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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变成一座城市,这事有点儿不可思议,我说的还不光是命名。
J·C·戴维斯西行,是被地形考察队召募去的。要说钱不少,又开眼界。上路时,心情平静,没什么可留恋的。他在俄亥俄州的农场长大,厌倦了那里的冬天和地平线。身为长子,他很早“下海”,做买卖、开旅店。中西部的气氛保守,直到二十三岁他完全没有恋爱经验。他口讷、实干,对生活不存奢望。关于加州,有很多说法,比如遍地是黄金,他怀疑。
戴维斯于一八四五年底来到萨克拉门托河谷,在帕幽塔河边定居。第二年秋天他服了两个月兵役。这一点,官方文件和家族记载有冲突。家人认为他从军的时间长得多,看来当兵光荣。那时候地便宜,一点二五美元一公顷,不到现在一盒烟钱。父子俩购置了两万公顷地,其中带围栏的占七千多公顷,有两千头牛、两百匹骡马,六百只羊和一百五十口猪,于一八五八年被评为加州最好的农场。
(乌鸦开始落在他们家树上。)
二
我感到烦躁。
我到B街的商会兼游客中心。铃铛一响,一位小姐迎出。我说明意图,她指着花花绿绿的架子,让我随便挑选。都是垃圾。再问。“问得好,”她打开电脑查找,很快,摇摇头说,“对不起,我们没有本市的历史资料。”我回声般的作了删节:“没有历史。”
…
乌鸦(2)
…
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对戴维斯是个转折点:加州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火车在这里通车。最初在图纸上,铁路从戴维斯农场西边四英里处擦过。终成人间正道,除了父子俩施加的影响,恐怕主要还是出于地势上的考虑,避开洼地。历史有时是由空间决定的,否则戴维斯只是人,而不会变为城市。
J·C·戴维斯请客,上等的那帕(Napa)葡萄酒和烤鹿肉。三位铁路公司的客人中,有个留小胡子的最讨厌,带纽约口音,不停地说下流笑话。戴维斯知道,他是决策人。小胡子喝得烂醉如泥。临走,戴维斯往他口袋里塞了个信封,其中数目他从未告诉任何人。
我开车去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老城的火车博物馆。那些擦得铮亮的蒸汽火车头——现代古董,吸引着参观者的注意力。在背景的雕塑群中,三两个留长辫的华人在山上搬运石头。但所有文字说明都没有提及,华人是当年修铁路的主要劳力,历史学家在度假,多少悲欢离合,乌鸦看到了,不说。
铁路给戴维斯带来迅速的繁荣,当年有人作如下描述:“小镇整齐,五百余人。橄榄街是主街,建得较密,木结构,多为一层。小镇有木料场,车铺铁匠铺,商店发廊,三家旅社,一个饭馆,还有马棚鞍具店和几处小市。教堂正在建造中,本季度竣工。”
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小镇因J·C·戴维斯得名。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加州,粮食代替了黄金,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像戴维斯农场这么大块地,谁在上面干活?最初的劳力是印第安人,逐渐被华人取代。铁路修成了,赶上下岗,工转农,正好。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三万华人在萨克拉门托和圣华金河谷当苦力,占加州农业人口的87。5%。
(J·C·戴维斯学会了几句中文“你好”、“吃饭”、“干活”,还有中式英文“longtimenosee——好久不见”,甚至会用中文点菜“炒碎”。)
