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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其后，我又进了一步。我暗想，如果把它改编成一个剧本会更令人激动。乍一看这似乎不可能，因为没有人来讲故事的结局，于是我只好有所改动。我必须使其中两个人物摆脱干系，从磨难中平安地脱身，在故事结束时再团聚。这与原来的童谣的内涵并不相悖，因为有一首“十个黑孩子”的歌谣是这样结尾的：“他成了家，万事大吉。”
我写完了剧本。它并没有得到多少赞许，断语是“无法上演”。查尔斯·科克伦却对它产生了强烈兴趣。他为此剧的上演尽了全力，但不幸的是他无法说服他的赞助人同意他的观点。那些人说的都是空泛之辞，什么没法演啊，观众会笑话啦，情节太紧张啦等等。科克伦坚定地说他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可事情明摆着不行。
“希望将来这个剧本的运气会好一点，”他说，“因为我很想使这部剧上演。”
后来机会来了。对它感兴趣的伯蒂·迈耶，他曾和查尔斯·劳顿一起把《不在犯罪现场》搬上舞台。艾琳·亨舍尔是该剧的舞台监督，我觉得她工作兢兢业业。我对她的手法颇感兴趣，因为她的手法与杰拉尔德·杜·莫里哀的手法截然不同。首先，在我这个对舞台艺术一窍不通的人眼中，她似乎极不老练，仿佛心中没底；但是当我看到技巧进一步发挥时，我才认识到这种手法的魄力。她开始时就在舞台上摸索，用眼睛观察效果，而不是用耳朵，观察舞台动作和舞台灯光以及总体效果如何。随后，她几乎事后才想到集中演员对台词。这种作法卓有成效，给人印象极深。这造成了一种紧张感，舞台灯光转暗后，在三盏聚光灯柱照射下，演员们都正襟危坐在闪烁的蜡烛旁，这种灯光效果强极了。
随着演员的杰出表演，你可以感到情绪愈来愈紧张，恐怖和不信任在人物间蔓延；在我看来，谋杀设计得极为巧妙，丝毫没有什么破绽或者显得过分哗众取宠。我不是说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或者自认为届上乘，可我确实认为在某些方面，这在我的作品中是一部写得比较满意的。我觉得是《十个小黑鬼》使我在写小说的同时又踏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我拿定主意以后除我自己之外，不让任何人改编我的作品。我自己决定哪些小说应该改编，并且仅仅这些小说才可以改编。
我着手改编的第二部作品《空幻之屋》是在几年后的事了。一天，我突然冒出个想法，《空幻之屋》一定会成为一出好戏。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罗莎琳德。在生活中她总是扮演试图劝阻我又屡屡受挫的角色。
“把《空幻之屋》改为一出戏，妈妈？”罗莎琳德面带惧色地问，“这是部好小说，我也很爱看。可是你无法把它改编成剧本。”
“我行。”我说，为有了对立面而激动不已。
“噢。但愿你别这样。”罗莎琳德叹了口气说。
不管怎样，我兴致勃勃地记下了《空幻之屋》剧本的构思。这本书在某些方面当然更像小说而不是个间谍故事。我一直认为《空幻之屋》这部作品由于增加了波洛这个人物而被我毁了。我已经习惯于作品中出现波洛，因此他也很自然地出现在这部作品中，可是他一出现，全都乱套了。他的确大显身手，可我总想没有他这部作品会更好。于是在设计剧本情节时，我割舍了波洛这个人物。
《空幻之屋》脱稿了，尽管除罗莎琳德外还有些人持相反意见。彼得·桑德斯很喜欢这个剧本，他曾把我的许多剧本搬上舞台，他相信这个剧也会成功。
《空幻之屋》获得成功后，我开始自讨苦吃了。当然，我知道小说创作是我稳定和有保障的职业。我可以继续这样编织情节，进行创作一直到老。我对能否再构思创作一部新的作品从未产生过绝望情绪。
当然，在一部作品动笔之前，我总得经历极为难熬的三到四个星期的时间。这种痛苦无法形容。独处一室，咬着铅笔，眼睛盯着打字机；或踱来踱去，或——屁股坐在沙发里，禁不住想大喊大叫。然后走出房间去打扰某个正忙碌着的人，通常要打扰马克斯，因为他的脾气特别温厚，对他说：“真糟糕，你看我不晓得如何下笔了，我没法再写下去了，再也写不出书了。”
“哦，怎么会呢？你肯定能行。”马克斯常这样安慰我。他总是带着期望的语气边安慰我，边将目光转向他的工作。
“可我知道不行了，我想不出什么故事。我脑子里曾有个故事轮廓，可现在看来毫无可取之处。”
“你只需闯过这个阶段。类似的情况以前曾发生过。你去年就曾这样唠叨过，前年也一样。”
”这次不同了。”我确信无疑地说。
但是这次当然也没什么不同，尽管我这样地凄惨和绝望。然而这种特殊的阶段需要有所体会。这就像把雪貂放在兔穴里，而自己在洞口守着猎物一样。在洞穴内一片混战之前，在无聊中度过漫长的时间，精神上得不到平衡。同样，脑子里对想写的东西一片空白，随手翻开一本书，但不久又会发现根本没有看进去；试试做字谜游戏，心思又没放在解法上；全部身心都被一种痴呆的绝望情绪所占据。
之后，由于某种难以名状的原因，一种内在的动力使人文思如涌。大脑开始运转，自知这时迷雾已经散去，灵感已经到来。你会突然绝对有把握地弄清楚了甲想对乙说些什么。你会跑出房间，沿路不停地自言自语，不断地重复着某节对话，譬如莫德和阿尔温的一问一答，他们要去哪，另外一个人会从树后的什么地方盯着他俩，地上的一只小死野鸭如何勾起了莫德早已忘却的经历，诸如此类的情节。回到家时满心欢喜，虽然还只字未写，但是终于可以动笔了。
