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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心血来潮，翻墙，跳上一辆南行的列车。头天晚上，彭刚去图书馆偷书，摔坏了胳膊。第二天芒克和父亲吵翻来找他，他扯掉绷带，上路。他们在信阳和武汉两度被赶下火车。钱花光了，只好变卖随身衣物。彭刚让芒克用仅剩的五分钱去洗把脸，然后找个漂亮姑娘乞讨。最后还是个好心的女干部帮他们安排回家。
我是那年秋天认识彭刚的。从彭刚家的后窗能看见那堵灰色的砖墙。火车驶过，震得玻璃哗哗响。我得承认，那是一种诱惑。后来我的免费旅行也是从那儿开始的。
彭刚的画让我震惊。我当时就我有限的人生经验判断：此人不是天才，就是疯子。他的画中，能看到那次旅行的印记：表情冷漠的乘客、阳光下燃烧的田野和东倒西歪的房屋。他很大方，让我随便挑选，我卷了几幅，回家悄悄藏在床下。
彭刚长相怪，有点像毕加索蓝色时期中的人物。他最常见的表情是嘲讽，眼睛细长，好像随时向这世界瞄准。说话正是瞄准后的射击——快且准。他精瘦，而冬天只穿一件单衣，影子般瑟瑟穿过大街小巷。那年冬天，我们很快熟络起来——截然不同的性格刚好互补：我正寻找烈酒般的疯狂；他呢，他的疯狂需要个容器。
他把日记给我看。他父亲是个工程师，死于迫害。在得知父亲死讯的当天他写道：我要有颗原子弹，一定和这个世界同归于尽。另一篇是他两年前自杀时写的。他吞下半瓶安眠药，再用刀子把大腿划开。字体变得歪斜，描述却极其冷静：血渗出来，从白花花的伤口，并不太疼……看来死亡就那么回事……日记中断，他突然想活，挣扎着冲进附近的医院求救。那年他才十六岁。
时隔二十五年，他仍有自杀冲动，不得不让人佩服。
一天回家，女儿告诉我有个叫彭刚的来过电话，吓我一跳，赶紧打回去。他嘿嘿笑着，听起来绝非在阴间。因为他多半用英文，谈的又都是美国现实：钱、电脑和工作压力。你知道，这儿，钱就是权力。他是从图书馆的电话簿上找到我的。自杀？谁？我没功夫自杀。他住的离我不远，开车只要两个小时。见面？当然，哎，最近太忙……
想当年我们三天两头见面。他是个恶作剧的天才。在饭馆吃饭，他顺手把盘子和茶壶塞进书包；或旁若无人，从副食店牵走个西瓜。我们去白洋淀的小镇赶集，只见他拎着篮子，沿一个个摊子晃过去，边跟老乡攀谈问价，边把蔬菜瓜果装进篮子，让对面的老乡看得目瞪口呆。
那是哪年？对，一九七四，是夏天。一行六七人，从北京搭火车混到保定，出站时被抓住。我们声言在白洋淀插队，没钱。警察不信，挨个搜身。彭刚耍贫嘴，被搜得最彻底，连鞋都脱了。我显得最本分，警察草草了事，放人。而钱都藏在我身上。
回首往事，大可不必美化青春。我们那时一个个像孤狼，痛苦、茫然、自私、好勇斗狠。当然总有些美好的时刻。记得我和彭刚、芒克划船去县城打酒，是那种最便宜的白薯酒。回来起风，越刮越大，高高的芦苇起伏呼啸。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轮流奋力划船。第二天，在邸庄插队的朋友那儿过夜。赶早集，彭刚窃得瓜菜一篮，做成丰盛晚宴。酒酣耳热，从短波收音机中调出摇滚乐，彭刚和陈加明欣然起舞。两个精瘦的小伙子像蛇一样盘缠摆动，令人叫绝。入夜，余兴未尽，荡舟于淀上。水波不兴，皓月当空。天地父母，可容得逆子远行？
今年春天，一位当年的老友来访。我们给彭刚打电话，他用英文惊呼见鬼，开着红色的尼桑新车，带来法国香槟和爱尔兰啤酒。他从毕加索的蓝色阴影中走出来，比以前宽了一倍。脸上多肉，很难再召唤早年的嘲讽。眼睛也已倦于瞄准，说话照旧很快，夹杂英文，像散弹，射向噩梦般的工作压力。
要说他在美国算很成功了，在匹茨堡拿到博士，在哈佛工作，又转到伯克利著名的量子物理实验室做研究。三年前，他改行搞电脑，在硅谷找了份不错的差使，正步步高升。也怪，他竟没回过国，十五年了。
