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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别（的有钱）人差。”
白宝山在狱中没交下几个朋友。这与他的性格有关，他与大多数犯人都不来往。李清亮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比白宝山年长，人性不错，有见识，服刑前曾在北京某军事单位供职，懂得枪械知识。与白宝山要好的还有两人，一个叫吴子明，一个叫小蛋子（化名），他们都是本地人。吴子明对白宝山非常佩服，小蛋子曾跟白宝山住一个监号，他对小蛋子格外照顾，两人是另一种友谊。
当时李清亮对白宝山的境遇充满了同情。入狱，离婚，儿女受罪，即使说出弄300万那样的狂话也能理解。狱中人为了宣泄，为了自慰，常常如此。白宝山与他人不同，他是个有心力的人，不受信口胡吹，他想了，说了，就打算去做。还在监狱的时候，他脑子里就一遍遍过电影，设计着日后出去，如何去弄这300万元。
——这只能去抢银行。
他又一次次给自己出难题，设想抢银行会遇到怎样的情形，他又怎样应付，把自己追到“穷途末路”，再想办法解脱出来。
躺在监号的角落里，混迹于劳改的人群中，打饭吃饭睡觉，白宝山凡人不理，心里转动的都是这些念头。这成了他的白日梦，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成为他消磨时光的好方法。当然，外人是不了解的。
在监狱里，白宝山便着手做着各项准备工作。
他知道，要作大案，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小时候他不肯读书，进了监狱却卧薪尝胆，坚持把文化课学下来，达到了能读书能看报的水平。
这时的白宝山在外表看来很老实、很勤奋，这正是他“立大志”的阶段。
同时，他开始研究案例。
他对所有能找到的，无论书本、杂志还是电视上的案例（监狱里能看到电视），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以专业眼光反复加以研究。寻找作案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的继漏，分析警方的侦查思路和方法，研究作案后如阿逃避警方的打击。劳动之闲，他常常跟李清亮“探讨”。
一次他在电视上看过某警匪片后，对李清亮说：“这人太笨，遇到警察不能跑，要迎上去打。迎上去打还有跑的机会，一开始就跑，肯定叫人家捉住。”
还有一次，他看了几本杂志，和李清亮议论说：“他们被抓，毛病都出在钱和物（赃物）上。不带那些东西，就是被警察抓到，身上没有证据，警察也没办法。”
在白宝山“预想”的那些案件里，作为主人公的他，必须有武器。白宝山向往的不是普通的枪，是火力猛，威力大又携带方便的枪种。还要有车，有高超的射击技术和驾驶技术——这都是前期准备的“必要条件”。
在监狱里不可能搞到枪，也无法学习驾驶技术，但他可以学习枪械知识，还可以设法收集子弹。
新疆与内地比，有着许多的不同，新疆是祖国的西北边陲，土地辽阔，人口稀少，由于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也由于新疆特殊的历史，当地枪支弹药的散布面比较广。退伍军人、基于民兵、猎户、甚至普通农牧民的手里，都可能有子弹。文革期间，散落到民间的枪支弹药不在少数。加上一些部门对子弹管理不严，也造成弹药流失。因此，在新疆搞子弹，比内地要方便得多。
新疆的劳改监狱，因地理环境和劳改条件所限，把犯人分为“收监犯”和“零星犯”两部分。零星犯负责种菜、放牧等零散劳动。部分零星犯夜里不收监，又叫外宿犯，他们有单独与外界的农牧民接触的机会。白宝山就是利用这个条件，寻机“买”到步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并把它们藏匿起来。
弄到子弹，只解决了他“预谋犯罪”构思中的一个环节，他还要熟悉枪支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在这一点上，他充分利用了服刑前曾在某军事单位工作过的李清亮。李清亮对多种枪支都熟悉——这可能是白宝山接近李清亮的根本的原因。白宝山与其他犯人关系紧张，惟独跟李清亮“无话不讲”。据李清亮回忆，白宝山对各种型号的枪支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求知欲”极强。
李清亮说：“白宝山问我枪械知识，包括枪的结构、射速、装弹量、保险位置、如何分解等等，每一种枪支都问得很细。我记得我们谈过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自动步枪，五四式手枪。他还问过六四式手枪的情况，我没有使用过，讲不清楚，他很遗憾。他也给我讲他所知道的一些知识，比如自动步枪的保险如何打开，怎样打单发，怎样打连发；自动步枪弹夹装弹量，微型自动步枪装弹量等，他能分辨出自动步枪的型号。他是外宿犯（零星犯），常和武警在一块玩，这些知识他是通过武警慢慢了解到的。他还问过我哪种枪威力大。我告诉他，短枪中五四式威力最大，长枪中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命中率高，自动步枪射速快，火力猛。我记得他说过，他喜欢体积小，装弹多的枪……”
白宝山还向李清亮打听北京军事单位哨兵的值勤情况。比如，哨兵上岗，只携带枪支不装弹药，就是从李清亮那里探听来的。他对李清亮说讲石景山附近的军营，说：“我出去之后，要搞就搞哨兵，他们警惕性最低，容易（把枪）搞到手。”
对比一下北京发生的一系列袭军袭警案，我们发现，白宝山当年所说和日后所做，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连细节都没有改变。包括“袭击哨兵”，包括“迎上去打”。阅读李清亮的问讯笔录，不禁令人毛骨悚然。李清亮刑期长，至今仍在狱中，他不可能知道白宝山在外边都干了什么。但他描述的这些情景，就像叙述白宝山的整个犯罪过程，居然丝毫不差。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相信白宝山所说“出狱时抱着两个想法”是真实的。
