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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耀邦正式到中组部上班，召开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动情地讲了许多话。组织部不少同志向笔者回忆说，耀邦这次见面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那句话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耀邦说：“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他说这一时难以说得清。他说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这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河北丘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究竟伤害了多少自己人，也没法说得清。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案，如被捕被俘人员问题、延安“抢救运动”的遗留问题、“红旗党”与其他一些地下党的悬案、一直推到当年苏区的大杀“AB团”的冤案，等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谁能说得清？所以说，这叫“积案如山”！
耀邦说：对于建国后和“文革”中每一项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被冤屈同志的政策，固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战争环境的影响，还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阻力是很大的。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还是很多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难其苦都如登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步履维艰”！
耀邦说：不管如何“维艰”，我们也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为此，他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两个要求：
一、要求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一扫这些年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郭玉峰们过去紧跟“四人帮”们的那股习习阴风一扫而光。
二、“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散会后，他立即采取了一个大动作：把中组部所有还在“靠边站”的老同志——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蹇先任、陈野苹、何载、吕枫等几十位部局级老干部，一一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谈心，说是“与很多老同志好久不见面了，叙叙旧”。他请这些老同志帮他分挑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担。
谈完话，他立即给这些老同志分配了工作——
杨士杰，协助统管整个中组部工作，等中央批准后再正式宣布为副部长；
陈野苹、蹇先任负责老干部接谈组，专门接待来访的老同志；
章蕴、曾志两位老大姐负责已经作了结论的老同志的工作分配，具体事务由吕枫负责；
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干审局，有一位局长和六位副局长，其首要任务就是落实干部政策。不久，曾被错划为“右派”的何载，就接任了这个局的局长……
如此放手大胆、雷厉风行，是中组部很多同志始料未及的。从此，“党员之家”美名重新大振。1978年1月，即耀邦到中组部安排就绪后的第一个月，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全月来信达六麻袋。
重振“党员之家”“对夏衍、楚图南……这样的老同志，怎么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
在这许多来信中，有一封原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二百零五位干部的联名信。由于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原属一千多名干部中的八百多人已被分插到有关各部，只有这二百零五位干部一直“没人要”，特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求助。
他们在信上说：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我们都欢欣鼓舞，振奋异常。但身染极左路线遗毒的一些人一直剥夺了我们的工作权利，还说我们是“社会糟粕”。我们强烈要求继续为党为人民服务。
信末署名的有副部级干部五人，司局级干部十四人，处科级干部八十六人，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科级以下干部一百人，其中包括曾担任对外文委副主任的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忠经等同志。
耀邦看了信愤愤地说：“这简直是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的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他随即指派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小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了一个工作组，由干部组的成员成鞘伯带队，前往调查研究。
工作组兵分数路，跑东城走西城，一一看望了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同志，分别召开了七八次座谈会，请所有长期受压抑、遭冤苦的同志畅所欲言。这二百零五位同志都深受感动。他们表示：没想到给中组部的信发出不久，中组部就派人深入了解下情，“党员之家”的传统终于又回来了。有人在座谈会上当场赋诗抒怀：
一年两年十余年，只耗草料不耕田；
等闲白了少年头，原来“四害”是祸源！
一月二月三四月，除了“四害”心欢悦；
东风浩荡春光好，只争朝夕情切切！
工作组更是快马加鞭。他们前后忙了十余日，关于这些同志为何久久不能安排工作的《情况简报》就送到了耀邦面前。耀邦阅后批下这几行字：
①这个材料很值得一看；
②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做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
③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办法。
依照这个批示，中组部立即从中央有关部委借调来一批干部，把临时的干部分配组充实后改称为干部分配办公室，吕枫为主任，下设若干组，不但迅速解决了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二百零五位同志的工作安排，还统一领导了对中央各部委“靠边站”的六千多位干部的工作分配。
重振“党员之家”“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消息疾如风，迅速传遍中央各机关、各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中央民族学院（即今天的中央民族大学）讲师郑仲兵听说中央组织部果真又成了“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立即用街道公用电话给中组部打电话，明言要找胡耀邦。接话的人回答：“耀邦同志现在已外出办事，由上访干部接谈组负责人陈野苹同志接谈行不行？”仲兵说了声“行”，就与陈野苹在电话中谈了起来。
郑仲兵说：“‘文革’之初，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条》，滥杀无辜，我私下表示过不满，并说过谢富治、江青、中央文革与林彪也有摩擦等，就被打成‘诋毁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两次被关进监狱，后来在干校土牢中又被关了四年，遭到长时间的折磨，差点送了命。现在粉碎了‘四人帮’，虽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段冤情一直无人予以昭雪，能不能请耀邦同志在百忙中过问一下。”
“好的！”陈野苹说，“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不久，中央民族学院校园里的几只大喇叭同声呼唤郑仲兵，要他听到广播立即赶到院党委办公室有要事传达。郑仲兵听到广播怦然心动，不知为何声势如此之大。他满头大汗地跑到院党委办公室才得知，原来是胡耀邦要他火速去谈话。等他倒了两次车赶到中组部，又不巧：耀邦正临时主持一个紧急会议，他指派中组部宣教局长代他接待郑仲兵。
“我受耀邦同志的委托，向你传达几句话。”这位局长说。“耀邦同志说：一、这些年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问；二、你的问题很快就会圆满解决；三、请你写一份有关谢富治问题的材料。耀邦同志等着要……”
后来，郑仲兵写的这份材料，也被列为中央发布全党的“谢富治指使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的依据之一。
而且在郑仲兵与中组部的同志接谈后不久，公安部就给郑仲兵作出了平反结论，结论写道：“两次对郑仲兵同志拘留审查，是由林彪、‘四人帮’及谢富治的迫害所致，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公安部几位局长会见郑仲兵时指出：平反结论是胡耀邦同志指示，赵苍璧部长布置，凌云副部长负责写出来的。
1979年秋，正值胡耀邦兼任中宣部部长时，郑仲兵被调到中宣部工作，他感到无比欣慰。
重振“党员之家”耀邦在自家接待了申诉沉冤的恽逸群和秦川
一天，著名老报人恽逸群，来京申诉他的延绵26年的沉冤。
这是一位1926年7月北伐战争刚开始时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当年他才21岁。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的第二年，他是其家乡江苏武进县的中共县委书记。1932年奉党的指派进入上海新闻界，先后担任过《立报》主笔和《译报》、《导报》总编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相继担任过《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和社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上海解放后，出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和社长兼华东新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等职，并且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前身青年记者协会创始人之一。
1950年，恽逸群的做缝纫活谋生的同父异母大姐恽清芬，因老家五亩地出租，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并被挟嫌报复的流氓恶霸打伤。恽逸群给华东土改工作委员会和中共苏南区党委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并请求允许其姐进医院治疗。华东土改会和苏南区党委派员调查并征求了恽逸群的意见。恽逸群表示：此事如何处理悉听当地领导机关决定。
1951年“三反”运动开始。恽逸群因曾将《解放日报》相当于两千个“折实单位”（每单位等于大米一斤、麦粉一斤、煤球一斤、龙头白布一尺的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