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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行业的脉络还算比较分明，但由于大部分产业不是上市公司，尤其是资产最庞大的农凯集团资产状况神秘莫测，所以令外界无法搞清具体的资产状况。
从某种程度上说，周正毅的商业历程，和中国各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十年里发家的民间富豪有类似之处。他们大都出身贫贱，凭一己之力闯天下，期间有过钻特殊时期空子牟取暴利的经历，比如炒卖内部职工股等，有些人甚至有过一些灰色经历，比如经营赌船或倒卖紧缺物资等。但他们凭借自己的敏锐感觉和超人的卓越才能，最终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富豪。
在成功登陆“上流圈子”之后，这些成功者中的善于反思的人则更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把企业转型成规模更大、形态更现代化的“赚钱机器”。而周正毅的运作轨迹则更为独特，他穿梭于上海和香港这两座亚洲最具有活力的城市之间，演绎着被当时的人看来甚为精彩的财富故事。
“农凯系”财富性格
周正毅较早成立的公司是上海正艺室内装饰有限公司，股东分别是上海凯顺物资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康艺石材有限公司。开始，周正毅自任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后由唐海根担任。而股东上海凯顺物资发展有限公司则是上海康艺实业公司、上海凯旋房产开发公司与另一家名为“半岛”的公司发起创建的。后者原由上海市闸北区西藏北路街道办事处出资组建，1998年6月经工商部门核准，该公司名称变更为上海凯旋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同年10月经工商部门核准，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1997年11月，周正毅以上海正艺室内装饰有限公司发起设立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农业及相关产业的实业投资与股权投资、企业托管、重组与购并等项目。农凯集团由上海市农委同意建立，上海市农业投资总公司占公司19％股权，发起设立正艺室内装饰公司的凯顺发展占其15％股权，上海正艺室内装饰有限公司的股权不过5％，但周正毅还是被选为董事长。后来，农凯集团将周正毅旗下的上海名苑炖品有限公司等企业纳入集团控股层企业，前者也确实向后者投资了1232万多元，占后者51％的股份。1999年11月6日，农凯集团股东会决议将4家发起人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周正毅。2000年4月24日，周正毅又受让上海农业投资总公司的所有股份。至此，周正毅在农凯集团的股权占到了67％。2002年4月15日，农凯集团董事会由周正毅、周蔚雁、毛和平3人组成。
1998年2月，农凯集团与凯顺物资共同出资3000万元发起设立上海农凯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凯联合），前者占66。66％的股份，后者占33。33％的股份，经营企业投资咨询、企业托管、重组与并购等项目，董事长为毛和平。
1998年3月，农凯集团又与农凯联合分别出资1000万元成立上海农凯工贸有限公司，经营农副产品、粮油等项目，最初的董事长为陆志华，后变更为周雅珍，最后为周正明。
1999年7月，农凯联合与农凯工贸共同出资2000万元发起设立上海爱普乐钟表珠宝贸易有限公司，前者占20％的股份，后者占80％的股份，经营珠宝、玉器、钟表等项目，最初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为周正毅，副董事长为唐海根，后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唐海根。
资料显示，周正毅任法定代表人的上海高校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当时持有“富友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19。96％的股份，为“富友证券”第一大股东。发起设立上海东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上海名特优农副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由农凯集团、爱普乐等4家企业发起设立，而名特优又有农凯集团、爱普乐、上海兴力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4家股东，上海兴力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又是爱普乐与农凯联合。
“农凯系”企业间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农凯系”企业成立后曾经一而再地增资，尤以2003年4月为甚。农凯集团注册资金由当初的1亿元人民币扩张到8亿元人民币。农凯工贸的注册资金由最初的2000万元人民币增资至1亿元人民币。增资次数与增资金额最多的是东宏实业与爱普乐：东宏实业由最初的1。7亿元人民币增资到3。2亿元人民币，再增资到5亿元，2003年4月17日，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准后，东宏实业再次增资为7。51亿元；爱普乐的注册资金由最初的2000万元人民币增资到2亿元，后又增资至4。7亿元。“农凯系”企业在解释增资的原因时说，是为了开拓业务、扩大对外投资。
与“农凯系”企业增资相伴的，是“农凯系”各公司股东及公司高管人员的变更。
