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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琏记得丁玲写的信和材料都印发给所有领导同志和有关同志了，不记得多少次。周扬随即派人找丁玲作了核对，发现有一封信并没有被印发，又立即派人以“清理文件”为名，搜查了李之琏的办公室，从文件柜中搜出了丁玲写给机关党委而没有被印发的有关周扬的那封信。
周扬如获至宝，说这是丁玲写给李之琏的“反党密信”，是李之琏与丁玲“合谋翻案的罪证”，是“私藏变天账”。
李之琏申辩说，在印发过丁玲等人的信和材料之后，周扬曾当着陆定一和张际春的面质问他为什么“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所以对丁玲后来写的这封信才没有印发；但他作为机关党委书记，对任何一个党员交给组织上的材料，又不能弃之如废纸，谈不上什么“私藏变天账”。
周扬越听越火冒三丈。他怀疑李之琏之所以了解他的许多情况，《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公木（张松如），可能是这些情况的来源之一。因为他知道，公木与李之琏在延安时，曾共同在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习过。在这之前，李之琏在1932年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委员时，公木作为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曾与李之琏共同参加过党所领导的文化活动。1932年冬，鲁迅在师范大学操场上演讲和1933年4月25日追悼李大钊的游行，他们二人又都是参加者。后来都到了延安，他俩又在一起学习，准备党的“七大”召开后一同奔赴敌后的……
周扬遂决定把正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访问的公木急电催调回来进行批判，追查他与李之琏的“交往”和向李之琏反映过哪些“问题”。究其实，公木在作协党组讨论丁、陈问题的座谈会上，也讲过一些周扬不中听的正确意见，周扬就对他也怀恨在心，非要把他整倒不可。所以当公木从国外归来虽然什么也没交代，也被划为“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的同伙。
关于对丁玲历史问题的处理，周扬给李之琏扣上了“美化叛徒”的帽子。张际春对这种故意违背事实的随意乱说，非常反感。他在大会上发言说：“专门小组给丁玲作的历史结论，是集体讨论，多次修改，逐字逐句通过的正式文件；即使有所谓的‘错误’，也不能由李之琏个人负责！”
个别群众对张际春的这一实事求是的说明，当做是为李之琏“开脱”。周扬看到了会议《简报》有关这个情节的描述极为赞赏，说“这个意见是提得好的”。张际春就此再不参加批判李之琏等人的大小会议。
但是，周扬觉得，只在丁玲等人问题上拼凑李之琏们的“反党”材料还远远不够。他又打电话，又登门拜访，想方设法去找过去同李之琏共同工作过的人，向他提供李之琏的“反党”线索：“肃反”运动后期，李之琏曾作为文教部门的代表代替张际春，参加过中央“肃反”五人小组的工作，为此，周扬就去拜访罗瑞卿；大军渡江后直到1954年初大区撤销，李之琏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先后担任过组织部秘书长兼纪律检查委员会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兼纪委副书记和党校副校长，为此周扬又去找了当时也在中南局担任纪委书记的钱瑛和统战部长的张执一。结果他不是一无所获，就是遭到被访者的拒绝。可当他回转身来，却在大会上大放空炮，以壮声威。他对李之琏说：“你不要以为过去你熟悉的人都对你有好印象，现在他们对你的看法也改变了！”
对李之琏和中宣部机关党委其他几位副书记的批判会，从开始发动到最后处理，都是周扬一手操纵的。但是最后，却以机关党委的名义，向党中央写了一个关于李之琏等人的错误的报告，完全剥夺了被批判者申诉的权利。
1958年8月14日，在景山公园西边的三座门军委礼堂，召开中央各宣传文教部门的党员骨干大会，并吸收党和国家其他部门的代表参加，由张子意报告东拼西凑的李之琏等人的“错误”，并宣布已被中央批准的“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的处理结论：李之琏被定为“极右分子”，黎辛被定为“右派分子”，都开除党籍；张海和崔毅被定为“反党分子”，都留党察看两年；四个人都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李之琏从行政七级降为十三级，其他人也都从原来的级别下降四级或五级。处理结论一宣布完，李之琏和黎辛就被喝令退出会场，然后再由陆定一向到会的党员们发表讲话。
李之琏本想，在大会上当众喊冤，但又觉得那是白费力，因为中央已经有了处理结论。转而一想，又觉得这像是一出神使鬼差的滑稽剧——导演与演员们本没有共同的意志，却能完全合拍在一起。他不知道对这出滑稽剧应该如何去评价：“难道开除一个党员就好像捻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吗？”
当他走出礼堂的时候，扑面阳光普照，他立刻抑制了这种忧愤的情感。他回想1929年自己十六岁就加入了党所领导的反敌大同盟的反帝反蒋地下活动，1930年考入北平大学的法商学院后不久，又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因被叛徒告密而遭国民党逮捕，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但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在狱中秘密党支部担任了支部委员，领导政治犯们同敌人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斗争。1937年5月刑满出狱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在党的指示下回到自己的故土——河北省蠡县发动群众武装抗战，后历任冀中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兼军区直属部队政治处主任和党总支书记；1940年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到了延安。因“七大”延期而先后进入八路军军政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了整风运动。1945年参加了“七大”后，日寇投降，跟随林枫等人去了东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秘书兼干部科长、东北局党校教务处长，后又去了中南局和中央宣传部……从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多少年来没有做过不利于党的事，现在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是非分明的。
