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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顾恺之的《 女史箴图 》刚刚画完，数学家祖冲之已经造出了指南车、编出了《 大明历 》、算出了圆周率，而地理学家郦道元的《 水经注 》则正好写了一半……
正是这一切，让我们喜欢上了那个乱世。
文化在乱世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魅力。它不再纯净，而总是以黑暗为背景，以邪恶为邻居，以不安为表情。大多正邪相生、黑白相间，甚至像波德莱尔所说的，是“恶之花”。
再也没有比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丛林地带，更能体现这种文化魅力的了。
说到这里，我们的目光已经瞟向云霭底下那个被人褒贬不一的权势门庭。
一个父亲，两个儿子，丛林边的那一家。
曹家。
二
先说那个父亲，曹操。
一个丛林中的强人，一度几乎要统一天下秩序，重建山河规范。为此他不能不使尽心计，用尽手段，来争夺丛林中的其他权势领地。他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成功，终于战胜了所有对手，却没有能够战胜自己的寿数和天命，在取得最后成功前离开了人世。
如果他亲自取得了最后成功，开创了又一个比较长久的盛世，那么，以前的一切心计和手段都会染上金色。但是，他没有这般幸运，他的儿子又没有这般能耐，因此只能永久地把自己的政治业绩，沉埋在非议的泥沙之下。
人人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猜测他、议论他、丑化他。他的全部行为和成就都受到了质疑。无可争议的只有一项：他的诗。
想起他的诗，使我产生了一种怪异的设想：如果三国对垒不是从军事上着眼，而是从文化上着眼，互相之间将如何一分高下？
首先出局的应该是东边的孙吴集团。骨干是一帮年轻军人，英姿勃勃。周瑜全面指挥赤壁之战击败曹军时，只有三十岁；陆逊全面指挥夷陵之役击败蜀军时，也只有三十岁。清代学者赵翼在《 二十史札记 》中说，三国对垒，曹操张罗的是一种权术组合，刘备张罗的是一种性情组合，孙权张罗的是一种意气组合。沿用这种说法，当时孙权手下的年轻军人们确实是意气风发。这样的年轻军人，天天追求着硝烟烈焰中的潇洒形象，完全不屑于吟诗作文。这种心态也左右着上层社会的整体气氛，因此，孙吴集团中没有出现过值得我们今天一谈的文化现象。
顺便提一句，当时的东吴地区，农桑经济倒是不错，航海事业也比较发达。但是，经济与军事一样，都不能直接通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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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边的那一家（2）
对于西边刘备领导的巴蜀集团，本来也不能在文化上抱太大的希望。谁知，诸葛亮的两篇军事文件，改变了这个局面。一篇是军事形势的宏观分析，叫《 隆中对 》；一篇是出征之前的政治嘱托，叫《 出师表 》。
《 隆中对 》的文学价值，在于对乱世的清晰梳理。清晰未必有文学价值，但是，大混乱中的大清晰却会产生一种逻辑快感。当这种逻辑快感转换成水银泻地般的气势和节奏，文学价值也就出现了。
相比之下，《 出师表 》的文学价值要高得多。这种价值，首先来自于文章背后全部人际关系的整体背景。诸葛亮从二十六岁开始就全力辅佐刘备了，写《 出师表 》的时候是四十六岁，正好整整二十年。这时刘备已死，留给诸葛亮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残局和一个懦弱无能的儿子。刘备遗嘱中曾说，如果儿子实在不行，诸葛亮可以“自取”最高权位。诸葛亮没有这么做，而是继续领军征伐。这次出征前他觉得胜败未卜，因此要对刘备的儿子好好嘱咐一番。为了表明自己的话语权，还要把自己和刘备的感情关系说一说，一说，眼泪就出来了。
这个情景，就是一篇好文章的由来。文章开头，干脆利落地指出局势之危急：“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文章中间，由军政大局转向个人感情：“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文章结尾，更是万马阵前老臣泪，足以让所有人动容：“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这么一篇文章，美学效能强烈，当然留得下来。
我一直认为，除开《 三国演义 》中的小说形象，真实的诸葛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获得超常名声，多半是因为这篇《 出师表 》。历史上比他更具政治能量和军事成就的人物太多了，却都没有留下这样的文学印记，因此也都退出了人们的记忆。而一旦有了文学印记，那么，即便是一次失败的行动，也会使一代代拥有英雄情怀的后人感同身受。杜甫诗中所写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杜甫一写，《 出师表 》的文学地位也就更巩固了。
说过了诸葛亮，我们就要回到曹操身上了。
不管人们给《 出师表 》以多高的评价，不管人们因《 出师表 》而对诸葛亮产生多大的好感，我还是不能不说：在文学地位上，曹操不仅高于诸葛亮，而且高出太多太多。
同样是战阵中的作品，曹操的那几首诗，已经足可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文学家，但诸葛亮不是。任何一部《 中国文学史 》，遗漏了曹操是难于想象的，而加入了诸葛亮也是难于想象的。
那么，曹操在文学上高于诸葛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在于生命格局。
诸葛亮在文学上表达的是君臣之情，曹操在文学上表达的是天地生命。
曹操显然看不起那种阵前涕泪。他眼前的天地是这样的：
东临碣石，