在周正毅逐渐从“农凯系”退出的同时，唐海根成为“农凯系”中最耀眼的人物。截至“周正毅事件”发生前，唐海根不仅是正艺装饰、名特优、上海兴力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也是东宏投资的绝对控股股东，还曾是爱普乐的法定代表人和农凯集团的副董事长。唐海根在工商资料中登记的履历表显示，他于1998年以后，一直担任“上海农投”的总经理，同期担任农凯集团办公室主任、董事等职务。资料表明，周正毅的哥哥周正明，其妻为唐海珍，而唐海根在工商资料上所填地址与唐海珍为同一处所。
除唐海根以外，周正毅的姐姐周雅珍及姐夫薛荣坤，周正毅的另一位姐姐周雅平、姐夫李文斌及其他亲戚薛荣根、周敏、周蔚雁，毛玉萍的亲戚毛和平等均在“农凯系”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等要职，有的还是周正毅在一些企业的接任者。
不过，与唐海根相比，徐士锦更成为“农凯系”的后起新贵。2001年12月，周正毅亲戚周蔚雁等5位自然人出资2亿人民币发起设立上海方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03年2月22日，方华投资股东会决议：徐士锦出资1。6亿元受让公司34。04％的股权，不仅成为公司新的股东，还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徐士锦是江苏省洪泽县黄集乡的农民，1994年7月至1996年12月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车队担任车队长，1996年12月至2003年1月在农凯集团保安部工作，很难让人相信他能在一夜之间拿出1。6亿元。
以 铜 易 金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突至，香港股市一片低迷。而刚刚在当年10月成立了农凯集团的周正毅夫妇则一头扎进了香港股市，大量购买了长江实业、和记黄埔等李嘉诚旗下的蓝筹股。不久股市强劲反弹，周氏夫妇以获利数亿港元了结。
不过，如果仔细推敲，上述令人扼腕的业绩就会引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周正毅夫妇投入香港股市的大量资金从哪里来的？又是如何出去的？
对此，周氏夫妇从未作出过任何解释，不过，知情人士给出的答案却非常简单：通过电解铜进口贸易，以对外开立信用证的方式获取美元融资。
此间综观周正毅之财富脉络，主要贯穿着两条线：一、在香港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成功运作；二、在上海一口气收下四家贸易公司——上海华亭进出口公司、上海机械进出口公司、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上海远东进出口公司。结果是，一方面为政府解了忧，另一方面，有了上海华亭这个运作电解铜的进口贸易平台。
“农凯”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拥有固定交易席位，参与电解铜的期货交易，而华亭进出口公司则直接做电解铜的进口贸易。
在国内进行交易的期货品种中，由于铜的国内用量有大量缺口，年年需要进口，因此没有配额限制，金属铜的开放程度也最高，没有保护价，进而可以说，国内铜的基础价是与国际接轨的。
“农凯”的操作方式是跨两个市场（伦敦期货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进行套价。伦敦市场买进，然后可进行两种选择：在上海期交所市场卖出，赚差价；或者直接交给华亭公司进口。后者的功能在于锁定价格，从而规避进口交易的在途价格波动风险（套期保值）。
当时在上海市场，一般做铜贸易的公司一吨只有10元左右的利润，而在2003年6月2日，上海长江金融交易市场的铜价是17480～17560元一吨——可见其占有资金之巨大。
在2003年以前，“农凯”最多时月进口量达一万吨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业内人士说。
上海某银行的资料显示，“农凯集团母公司以电解铜贸易、房地产经营为主，近年来利润在1亿元左右，其中电解铜贸易利润占60％，房产租金收入占20％，投资收益占20％”。
也就是说，电解铜贸易可以为“农凯”带来每年7000万元的利润。上海中期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的一位分析员说：“如果单纯以套期保值的方式做进口电解铜贸易，7000万元利润很难想像。”而在“农凯”披露的上述财务数据中，显然将贸易利润与投资收益分立出来，“农凯”为什么要将铜的贸易量做得这么大呢？
做大进口量有两个目的：把贸易量做大，减少在途铜价波动风险；另外，就是信用证融资，远期信用证结算总有一个时间差，贸易量大，信用证额度就大，在前一笔信用证资金结算日和下笔信用证开出之前，就起到了融得巨额资金的功能。
至此，周正毅夫妇在香港股市操作的资金来源，有了合乎逻辑的想像空间。
笑傲资本市场海鸟欲飞（2）
投 资 地 产
除了香港股市及铜贸易这两条造富线索之外，上海地产行情在1999年之后的高歌猛进，又令周正毅左右逢源。
按照“人弃我取”的一贯思路，周正毅在1997年看中了正处于低潮中的上海地产，认为大有赚头。其中，周正毅的得意之作是兴业大厦项目、兴力浦金融大厦项目以及东方伦敦广场项目。
周正毅先是以每平方米6000多元的价格收购了江宁路上的“烂尾工程”兴业大厦，增资1亿元完工并装修后，该楼宇市价一度攀升至5亿元。
另一个周正毅经常提及的手笔则是，2001年周正毅以每平方米4100元的价格收购了古北新区的“烂尾楼”伦敦广场，同样追加1个亿完工，其售价达18000元一平方米。
至于周正毅对兴力浦金融大厦的操作，一方面是对其先前的投机眼光的再次确认，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在令人激发出超前想像空间的上海地产市场的背景下，周正毅开始了真正的资本游戏：并购上市公司——注入体内房产项目——融资——建设并进行更大的扩张。
兴力浦金融大厦所在地域原属兴业银行产权，1996年前后，中国人民银行不许商业银行介入地产，“农凯”趁势介入：上海爱普乐珠宝贸易公司出资股比51％（由“农凯”控股80％），与兴业银行、黄浦区政府下属公司合资成立上海兴力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而后，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