彭刚当年在北京的圈子里是有名的疯子。除了生活放纵，恐怕更主要是指他那诡谲多变的画风，和官方控制的艺术潮流完全背道而驰。有一回，他也试着参加官方的画展，那是幅典型的表现主义作品。画的是个菜市场的女售货员，丑陋凶恶，一手提刀，一手攥着只淌血的秃鸡，池子里堆满了宰好的鸡鸭鱼肉。负责选画的人把他叫去，先上下打量一番，问：“这是你画的？”他点点头。“念你年幼无知，这回就饶了你。还不快滚！”
他擅长讲故事，不少是美国电影。我还记得《第六棵白杨树》，他讲了一个半钟头，连比划带口技，加上即兴配乐，听得我热泪盈眶。其实他并没看过，也是听来的。据说前边那位更绝，讲了两个半钟头，比电影还长二十分钟。我来美国到处找这片子，竟没人知道，它说不定只是汉语口头文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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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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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初，我的朋友赵一凡被捕入狱，他是地下文学作品的收藏家。风声紧，我开始转移信件、手稿，和朋友告别，做好随时入狱的准备。找到彭刚，他跟他姐姐借了五块钱，拉我到新侨饭店的西餐厅，帮我分析案情，传授他两次入狱的经验。出来，北风肆虐。他拍拍我的肩膀，没多说，黯然走开。拖了几个月，竟没警察上门，我又开始活动。
我和彭刚之间出现裂痕，像酒和瓶子互相厌倦。我们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那是从朋友处出来，搭二十二路末班车，坐在车中间的连接器上，我们随之颠簸转动，窗外的光影变幻不定。
此后我们很少来往。
一九七八年底《今天》创办时，彭刚已考上北大化学系。他偶尔到编辑部坐坐。我提醒他，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别忘了那次喝酒时的承诺。他咧嘴一笑，说：“有个人跟每个朋友许愿：我要有条船，一定把你带走。后来他真的有了条船。但太小，只能坐俩，不可能带走所有他曾许过愿的人。他只好上船，向众人挥挥手，再见啦。”不久，彭刚只身来了美国。
十八年后，我给他打电话，再次提醒他别忘了给《今天》写稿。他这回不再提那条船了。“太太刚生了孩子，我除了上班，又开了个公司。没辙，有项专利嘛。老实说，睡觉的功夫都没有。嗨，过日子，得还清房子贷款，得给儿子攒学费。以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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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来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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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着陆一小时了，仍不见影子，让我捏了把汗。美国国会刚通过的限制移民的法案，由电脑网络输进所有机场移民官员的大脑，映在脸上，肯定雪上加霜。老刘终于从自动门探出头来。八年没见，他明显苍老了，让我想起他父亲。他穿的竟是那件七十年代就穿上的土黄色羽绒服，领子很脏，袖口磨破，好像有意嘲笑由林同炎先生设计的旧金山国际机场，旅客们正由此飞向未来。
