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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副部长决定。”说着给葛佩琦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有事请打电话联系。”
过了两天，葛佩琦给任小彬打了电话。任小彬说：陈野苹副部长已指定中组部干审局的一位局长接见你，并说明了接见的时间与地点。葛佩琦按时前往，见到了干审局的一位副局长，在交谈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副局长：人民大学的《复查结论》，认为划你为右派不属错划，你为什么不同意？
葛佩琦：这个《复查结论》，是以1957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为依据得出来的。那些话不是我说的，报纸在刊登之前，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更没有我的签字同意，这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根据没有法律效力的话作出的《复查结论》，我当然不能同意。
副局长：你说你没有说过那些话，可有什么证据？
葛佩琦：有！我有人证与书证。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登出那些话之后，我就到人民大学党委作了更正。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同志接见了我。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出那些诬陷我的话，第二天我本人送信给《人民日报》，要求予以更正。
副局长：好，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对于你提出的问题，我们将通知有关方面重新复查，查出来的材料会与你见面的。
葛佩琦：我对耀邦同志和中组部的同志绝对信任。问题在于人民大学，我还有些不放心。
副局长：请你放心，我们会督促他们尽快重新复查的。……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倒春寒”毕竟只是春天中的短暂寒冷，葛佩琦身上的“三座大山”终被全部推倒
葛佩琦与干审局的一位副局长谈话之后，回到他那自称“九六陋室”的八平方米小屋静候佳音。他先后帮助七八名被“文革”耽误了的高中毕业生辅导功课，还修订了《自然常识问题解答》的物理部分（后来这些高中生有六人考上了大学，其中一人还去了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但是静候了半年多，仍未见到人民大学方面的任何动静。又听说，他的“右派”问题是毛主席定的，所以人民大学的同志才不敢贸然从事。他觉得这种说法不可靠、不科学：“彭老总的问题不也是毛主席定的吗？不是也翻过来了吗？”
1980年11月17日，他实在憋不住，给“知心老头”李逸三写了一封信。这几年，他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过：“李老不是别人求他，而是他自己主动向苦难人伸出援救之手”；可这一次，他出于对李逸三的“政治安全”的考虑，让别人看来好像他被“宽释”出狱回到北京后，从未与这位老人谋过面，这是第一次给多次主动向他伸出援救之手的老人写信。信的全文如下：
李逸三同志：
您好！我有下述问题，请您予以协助解决。
1957年5月24日，在人民大学党委召开的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我给个别党员干部和党委书记提了一些意见。由于我请求恢复组织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我在发言时，态度有些不冷静，说话有些带刺；但是我发言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希望党内同志通过整风，改正缺点。不料有些报纸报道时，竟然说我叫喊要“杀共产党人”；因此我被划为右派，至今没有得到改正。
您当时是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人事处长。我1957年5月24日发言时，您也在座。现在我把已经找到的有关报道，抄录于下，请您回忆一下，那些话是否是我说的：
（1）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报道说：“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2）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3）1979年10月，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同志在政治学院讲话时说：有一个葛佩琦就说：“要杀掉成千成万个共产党”。
不但我没有说过以上三句话，而且我看到那一句错误的报道时，当即向有关方面提出了更正（向人民大学党委提出了口头更正，聂真同志接见了我；向《人民日报》提出了书面更正，现已查出那封更正信；给邓力群同志写了请予更正的信，他已回了信）。
您是老党员、老干部，是我的老领导，我发言时您在座。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向有关方面为我写个证明材料，协助我解决这个错划右派的改正问题，以便落实党的政策，至为感盼！
人民大学党委已经查明，我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解放前一直坚持做地下工作；但我的组织关系，至今没有得到恢复。
我被错划右派后，又被逮捕“法办”，坐监十八年，人民大学党委认为判刑问题，证据不足；但我的冤案，至今没有得到平反。
这两个问题，也希望您能予以协助解决。
此致
敬礼
葛佩琦 谨书
附件一：1957年6月9日，我写给《人大周报》的更正信（抄件一份）；
附件二：我的生平和冤案的概况一份。
在《我的平生和冤案的概念》的最后，他也附带简要地说了说上访中组部与上访胡耀邦的经过，“承批交中央组织部陈野苹副部长，迄今已半年有余，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11月19日，李逸三收到了葛佩琦落笔仅两天的来信，即刻铺开信纸，抖抖索索地给胡耀邦写信。
胡耀邦同志：
我现任国务院参事，向您反映一下葛佩琦的冤狱问题。