我注意到语言交换的结果。在周末的农贸市场上,常见到在青纱帐潜伏了好几代的华人来卖菜,除了不会说中文,他们跟北京街头的乡下小贩没什么两样。
J·C·戴维斯开了全县第一家乳酪厂,又和查尔斯上校等人在河上建起缆绳摆渡,如日中天。
他付给船夫托马斯十六美元的夜班费,搭船从萨克拉门托过美国河到北岸的查尔斯上校家,这笔开销传出去,令人咋舌。去干吗?上校有三个女儿,戴维斯是众多的追求者之一。戴维斯头一次在上校家见到小女儿玛丽,她还是个孩子。没几年工夫,让人另眼相看。上校对女儿们管束极严,他很少有机会跟玛丽说话。在上校家的一次舞会上,他请玛丽跳舞。他多喝了几杯,动作笨拙,逗得玛丽直笑。他们溜到后花园。玛丽的笑声引起了查尔斯上校的注意。他对戴维斯的印象不错,话不多,精明强干。他派人调查过,仅摆渡一项,每月收入近万元。
戴维斯于一八五○年和玛丽结婚。据一八五○年人口普查上记载,戴维斯二十七岁,来自俄亥俄州,乳酪制造商;玛丽,十五岁,密苏里人。
其实乌鸦和人有一种共生关系,它们热爱人类,循其足迹,蹭吃蹭喝。有人类的弱点,怕孤独,呼啸成群。它们肯定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只不过人对此没有耐心罢了:天下乌鸦一般黑。
从统计表来看,本市人口,一八九一年七百,一九一七年近千,一九四○年一千六,一九五○年突变到九千,现在翻了几倍,约五万。继铁路出现后,一九○六年开办农业学校,又转成加州大学的分校,这是人口急剧增长的原因。
我贪杯,在黑暗中,像吞吃了烂果子的乌鸦,摇摇晃晃。我们的主角被遗忘了。我敢说,本市居民,很少有人知道他——J·C·戴维斯,他的一生,他的悲欢离合。
(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阳光闪耀在帕幽塔河上,风车转动。)
J·C·戴维斯和玛丽的独生女,三岁的阿美利亚(Amelia),和父亲在磨坊玩耍时,摔成重伤,不治。心碎的父亲发疯似地拆掉磨坊。玛丽告诉别人:“孩子死后,我们做父母的再也没有成功感了。”
连年的干旱和病虫害,加上内战后的高税收,农场开始走下坡路,J。C。戴维斯把地陆续卖掉,搬到萨克拉门托。他晚年担任公职,官拜街道专员(相当于我们的街道居委会主任)。他死于一八八一年十月五日。
我得承认,到目前为止,研究进行得不顺利。原因很多,比如缺乏史料,我英文不好。更主要的是,死者拒绝敞开内心。我的嗓音有点儿异样,带有乌鸦叫声中的烦躁。我自以为可以获得乌鸦的高度,那完全是一种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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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的故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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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我们在北京的大杂院养过只猫,叫黄风。它总是居高临下,从房顶俯视我们人类卑微的生活,总是骄傲地竖着尾巴,像一根旗杆。记得那天我从办公室用书包把它带回家,洗完澡,它一头钻进衣柜底下,最后终于探出头来,我们不禁打了个冷战:一个世界上最小号的鬼。黄风祖籍不可考,必是野猫无疑。它从不恋家,吃完饭掉头就走,不饿绝不回来。我们住的说是五进院,其实早被自盖的板房挤压成胡同,而我家的小厨房恰好盖在那胡同的顶头。夏天做晚饭时,只见黄风竖着比它高数倍的尾巴大摇大摆地回来,检阅着分列两边半裸着乘凉的人们,那些摇动的蒲扇让人想起古代的仪仗队。最终黄风和它的情人私奔了,翻越海浪般的屋脊,弃我们而去。