我们开车回到过去。他一上车就要抽烟。无奈，只好开窗，烟缕在风中急剧抖动。屈指一算，我们认识已有二十五年了。一九七二年春天，中学同学唐晓峰神秘地告诉我，他的邻居是地下艺术团体“先锋派”的“联络副官”，这两个称号具有同样的吸引力。老刘在工厂当钳工，但文质彬彬，像个旧时代的文人。他刚从大狱里放出来，仍像个犯人，缩在双层铺和小书桌之间，给我讲狱中的故事，他立志要写出来。经他介绍，我认识了“先锋派”的“猴子”——也就是后来的芒克，又通过“猴子”认识了彭刚，其实“先锋派”也就这两位，再加上联络副官，三人行。
第二天，老刘系上围裙，麻利地操刀掌勺，给我们做饭。他在波兰开了家中国饭馆，生意兴隆。1990年夏天，他去了匈牙利，混了半年，又转战波兰。诗人一平，跟我讲起在波兰的奇遇。街上问路，他正好问到一家中国饭馆。有人应声，从地下推开扇窗户，爬了出来，满脸烟熏火燎，露出白牙——正是老刘。先有免费打工的铺垫，才有后来的发展。他攒钱，在大学区盘下家小馆子，当起厨师、红白案、采购、会计，兼老板。
老刘的变化让我目瞪口呆。八十年代，我们这帮人里，顶数他日子过得滋润。他为香港中新社到西藏拍纪录片，赚些外快，购置了电器和罗马尼亚家具。要说不在钱多少，而是一种态度：人生难得几日闲。他经常备上酒菜，请朋友聚聚。他说话和时代节奏成正比。起先慢条斯理；商业浪潮来了，带有间歇性停顿；他卷起铺盖上路了。
和老刘相比，实在惭愧。在国外，除了靠奖学金，靠母语在学校混混，我还能干什么？所谓先生存，后发展。文人自己种稻做饭，自然不必“为五斗米折腰”。
对美国，老刘最初的反应是谨慎的。他仔细比较价钱，从生姜到汽车；他收集饭馆的菜单，留意报纸上的分类广告。我终于从他眼睛里看到了什么。我也从欧洲过来，知道一个中国人在另一古老文化中的失语状态，知道那随经济浮动的排外情绪，也知道新大陆呈现的种种幻象。老刘想和他的美国梦一起留下，但美国移民局的答复是：您留下梦，走人。
七十年代，我和老刘常结伴出游，去过白洋淀、五台山等地，没想到如今可走远了，远得望不到家、回不成家或干脆不想回家了。七五年秋天，我和父亲吵架，一怒之下和老刘上了五台山。那颓败的庙宇和稀疏的松柏沐浴在夕阳中，呈凄凉之美。我们认识不少和尚，多是农家出身，质朴可亲。有位尼姑是四十年代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为何出家？必有一段隐情才是。
在昏暗的光线下，她满脸褶皱，目光清澈。谈得投缘，我们把一本任继愈关于佛家思想的书送给她。最后钱用光了，我们经大同扒火车回北京。快到北京时，我们为在哪儿跳车吵了起来。老刘执意要在远郊的小站下，我认为目标太大。俩人脸憋得通红，怒目相视。最后还是在北京站下车，翻墙逃脱。拐进前门一家澡堂子，泡了个热水澡，躺在铺板上，抽烟，望着天窗，我们才开始说话。
话说回来了，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老刘的两次婚姻都失败了。现任妻子和他在一起开饭馆，仅仅因为在国外手续复杂，离婚一拖再拖，拖得两人都没脾气，只能将就。情人节快到了，我女儿偷偷问我：“为什么刘叔叔买了两张情人卡？”我怎么解释？一张给妻子，出于习俗和生活惯性，另一张是给波兰房东的女儿，那是真情。老刘请我把他的题词译成英文，再抄在情人卡上，但他连情人的名字都拼不准。我为他感到悲哀：除了有限的波兰饭馆用语外，他用什么来表达？但这毕竟是他仅有的阳光，在烟熏火燎的异地他乡。
老刘生性温和，知书达理。按一平的话来说，他是个毫无侵略性的人，在此伤天害理的年月实属少见。祖上是河北农民，若无革命，他很可能是个乡下秀才，度过平静而儒雅的一生，时代改变了脸，让他入大狱，做苦工，险些病死在铁栏杆后面。而这狱中经历成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