先谈谈他的右派问题。1957年，我在人民大学任党委常委等职。当时鸣放时，我们请他们帮助党整风，他向党提批评意见，说了些错话和气话、刺话，如说：
“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
“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把流过汗流过血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冷霜，有些党员（少数党员），六亲不认”。
这三段话，是引的原始会议记录。他谈这些话时，我在场，据我记忆，这基本上是他的原话原意。
当时57。6。8《人民日报》上登载的葛的话，是吃了水分的，和事实是有出入的，断章取义，夸大其词。
邓力群同志说葛“要杀成千成万共产党人”，和事实就离得更远了。
据我所知，葛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抗战八年和解放战争四年共计十二年，是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的，延安档案可以证明这点。
1949年解放至57年，共九年之久，他多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我们组织上不但不承认他在地下的工作成绩和组织关系，反而对他一再审查，看成嫌疑分子。
因此，上面我引述的那三段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我认为他的话有错误，也可以说是大错特错，（但）是不是据此就定为右派，至今不予改正，我认为是值得再研究的问题。
目前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当时有右派，我们搞反右派运动还是正确的；其中问题，是反右扩大化。”
我现在认为：57年反右运动，是我们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它的性质和文化革命同一性质，是祸国殃民的大错。
当时的阳谋是“请党外帮助党内整风”，阴谋是“引蛇出洞”。实践已经证明，五十五万条“毒蛇”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冤假错，万分之一左右是“右派”。
留这万分之一左右的尾巴，我看不能给我们增加光彩；相反，后辈人会耻笑我们拖泥带水。
反右派运动本身是错误的，保留万分之一左右的“右派”帽子，作用不大，意义不多；我建议来个一风吹，彻底翻。
下面，我说一下葛佩琦坐十八年冤狱的问题。
葛佩琦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共计十二年的历史，有人证和物证，证明是历史革命分子，可是在57年划右派后，来了一个“新账老账一齐算”，说葛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开始判处无期徒刑，在坐了十八年牢之后，被特赦出狱。
葛出狱后一再申诉。大约三年以前已经查明是历史革命分子，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听说北京市人民法院也早已重新做出判决，认定葛是坐了十八年冤狱，听说北京市委迟迟不批。
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向您建议：请求您责成有关部门彻底查一下葛佩琦十八年的冤狱是怎样产生的；北京市委为什么对法院重新判决为无罪的请示，拖了近一年了，不睬不理。
我还建议，在查清制造这十八年冤狱的有关人员时，判处他们十八天徒刑，让他们体会一下十八年冤狱的滋味！
写到这里，李老联想到自己当年也有愧对葛佩琦之处，悔恨之情油然而生。他写道：“划葛佩琦右派，我是举过手的，我们做了多少祸国殃民的事，大家都平安无事！”
然而一想，他觉得在这儿插上这几句似有不妥，又把它划却了，继续按原来的思路往下写：
解放前，葛佩琦是虎口余生；解放后，长期压在“右派”帽子底下，妻离子散，双眼接近失明。葛被划成“右派”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
为了使这个历史革命分子早日过上人的生活，我特向您喊：冤！
致
革命的敬礼！
李逸三
1980。11。20
耀邦是否见到这封信，一般人不得而知；但从此信发出后的一些令人振奋的迹象来看，他是见到了这封信，并做了重要批示的。反应最积极、最迅速的是法院系统；距李老逸三发信只二十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对葛佩琦一案做了“再审判决”。
本来，在1978年12月27日，葛佩琦与中组部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谈话之后，他就去人民大学拜访了分管落实政策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腾霄，请求解决冤案平反问题。张腾霄说：解决这个问题，你得找证明人写出材料，走法院这门路。
经过多方查询，他得知当年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档案材料，保存在中共中央调查部。遂给中调部部长罗青长写了一封信。罗青长让中调部政治部写了证明材料。同时，当年介绍他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工作的陈忠经，以及与他一道在东北做地下工作的邢国彦，也都写了证明材料。
这些材料，都被转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院说他必须自己提出平反申诉，法院才能立案处理。
1979年7月16日，葛佩琦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写了一封请求平反冤案的申诉信，此信被转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院因要求平反的人太多，一时排不上号。后来排上了号，进展出乎寻常的迅速：
11月14日，北京高院承办这一申诉案的刘罗彬、范志敏两位同志与葛佩琦见了面。
11月16日，范志敏已全部看完了案卷，立即要葛佩琦补充材料：是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介绍你入党的？又是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介绍你打入国民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