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
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
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
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
歌以咏志。
他心中的生命是这样的：
神龟虽寿，
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
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
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
可得永年。
当天地与生命产生抵牾，他是这样来处置人生定位的：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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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边的那一家（3）
慨当以慷，
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
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
鼓瑟吹笙。
……
月明星稀，
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
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
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
我在抄写这些熟悉的句子时，不能不再一次惊叹其间的从容大气。一个人可以掩饰和伪装自己的行为动机，却无法掩饰和伪装自己的生命格调。这些诗作传达出一个身陷乱世权谋而心在浩阔时空的强大生命，强大到没有一个不够强大的生命所能够模仿。
这些诗作还表明，曹操一心想做军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却不太辛苦地成了文化巨人。
但是，这也不是偶然所得。与诸葛亮起草军事文件不同，曹操是把诗当作真正的诗来写的。他又与历来喜欢写诗的政治人物不同，没有丝毫附庸风雅的嫌疑。这也就是说，他具有充分的文学自觉。
他所表述的，都是宏大话语，这很容易流于空洞，但他却融入了强烈的个性特色。这种把宏大话语和个性特色合为一体而酿造浓厚气氛的本事，就来自于文学自觉。此外，在《 却东西门行 》、《 苦寒行 》、《 蒿里行 》等诗作中，他又频频使用象征手法，甚至与古代将士和当代将士进行移位体验，进一步证明他在文学上的专业水准。
曹操的诗，干净朴实，简约精悍，与我历来厌烦的侈靡铺陈正好南辕北辙，这就更让我倾心。人的生命格局一大，就不会在琐碎妆饰上沉陷。真正自信的人，总能够简单得铿锵有力。
三
文化上的三国对垒，更让人哑口无言的，是曹操的一大堆儿子中有两个非常出色。父子三人拢在一起，占去了当时华夏的一大半文化。真可谓“天下三分月色，两分尽在曹家”。
丛林边上的曹家，真是好生了得！
我想不起，在历史的高爽地带，像汉代、唐代、宋代那样长久而又安定环境中，哪一个名门望族在文化聚集的浓密和高度上赶得上曹家。有的以为差不多了，放远了一看还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这么一个空前绝后的曹家，为什么只能形成于乱世而不是盛世？
对于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容我以后再仔细想想。
在没有想明白之前，我们不妨推门进去，到曹家看看。
哥哥曹丕，弟弟曹植，兄弟俩关系尴尬。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传说，对曹丕不大有利。说的是，曹操死后曹丕继位，便想着法儿迫害弟弟曹植，有一次居然逼弟弟在七步之内写成一首诗，否则就处死。曹植立即吟出四句：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无法考证。记得刘义庆《 世说新语 》里已有记载，但诗句有些出入。我的判断是：传说中的曹丕，那天的举动过于残暴又过于儿戏，不太像他这么一个要面子的聪明人的行为；但这四句诗的比喻却颇为得体，很可能确实出于曹植之口，只不过传说者虚构了一个面对面的话语情境。
中国人最经受不住传说的冲击。如果传说带有戏剧性和刺激性，那就更会变成一种千古爱憎。但是，越是带有戏剧性和刺激性，大多离真实性也就越远，因此很多千古爱憎总是疑点重重，想起来真让人害怕。
传说中的曹操是违背朝廷伦理的，传说中的曹丕是违背家庭伦理的。中国古代的主流思维，无非是朝廷伦理再加上家庭伦理，结果，全被曹家颠覆了。父子两人，正好成了主流思维两部分的反面典型。
在历史上，曹丕登了大位，曹植终生失意，但这是在讲政治。如果从文化的视角看去，他们的高低要交换一下，也就是曹植的地位要比曹丕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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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边的那一家（4）
应该说，曹丕也是杰出的文学家。我此刻粗粗一想，可以说出三项理由。其一，他写了不少带有民歌色彩的好诗，其中一半是乐府歌辞，并且由他首创了完整形式的七言诗；其二，他写了文学理论作品《 典论·论文 》，第一次宏观地论述了文学的意义、体裁、风格、气质；其三，他曾是一个热心的文坛领袖，身边集合了很多当时的文人，形成过一个文学集团。
曹丕的作品，本来也很可读读，尤其像两首《 燕歌行 》。但他不幸受到了围堵性对比，上有父亲，下有弟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