来让我看，隔玻璃窗。她头发稀少，脸通红，吐着泡沫。
十三岁意味深远：青少年，看PG13的电影，独自外出，随时会堕入情网。让父母最头疼的，是第二次反抗期的开始。心理学家认为，第一次反抗期在三岁左右——行动上独立，第二次在十四五岁左右——思想意识上独立。
我还没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变化已有迹可寻：她开始注意穿戴，打耳洞，涂指甲，留披肩发，和全美国的女孩子们一起，迷上电影《泰坦尼克号》（Titanic）的男主角。她们个个会唱主题歌。为了顺应潮流，避免沉船，我给她买来《泰坦尼克号》的音乐磁带。
在音乐上的对立早就开始了。平时还行，关门各听各的。去年圣诞节开车去拉斯维加斯，她的范晓萱嗲声嗲气，磁带像丢了转，何止影响驾驶，简直让我发疯。倘若有一天警察用范晓萱的歌过堂，我立马招供。换上我的革命歌曲，她堵着耳朵，大喊大叫。一代人一代歌，不可能沟通。音乐是植根于人的生理本能的，我一听《春节序曲》，嘴里就有股烂白薯味。五八年冬天志愿军从朝鲜回来。堆在我们家阳台上的白薯正发霉。这两件本来不相干的事让《春节序曲》给连起来了：当我坐板凳上啃白薯，电台播个不停。
中国人在西方，最要命的是孤独，那深刻的孤独。人家自打生下来就懂，咱中国人得学，这一课还没法教，得靠自己体会。
上没老人，下没弟妹，父母够不着，在中年云雾里忙碌。怎么办？放了学，田田旋风般冲进来，自己弄点儿吃的，就地卧倒，开电视，看脱口秀（talkshow）。那是媒体用大量废话，变成笑料，填充人与人之间沉默的深渊。威尔·史密斯（WillSmith），那个电视上快乐的黑人小伙儿，眼见着成了我们家一员。田田一边做功课，一边跟着他咯咯地乐。
她最爱看的还是《我爱我家》。这个一百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她至少看了几十遍，几乎都能背下来。这是她在寻根，寻找北京话耍贫嘴的快感，寻找那个地理上的家，寻找美国经验以前人与人的亲密、纠葛与缠斗。
去年田田暑假回北京，那个地理上的家。回来我问她，若能选择，你想住在哪儿？
她闪烁其词，我知道我问了个愚蠢的问题。在国外住久了，你爱哪个家？这恐怕连大人也答不上来，你只能徘徊在那些可能被标明为家的地点之间。
我带田田去宠物商店，让她选个生日礼物。她转来转去，竟看中了只小耗子。我坚决反对，理由一：她妈妈最怕耗子；理由二：耗子最怕猫，我们家有恶猫两只，隔着笼子，也会吓出心脏病。给耗子做心脏手术，我们负担不起。
三个星期前，她妈妈回北京办画展，我跟田田在家。我们的时间表不同：她出门早，我还没起床；她放了学，我刚睡醒午觉；她开电视，我去健身房；她做功课，我上夜校；回到家，她该上床了。田田开始抱怨，抱怨我睡懒觉、贪玩、在家时间少、电话多。
我跟田田分开了六年，从她四岁到十岁。我满世界漂流时，暗自琢磨，恐怕只有田田这个锚，才能让我停下来。有一天，住在英格兰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乡下有幢老房子正出售，便宜得难以置信。他还找来照片：歪斜的石头房子和开阔的田野。这成了我的梦，我愿客死他乡，与世无争，只求做麦田里的守望者，把田田带大。
昨夜惊醒，田田站在我床前，用手蒙着眼睛，嘟嘟嚷嚷。她做了噩梦，梦见吸血鬼。我不知道她是否梦见过那幢石头房子。她告诉我，她总是在梦里飞翔，自由自在。看来事与愿违，她想远走高飞，留下无边的麦田和影子西斜的老父亲。
田田上初一，功课多，我得帮她做功课。我对数学一窍不通，只能磕磕绊绊带她穿过历史。历史课本相当生动，我也跟着上课。最近我们一起进入中世纪的黑暗：黑死病消灭了欧洲人口近三分之一；圣经译成英文前，仅少数懂拉丁文的牧师掌握解释权，这是导致教会腐败的原因之一。
一天她告诉我，历史老师宣布：考试成绩前五名的同学每人交五块钱，分数可再提高。其余同学都傻了，继而怒火中烧。田田考砸了，也加入抗议的行列。我跟着拍案而起：造反有理！我们全都上了当。原来这与历史课本有互文关系。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前，富人只要捐钱给教会，杀人放火，照样可赦免上天堂。老师略施小计，让学生外带个跟班的家长体会一下当时穷人的愤怒。
田田胸无大志。问她今后想干什么？她懒洋洋地说，找份轻松的工作就行。这好，我们那代人就被伟大志向弄疯了，扭曲变态，无平常心，有暴力倾向，别说救国救民，自救都谈不上。人总是自以为经历的风暴是惟一的，且自诩为风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东摇西晃。这成了我们的文化传统。比如，忆苦思甜，这自幼让我们痛恨的故事，现在又轮到我们讲了。田田还好，走开。我朋友一开讲，他儿子用英文惊呼：Oh；myGod！（我的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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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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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怎么活法？这是他们自己要回答的问题。