他回到沙滩的宿舍，挥毫写下四行诗：
酷刑可以摧残生命，
不能泯灭人的魂灵；
念党光荣伟大，
真理定会再生！
他每天照样去中宣部继续上班。没有工作，他就看书看报，参加支援古巴的大会……直到被周扬一眼瞅见，才被正式通知“不要再到办公室来了”，他才停止上班。
不久，他宿舍的电话机也被撤了，汽车也被收回了，秘书被调走。熟人变成陌生客，朋友也不再往来……
一天，他被通知去机关党委看对他的处分决定。这个1958年8月5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极右分子李之琏党籍的决定》是这样写的——
第三届机关党委全体同志一致拥护中央批准的中央宣传部《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立即撤销李之琏现任机关党委委员和书记职务并开除其党籍。
《决定》有一个附件，叫做《中共中央宣传部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极右分子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列举李之琏的“主要反动言行”一共有四条：一、鼓动丁玲并同她合谋翻案；二、反对“肃反”运动；三、写反党作品诬蔑转业军人；四、1934年被捕后叛变党。给他戴的帽子也有四顶：“阶级异己分子”，“极右分子”，“叛党分子”，“反党集团首恶分子”，另有“野心家”、“阴谋家”等头衔。为了节省篇幅，现仅将这《结论》的第一条全文转述如下：
反对党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阴谋推翻中央1955年12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他首先以“根据不充分”、“手续不完备”为借口，保留了陈企霞、李又然的党籍。他掩盖丁玲的叛党历史，把她美化成一个革命战士。在他提出的审查结论的初稿中，不写丁玲是自首变节，而写成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行为”。强调丁玲在被捕期间曾进行“对敌斗争”，坚持要把丁玲在南京变节后三年多的历史计算党龄。帮助丁玲向党提出有关她历史结论的三点保留，以欺骗和愚弄组织。鼓励和帮助丁玲、陈企霞翻案，唆使他们写“申诉书”，并广为印发陈企霞向党进攻的“陈述书”。完全按照丁玲的意思对丁、陈问题进行所谓重新查对，力图为丁玲、陈企霞开脱。丁玲直接寄给他的一封为自己辩护、诬蔑周扬同志和作协党组的信，要求不要给周扬同志和作协党组负责同志传阅，他完全照办。他还散布“1955年斗争丁、陈反党集团搞错了”、“丁、陈反党集团案完全能否掉”等谎言，并在“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会上说：“丁、陈问题搞错了”，企图在“八大”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陈企霞给他的信中公然诬蔑党对自己的斗争是政治迫害，李之琏予以默认；丁玲给他的密信中竟说：“翻身有日、有重见天日的可能了。”1957年5月，他亲自在《宣教动态》上一条关于文艺界情况的消息中加按语说：“丁、陈问题自1955年作协党组的报告通报全国后，起码到现在还未做出结论。”企图在全党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中央搞错了的空气，以配合右派的进攻，推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看了这一条，就可以想见其他三条“罪名”是如何罗织的了。李之琏不信这是党对他的最后处理。他要求回到农村去：是黑是白，日久自可分明。
这要求，得到了机关的批准。
1958年12月，他到了河北省承德地区青龙县的农村……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温济泽之被补“右”就简单多了：只因转达了有关周扬的一个说法
温济泽从延安到北京，直到被补为“右派”，都在新闻界、科普界和青少年读者中大名鼎鼎。
他1938年到延安，就在陕北公学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概论和社会发展史，编写了《自然发展史提纲》和《社会发展史讲义》；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参加调查研究国民教育并编写《中国现时国民教育问题》一书。
1941年7月，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被调到这个研究院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担任学术秘书和研究员，参加了“五四”以来中国哲学思想课题的研究，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参与编纂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同时写了《伽利略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客观事实与主观愿望》等文。
1943年1月，他被调到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部担任秘书、编辑和主编。在三年多的时间结合编辑工作，陆续写出了一百多篇适应报纸读者需要的科学小品和历史人物、历史知识等文，诸如《学习科学》、《黄花岗的故事》、《马克思的生平》、《辛亥革命》、《孙中山晚年对和平统一的主张》，等等。
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温济泽被调任新华社口头广播部——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尽管战争的日日夜夜，使他把全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