那时，我像是迷上了剧本创作，而这仅仅因为它不是我的本行。剧本要比小说容易写，因为可以想象出剧情，而不会因那种苦于小说中的描写而中断情节的连续性。舞台的时空限制了故事的复杂程度。你不必随女主人公上楼下楼，或是来往于网球场，对这些情节不必绞尽脑汁进行描写。惟一要写的是所见所闻和所干的事。观察、倾听和感受，做到这些就足矣。
我应该坚持一年完成一本书，我相信能做到这一点。剧本创作不过是冒冒风险，什么事都是这样，有成功也有失败。
成功会接踵而来，随后是不明不白的一连串的失败。为什么？谁也无法解释。我发现许多创作家都这样。我曾看过一个相当不错的剧本，但它的演出却失败了，因为它没有迎合观众的口味，或是因为它不合时宜，或者因为演员阵容对其演出有些影响。剧本创作是一件难以预料的事，每次都是一次有趣的赌博，我喜欢这种冒险。
写完《空幻之屋》后不久，我明白应该再写一个剧本。我暗想，如果可能，我要创作一个不是小说改编的剧本，一个纯粹的剧本。
第十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1
我们再次陷入了世界大战。这次战争不同于上一次。人们本来以为这次战争还会像上次一样。因为我想人们料事总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莫名其妙地突然爆发了，就好像它是闻所未闻、毫不可能的事。在人们的记忆中，从没发生过这种事，人们便以为决不会发生这种事。
而这一次大战完全不同。
起初，人们对一切如常感到惊奇和不可思议。人们以为在第一个夜晚就会听到轰炸伦敦的轰轰声。然而，伦敦没有遭到轰炸。
马克斯参加了英国国民军，我到托基的医院询问能否同意我到医院药房工作，这样也可以使我的医药知识有所更新，今后或许有用。由于随时都可能发生大批伤亡．药房很欢迎我去。罗莎琳德填写了妇女辅助航空队的登记表．但是她并不热衷于此，只是想作为一个战时女子去试试。
这时。马克斯在我们的朋友斯蒂芬·格兰维尔的帮助下参加了空军感到很得意。这位朋友是一位埃及学教授，他和马克斯一起在空军部共事，合住一个房间。两人都是烟鬼，马克斯抽烟斗，没停的时候。空气浑浊不堪，他们的朋友把他的房间叫“小炭窑”。
妇女辅助航空队和其他一些战时服务单位都没有吸收罗莎琳德，就我所知，她也没想干点什么事。她又打算进入空军训练学校，于是又填了一大叠包括日期、地址、姓名和许多官僚们需要了解的鸡毛蒜皮的情况的表格。可是一天她突然对我说：“今天早晨，我把那些表格都撕了。我不想进空军训练学校了。”
“是吗，罗莎琳德？”我严肃地说，“你干什么应该拿准主意。我不在乎你干什么，干你想干的事。但不要总是三心二意的。”
“嗯，我想干点更有意义的事，”罗莎琳德说，随后她像她的同龄人在告诉长辈什么事时那样扭扭捏捏地补充说，“我打算下星期二和休伯特·普里查德结婚。”
这并没奇怪的，只是有些突然。
休伯特·普里查德是——名正规军少校，威尔士人；罗莎琳德在我姐姐家结识了他。休伯特是我外甥杰克的朋友，常去他家。他也曾来过我家一次，很招人喜欢，文静，黝黑，养了一大群狗。罗莎琳德和他已经好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没想到会谈到结婚。
“我想，”罗莎琳德说，“你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的，妈妈？”“当然会参加。”我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我又觉得那纯粹是没必要的折腾，我是说，你不觉得没有婚礼更简单、更省事吗？我们得在登比结婚，因为他无法请假。”
“没关系，”我安慰地说，“我会去登比的。”
2
光阴荏苒。战争仍在继续。
我有许多事要做。每周在医院工作两整天和三个半天，星期六上午隔周去一次，其余时间在家写作。
我决定两本书同时动笔。因为写作同一题材常使人丧失新鲜感，这对写作很不利。遇到这种情况就得把它放在一—边，干点别的事，可是我没其他事可干。我不想坐在椅子上冥思苦想。我相信，如果同时写两本书，不断变换口味，工作会有新鲜感。这两本书一本叫做《藏书室女尸之谜》，这是我已蕴酿好长时间的题目；另一本是《桑苏西来客》，这是本反间谍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第二本小说《暗藏杀机》的续篇，讲的是汤米和塔彭斯的故事。汤米和塔彭斯的儿女这时已长大成人，他俩对于在战时竟毫无人雇用他们感到心情烦躁。然而，他们这对已到中年的搭档正以旧日的热情在追捕间谍。
我在战时写作毫无困难。我认为这是由于摆脱外界干扰，进入创作境界的缘故。我可以在书中人物的世界中，咕哝着他们的对话，看着他们在我笔下的房间踱步。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我的外孙马修在柴郡我姐姐家附近的一家私人医院里出生。宠基像以前一样喜爱罗莎琳德，她很高兴能在小孩出世之前赶回来。
马克斯这时去了北非。开始是在埃及，此时已在的黎波里，后来他又去了费赞沙漠。信件传递很慢，有时隔一个多月才收到他的信。我外甥杰克也去了伊朗。
斯蒂芬·格兰维尔仍在伦敦，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