那天，午觉醒来，大雨撼动屋顶。看表，三点十分，田田正要下课。开车到学校，找不到停车位，开紧急灯，打伞冲进去。学生们正向外涌，一把把伞迎风张开。我到处找田田那件红绒衣。男孩子五大三粗，女孩子叽叽喳喳。我逆流而行。很快，人去楼空。我转身，雨停，天空变得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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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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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远处公路上的汽车像划不着的火柴，在夜的边缘不断擦过。鸟嘀咕，若有若无，破晓时变得响亮。白天，大概由于空旷，声音含混而盲目，如同阳光的浊流。邻居的风铃，时而响起。今年夏天，我独自留在家中，重新体验前些年漂泊的孤独。一个学习孤独的人先得有双敏锐的耳朵。
大学生们都回家了，小城空空荡荡。这是一年中难得的时光。酷暑只虚晃一枪就过去了。无雨。刚写完这一行，天转阴，下雨了。这是入夏头一场雨。
我每隔一天去锻炼身体，三年来，这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健身俱乐部在城东，我住城西，城小，开车不过十分钟。这家俱乐部设备齐全，一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开门。不一会儿功夫，我已大汗淋漓，环顾天花板上巨大的通风管道、四周的落地玻璃镜和锃光瓦亮的健身器械，还有那些在重力挤压下纵横移动的少男少女。看来人的精力总得有个去处，特别是在二十郎当上，否则革命、暴动或犯罪是不可避免的。
我回到杠铃前，又加了十磅，连举几下。有人跟我搭话，是个高大结实的白人小伙子，他自我介绍，叫乔（Joe）。而我的名字太难，在他的舌尖上滚了几下，滑落。“你练了几年了？”他问。“三年。”“从多少磅开始的？”“一百。”我注意到他胸前的牌子：私人教练。“你现在只举到一百三十。”他摇摇头。“你想不想块头大点儿？”“当然。”“你闭上眼，”他作了个催眠的手势，“想象自己会有多壮。”我迟疑了一下，闭眼，想象变成他那样。
我刚睁眼，他又说：“再闭上，把你想象得更壮些。”这回闭眼，我把自己吹得更鼓些，有点儿变形，像健美画报上的明星。“好了，你准能成为想象的那样。”他拍拍我的肩膀。“在这儿，我是最棒的，可以给你提供免费的训练。”
我有一张不太严格的时间表。早饭后，读一小时的英文杂志，然后开始写作，到中午。午饭很随便，用冰箱里的剩菜煮碗面条，就着啤酒以及当天的报纸邮件一起顺下去。这样会导致消化不良，尤其是报纸上的那些坏消息。于是午睡。这在美国，是生活在“体制”外的人的特权。下午或去健身房。或读读英文小说。我正读的这本叫《坏的爱情》。那的确很坏，和爱情无关，讲的都是犯罪心理。带着这种犯罪心理做的晚饭，别有滋味。天黑前，得花点儿功夫在院子里，剪枝、浇水、拔草。玫瑰今年开得发疯，那似乎是一种抱怨，被忽视的抱怨。我小心绕开蛐蛐和蜗牛，别踩着它们。小时候令我癫狂的蛐蛐，如今横在路上，赶都赶不走。晚上最轻松，我几乎每天去租盘录像带，这是美国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辛苦一天的美国人，只有经过充满惊吓、诱惑、欺骗、折磨的地狱之行才能入睡。晚安，美国。
我按约定时间，在俱乐部转了一圈，不见乔的踪影。他迟到了半个小时，气喘吁吁地向我解释：“堵车，你知道，可怕，总是这样……”没关系，再约时间，第二次我迟到了二十分钟，气喘吁吁地向他解释：“上学，你知道，没辙，得通过英文考试……”好，现在开始。先做准备活动，再赶鸭子上架。举重从一百二十磅开始，最后加到一百八十磅。我像个柠檬被彻底榨干。不停地喝水，无济于事。乔用尽英文中最美好的词来鼓励我，让我受宠若惊。同时也警告我：“我最恨别人说我做不了。”在最艰难的时刻，我咬紧牙关，也没敢说出这句听起来挺有人情味的话。最后他握着我的手，说：“你行，看见没有？你举的超过了你体重的三十磅。”
他把我带到用隔板隔开的办公桌前，问我对训练有何感想。我也用尽了英文中最美好的词。他点点头，拿出一张训练计划，问我是否愿意继续下去。我说当然没问题即使赴汤蹈火……
我突然煞住，这玩意儿别又得掏腰包吧？他翻过训练计划，背后果然是价目表。我傻了眼，想撤，已经太晚了。他申明大义，晓以利害：我鼠肚鸡肠，斤斤计较——最后达成妥协，他慷慨大方，在原订六次的训练计划上再加两次，这两次是免费的：我财迷转向，攥着一张三百三十美元的收据出了门，半天才找到汽车。
天空是一本书，让人百读不厌。我喜欢坐在后院，看暮色降临时天空的变化。我想起那年夏天在斯德哥尔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