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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内看着，看他们究竟要把自己怎么样。
不一会儿，整个洞口就被堵死了，洞内的小马灯因空气越来越稀而终于熄灭。他也感到出不来气而全身乏力。他虽挣扎着用锹把儿在洞口一堆土的最下面，捅了一个小孔，趴在那儿吸点透进来的空气，但仍觉得头脑越来越昏沉，全身不断地冒冷汗。他心想，过去和日本强盗、国民党反动派不知打过多少次仗没有被打死，如今却被活埋在向××、宋昆、田永兴、王子耕这帮人的手下，不禁备感酸楚悲凉，同时他也为自己的党和军队从过去那段光辉灿烂的高峰，往眼前的这种无底深渊直落而下，而感到无限的悲痛……渐渐地，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丁铁石才觉得突然通进来阵清新的空气，同时有人在把自己往洞外拖，直到完全被拖到洞外隔了好一会儿，他才苏醒过来。原来是一个被王子耕罚了禁闭的小战士也被放出来劳动，听说丁铁石被王子耕活埋了，在王子耕和那一群战士离开这洞口之后，他飞快跑来救出了他眼中的这位老革命。
丁铁石醒来后，找到了王子耕大骂他是“法西斯”。王子耕却当着一群小战士的面嬉皮笑脸地说：“你不是又活过来了吗？开个玩笑吧！”
丁铁石“死”而复生，田永兴大为失望。他又想出一个让丁铁石此生休想重见天日的“计谋”——让丁铁石抄写专案组审查“别人”的一份“材料”。
实际上，这是田永兴组织他的几个“得力”助手，挖空心思编纂成的一份“悔过书”。他们拿出标准信纸，指定丁铁石在不同页的从上到下的不同位置上，按照他们拿去的“底稿”抄上一两行和两三行。一天抄几次，每次只抄一页——这一页也许在最上面抄了一两行，或在中间抄了两三行，然后在下面注明年月日，再按上指印，每一次抄写，都由送“材料”和信纸的人在一旁监督，不准抄错行或抄错一个字，抄完即拿走。半个多月全部抄完。后来才明白，田永兴把丁铁石抄写好的这一页页看似零零碎碎、前言不搭后语的“材料”，全部聚拢之后再按照他们原来编写的“程序”，前后上下剪辑在一起，再在最前面加了个总标题，就成了丁铁石的“亲笔《悔过书》”，而且看不出什么破绽。老实巴交的丁铁石，当时却压根儿没想到这是一个要置他于死地的特别阴毒的陷阱。
根据这份“亲笔《悔过书》”，装甲兵科研院于1970年8月5日，向装甲兵党委上报了《关于对丁铁石问题的处理报告》。《报告》说：“丁铁石密谋组织反革命的‘伊玛尼党’，极力策划建立反革命武装，并曾勾结汉奸、妄图建立‘回教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有特务嫌疑”等等。《报告》给丁铁石正式定为“反革命分子”，建议“将其永远开除党籍，立即逮捕法办（判无期徒刑）”。
8月15日，装甲兵党委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报告》，上报解放军总政治部并中央军委办事组；但是这两个领导机关都没有批准这个《报告》。
9月10日，装甲兵党委又向总政治部及军委办事组写了个《报告》，要求先“拘留丁铁石”，以后再具体研究对他的处分。
当月26日，总政治部以“保字183号”文件形式，批复“同意”了这后一个《报告》。这样，丁铁石立即从苏南坦克试验场，被押回北京，关进了北京军区看守所的白庙监狱——成了“文革”十年整个装甲兵惟一被关进监狱的人，还美其名为“监护”。
但是假的终究还是假的。一个人在某些时候能骗得了许多人，但他绝不能够在任何时候蒙骗住所有的人。1971年“9·13”林彪自我爆炸之后，田永兴跟着他在装甲兵的一些主子也倒了台。后来在清查“三种人”揭发追查田永兴罪行的会议上，有四个人当面揭发他的罪行之一，就是使一些无辜受害者纷纷落入他陷害丁铁石的这个陷阱——把他们写好的稿子，挪到同样格式的纸上，在每一张纸上都加上一段他田永兴另编的“供词”，然后让丁铁石一一誊抄，并让丁铁石在每一张抄好的纸上注明日期和按上指纹，就成了丁铁石自己的完整的“供词”，这是何等的恶毒啊！
这四个人都当场责问田永兴：有没有这回事？！
田永兴垂着脑袋回答：“有！”
“这是什么行为？”
“是政治陷害。”
“是不是极端的卑鄙无耻和阴狠毒辣？”
“是极端的卑鄙无耻和阴狠毒辣。”
然而十分奇怪的是，这种极端卑鄙无耻、阴狠毒辣之徒，竟得到了装甲兵领导机关一些人的庇护，还被提升为装甲兵科研院后称为科研所的副所长，随之被派往昆明去夺另一个装甲兵研究所的权，当了那个研究所的所长。“四人帮”倒台，昆明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摩拳擦掌地要揪斗他，他又溜回了北京，躲进了长辛店装甲兵大院“避风港”。
不过他纵然“威风”一时，陷害丁铁石的图谋毕竟未能得逞。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胡耀邦的一个批示，“伊玛尼党”这个大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1）
林彪死后，林彪在装甲兵的主要死党，都去了他们该去的所在。他们手下的一些人对丁氏大家庭的残酷迫害，也不得不暂趋平缓，静观风向。1973年2月24日，丁铁石被解除了“监护”；同年7月，他又被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1975年8月，正是邓小平大力推行“整顿”方针的时候，装甲兵党委不得不对他的问题做了一个“平反”决定，让他到装甲兵司令部当了个有名无实的“顾问”；但对降祸根源的“伊玛尼党”问题，“平反”决定却只字不提。