白宝山出狱后，曾观察过附近的银行。银行的情况与他在狱中的想象有着极大的差别。加上不久鹿宪州抢劫运钞车案件破获，白宝山深知自己没那样的本事，放弃了抢银行的打算。
白宝山在监狱里的这些准备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他利用自己的不善言谈，把自己伪装起来。白宝山干活比较出力，并注意搞好与管教与武警的关系，利用当“零星犯”之便，常去碱渠摸鱼，用丝网捕鸟，有所收获便把猎物送给他认为有用的人。在一个时期内，他在监狱里屡受好评。
1993年初，即白宝山来到大西北的第三年，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即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他被减刑一年。裁定书称：
“白宝山在1992年改造中表现认罪守法，服从管教，遵守监规，认真学习三课和改造行为规范，改造思想稳定，态度端正，负责养牛工作积极主动，全年打草30吨，产奶25吨，敢于制止违法行为，全年无违纪行为，写思想汇报20份，全年出勤率100％，双百考核2O2分，年终评为支队劳改积极分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对罪犯白宝山准予减刑12个月，原剥夺政治权利不变。”
这一切，都是最表面的现象
三、成为“外宿犯”
新安监狱隶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监狱管理局管辖，农八师与石河子市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兵团系统叫农八师，地方系统叫石河子市。新安监狱位于石河子市西北，是142团场界内的一个劳改单位。
新安监狱距142团场约10公里，监狱建造在戈壁滩上，北边紧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国第二大沙漠）。监狱呈正方形，高墙之外全是荒草地。监狱南侧有一排低矮的猪舍（过去是牛棚），周围没有任何其他建筑。
请记住那排猪舍，那地方曾发生过十分凶险的血腥故事。
监狱里的犯人，每天要早点名。吃过早饭，然后在武警的武装看押下，到指定地点从事农业劳动。劳动的地方四角插下小旗，旗子的连线就是警戒线，犯人的活动区域不得超过警戒线之外。午饭由另外的犯人送到地头。晚上干完活，仍在武警看押下返回监所。进入监狱大墙后要进行晚点名。犯人站成几排，点到谁，谁大声答“到”，之后要蹲下。点名无误才能吃饭，然后回监号睡觉。
石河子是北疆（天山之北称为北疆）重要的产粮区和产棉区，监狱犯人的主要任务也是从事农业劳作。有时还要挖掘水渠。水在这里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全国最大的半固定沙漠，水通到哪里，哪里就能建成绿洲。修大渠时，监狱管理方在邻近地点号房，当作临时监所。犯人仍在管教人员和武警的押解下劳作，在管理上，比平常要更严格些。
对一般犯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
但有少数犯人例外。因监狱除安排犯人集体劳动外，还有许多零散的工作需要犯人去做。比如监狱的菜地，再比如养猪、放牛、放羊。这样就产生了“零星犯”。
零星犯一般在刑期超过半数且表现较好的犯人中挑选，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要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新安监狱的办法是交纳人民币100O0元，用这笔钱买牛，由出资人放牧，产奶出售给附近农垦团场。这样，犯人可以获得一定的自由，监狱又可以创收。
零星犯也有两种，一种晚上收监，一种不收监。晚上住在监狱之外的，又叫作“外宿犯”。当年，新安监狱的外宿犯仅有3人，他们住在监狱外边的牛房（现已改为猪舍），夜里值班看牛。
这3名外宿犯都是北京人，除白宝山之外，另两位一个叫李宝玉，另一个叫傅克军。
零星犯想逃跑是有条件的。第一，他们有逃跑的时间，白天晚上都有单独外出的机会；第二，他们有经济条件，监狱与他们签订“承包”合同，每月有一定收入。但逃跑也不容易。首先，逃犯抓回来都要加刑；其次，零星犯之间有一种类似“连坐”的责任关系，有人逃脱，其他相关犯人将受到审查和处理；其三，零星犯一般距刑满时间都不长，此时逃掉并不值得。新疆监狱年年都有犯人逃脱，但零星犯中的比例并不大。
1990年，白宝山作为北京调犯遣送到新疆新安监狱时，李清亮已经是零星犯了。他负责种菜。李是山西人，当过兵，转业在北京工作，因报复杀人被判刑，入狱后始终表现较好。白宝山刚来时跟李清亮住一个监号，菜地出菜时缺人手，李清亮常点名要白宝山出来帮他。
李清亮劝白宝山：“家里要是有经济条件，寄点钱来，弄个‘零星犯’吧，少受点儿罪。”
白宝山就请李清亮代笔，给家中写信，把这边说得极为可怜，要家人想办法为他筹措资金“买”一个零星犯。
母亲是惦记他的，两个姐姐也疼他，毕竟他是家里唯一送出去的孩子，小时受了不少苦。母亲还有个说不出的想法——如果不送他去老家，也许他走不上这条路。家里总觉得这些年亏了他。因此，接到来信后，家里多方凑钱，母亲借债，两个姐姐和大弟几乎拿出全部积蓄，凑齐了这笔款子，汇到新疆。
白宝山成为零星犯。他与李宝玉、傅克军、田守水（化名）每人出资1000O元，买下了17头奶牛，开始了放牧的生活。
零星犯相对收监犯来说，有着许多便利。他们不受监狱作息制度的限制，晚上不回监所。外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