我的女儿田田对巴黎的狗品头论足,都不甚满意。最后在一家美容店门口碰见条比巴掌稍大些的哈巴狗,系着粉色蝴蝶结,让田田看中了。那狗边叫边打喷嚏,愤怒得像个摇头风扇。田田忍不住上去抚摸,竟被它咬了一口。
我带田田从巴黎到美国,她妈妈也从新加坡赶来,我们在北加州的小城戴维斯团圆,安家落户。狗仍是田田的主要话题。我带她去宠物商店,查阅报纸,向朋友们打听。待我从英国出差回来,田田挡在门口,再让开,竟是两只刚出生的小猫。宠物商店的一张领养广告像命运,把这两只小猫带到这来。从狗跳跃到猫,大概就像从猿进化成人,总有某些连上帝也无法解释的疑点。这是孩子的特权,谁也跟不上他们的思路。
这两只小猫虽是兄妹,却毫无共同之处。哥哥奇相,全身浅褐色,但小脸和四肢焦黑,好像到墨池里偷喝过墨汁。妹妹则是只普通的带黑色条纹的灰猫。我和田田给它们起名字,绞尽脑汁。最后把田田常挂在嘴边的动画片《狮子王》里的咒语“哈库那玛塔塔(Hakunamatata)”拆开并简化:哈库和玛塔。
哈库生性敦厚,富于冒险精神。它对人很傲慢,爱搭不理,穷极无聊时也会蹿到你身上,纯属好奇,看看你怎么吃饭、写作或与人交谈。玛塔胆小、警觉,见人喜欢撒娇打滚,但随时准备逃窜。它的尾端有个弯勾,大概出生不久被门夹伤过,这不愉快的童年经验将伴其一生,可没有一个心理医生能跟它说清楚门是怎么回事。
有了猫,我们租的单元永远门窗紧闭。哈库和玛塔天天闯祸,在床下拉屎撒尿,掀翻纸篓,在新买的意大利皮沙发上磨爪,防不胜防。我只好充当警察,关门打猫,没有证人,总不至于被防止虐待动物组织告到法庭。每当我狂怒地向猫扑去,田田总是拦着我,又哭又喊,让猫儿们及时逃脱。有时转念一想,猫若大一百倍就是虎,田田得反过来,得为我求情。
不久我们买了房子,哈库和玛塔获得解放。我们请人在大门上装了个小门,为猫。它们对自由的试探最初是谨慎的,转而变成狂喜。我们院子后面是一片开满野花的旷野,金灿灿的。哈库和玛塔在其中跳跃,像犁开处女地的最初的沟陇。
自由当然也有代价。朋友说猫在户外一定要打防疫针。动物医院就在附近。哈库和玛塔对医院的味道天生反感,再加上狗叫,让它们战栗、哀号。回到家,它们的目光充满更多的敬畏和焦虑。几个月后又作了去势手术,这更加痛苦的记忆,让它们悄悄绕着我走。我像独裁者一样孤独。
起初,哈库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常常失踪。幸好在它的脖子上挂着铜牌,写明通讯处。电话往往在我们绝望时响起,原来哈库走累了饿了,乞讨到别人的门下。哈库的路线越走越远,如果不是有一天被狗咬伤,它大概会像黄风一样消失。那天早上是田田发现的,它前腿上的皮毛被撕去一大块,露出渗着血珠的白肉。哈库一声不吭,舔着伤口,并领悟了那只狗传达的信息:我们的世界是凶险的,哈库从此不再远行。有时跟我们散步,只要闻出异己的味道,撒腿就跑。
去势后,哈库和玛塔更加百无聊赖,除了每日三餐,整天昏睡不醒。我忙得四脚朝天,有时会突然对猫的生活充满嫉妒,恶意地把它们弄醒。它们眯起眼,似乎看清我的意图,翻个身,又呼呼睡去。若把它们和黄风相比,大概还是黄风更幸福些。北京胡同独特的地形、居住密度和风土人情都给猫带来无穷的乐趣。吃的也没有人造猫食这么单调。我们当年总是专门给黄风买小鱼,精工细作。而哈库和玛塔对鱼最多闻闻,然后转身走开……
它们的味觉已经退化。更重要的是它们完全被剥夺了谈情说爱的权利。北京的猫大多不去势,夜半时分,叫春的声音此起彼伏。再有当年北京不许养狗,猫的世界安全得多。
不过哈库和玛塔也会找乐,它们常常叼回蛐蛐、蜻蜓、小鸟甚至老鼠,作为战利品向我们邀功。它们的叫声变得很奇怪。这残酷的游戏,得由我们来收拾残局。一天早上,我发现地毯上有只雏鸟,嗷嗷待哺。田田把它装在铺着毛巾的小盒里。鸟妈妈就站在后院的电线上像高音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