丁铁石和丁坚觉得，这还是一把悬梁剑！他们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政府机关，多次上防申诉，均无人答理。1976年10月，“四人帮”垮了台，河北沧州地区公安局才不得不答应复查，随之又大动手脚：对已被他们伙同田永兴残酷迫害致死已八年的丁溪野，仍“补充”宣布“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并利用这份荒谬绝伦的《判决书》，向所有受到这个大冤案株连的申诉者进行威胁和恫吓，说什么“这个案子已盖棺论定，谁再上访申诉就是无理取闹”，云云。
1978年5月，当了五个月中组部长的胡耀邦，已十分成功地把中组部恢复为“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党中央又转发了中组部的一个文件，主张对身居要职而对实实在在的冤假错案硬是顶着不办的人，一定要坚决果断地将其撤离其位并严加处理。公安部鉴于全国纠正冤假错案的高潮即将来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和来京上访的人流日益增多，遂从所属各部门抽调了一些对蒙冤受苦人深具同情心的得力干部，加强位于东单、东四之间的东堂子胡同的公安部信访接待站。
5月23日，丁家兄弟妯娌们又到这个接待站上访。刚从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调到这里来的一位同志，十分热诚地接待了他们，给他们每人斟了一杯热茶，真诚而耐心地听取了他们的冤诉，并作了详细的笔录。
1979年初，这个接待站从上访申诉的大量冤假错案中，节选出了“伊玛尼党案”等十四个大案，起草成文，上报公安部党组并建议复查平反。
公安部党组成员、也是公安部副部长的于桑、凌云、吕剑光等人阅后，认为这些案件，尤其“伊玛尼党”大案，牵涉面很广，延续时间长，后果也十分严重。对这起冤案的平反，光是公安部而没有党中央的得力支持，在个别部门可能是“步履维艰”的。于是他们在“伊玛尼党案”的那一部分，特别加注这是“特大冤案”，报请党中央作出批示。
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立即作出了八字批示：迅速予以复查平反。
公安部党组对耀邦的批示十分重视，立即指示有关单位对这些案件，特别是对“伊玛尼党案”，要认真地组织复查。
在河北省，省委第二书记江一真和省委书记王铮，认真而详尽地听了丁氏兄弟和妯娌们的陈述后，确认这是一起特大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昭雪。他们为了排除沧州地委中原办案人员的阻挠抵制，立即打电话把沧州地委第一书记张屏东和书记葛琦、副书记崔永生等同志召到石家庄，作了缜密部署，以保证这个地区的复查工作顺通无阻。江一真和王铮最后叮嘱张屏东等人：在认真落实了这一政策后，务必将结果报给省委。
张屏东等人回到了沧州，传达了江一真和王铮的指示，表示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但是原来参与酿造这起冤案的“四清”工作总团长、“文革”中成了地委副书记的张庆祥，却横下一条心，要做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顶门杠”。张屏东和葛琦找他多次谈心他都“不开窍”，对冤了多少人、坑死多少人都若无其事。张屏东和葛琦只得向省委如实禀报。江一真和王铮与省委常委们研究后，完全按照党中央颁发的中央组织部文件的精神，及时作出决定：撤掉张庆祥的沧州地委副书记职务。如果有人继续阻挠落实党的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也一律照此办理。
沧州地委立即执行了省委的决定，让张庆祥靠边站，并责成地委常委、地委组织部长崔永生果断而妥善地处理这一冤案。这项工作从此得以顺利进行，因冤案株连而被判处各种徒刑的受害者，陆续走出了沧州地区各监狱的大铁门。
1979年6月9日，中共沧州地委作出了《关于为丁溪野同志的冤案平反昭雪的决定》。《决定》说——
根据党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指示精神，经复查认为：丁溪野同志从1940年初至1942年底，在冀鲁边区任职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党的民族政策，发动回族群众参加抗日工作，动员回族青年参加抗日武装，开辟新地区，发展生产自救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党为人民作了一定贡献，群众称他为“丁阿訇”，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
所谓丁溪野组织“反革命组织——伊玛尼党”，确属诬蔑不实之词，应予以推倒。所谓“勾结汉奸、制造侯庄惨案、策划煽动段庄、张官、丁庄子、王古宅汉回民纠纷等事件”，均发生在1943年以后，丁溪野同志早已离开此地，经查与他根本无关。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昭雪。
1966年至1968年间，对丁溪野同志拘留逮捕，搞逼供信，死后秘密掩埋，封锁消息，不通知其家属。丁溪野同志原在单位到黄骅县公安局了解情况，拒绝介绍等做法，都是错误的，这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推行极左路线对丁溪野同志的政治迫害。为落实党的政策，决定予以平反昭雪。对丁溪野同志的遗体，尊重回民习惯，予以安葬。召开追悼会，刊登沧州报，恢复名誉，挽回影响。补发从拘捕至含冤而死的全部工资，其妻子儿女应比照工伤死亡干部家属抚恤规定，予以生活抚养。对其子女的工作，商同哈尔滨市有关部门予以妥善安排，并适当解决其家庭的实际困难。
凡此冤案所形成的一切材料（包括转递、传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