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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天一早再来，”他对萨姆说。
“给我带点好消息来，好吧？”
纽金特上校趾高气扬地沿着高速公路的外侧向前走着，后面跟着十几个全副武装的监狱警卫。他怒视着那二十六个三K党徒，又向那十来个穿着褐色衬衣的纳粹分子皱着眉头，还停下脚步虎视眈眈地望着离纳粹分子不远的一群光头党。他摇晃着身子，围着那片狭长的示威专用草地外侧转了一圈。两个信奉天主教的嬷嬷坐在尽可能远离其他示威者的地方，他停下来同她们聊了几句。这时的气温足有华氏一百度，嬷嬷们坐在荫凉地里还在冒汗，她们一边喝着冰镇汽水，一边把标语牌靠在膝盖上望着高速公路的方向。
两位嬷嬷问他是什么人，有什么事。他说自己是监狱的代理典狱长，来这里只是为了确保示威能够有秩序地进行。
于是，她们让他离远点。
四十三
也许因为是星期天的缘故，也许是因为正在下雨，亚当在喝早晨的咖啡时显得出奇的从容。外面仍然很黑，温乎乎的夏日细雨淅淅沥沥地落在阳台上，把人带入了一种朦朦胧胧的境界。他站在敞开的门边，听着那雨滴的溅落声。时间还太早，下面沿河公路上还听不到车声，也听不到河里有拖船的声音，一切都是那样的安静详和。
今天是死刑执行前的第三天，他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一会儿要先去办公室，还有一份最后时刻诉状要起草一下，那份诉状的争点是如此的荒谬，亚当几乎不好意思把它交出去。然后他要去帕契曼和萨姆一起坐一会。
看起来各法院在星期天都不会有什么动作。当然，大限已经临近，负责死刑的书记宫和他们的助手们很有可能会加班。不过，周五和周六都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他估计今天也不会有什么希望，而明天就完全不同了，这当然是他个人的看法，不太成熟，也没有经过检验。
明天自然免不了会非常繁忙，而周二无疑会像恶梦一般的紧张，那是法律规定萨姆在世的最后一天。
但这个周日却格外平静。他睡了差不多有七个小时，堪称是最近一段时期的又一项纪录。他的头脑清醒，脉搏正常，呼吸轻松，他的心绪平静而从容。
他翻动着周日的报纸，心不在焉地把标题浏览了一遍。里面起码有两篇是有关凯霍尔死刑的报道，其中的一篇配发了更多的监狱外面越演越烈的示威场面的照片。太阳出来时雨停了下来，他坐在一把湿漉漉的摇椅上看了一会儿莉的建筑杂志。经过几个小时的平和安宁以后，亚当有些不耐烦了，于是他准备动身。
在莉的卧室里还有一件未了的事，一件亚当一直想忘却但又难以忘却的事。十天来，他的心里一直在为她抽屉里的那本书而激烈斗争着。她是在酒后告诉他私刑照片的事的，但那并非一个瘾君子的痴人说梦。亚当知道那本书就在那里，那是一本实实在在的书，里面有一张现场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名被用绳子吊起来的黑人青年，他的脚下是一群骄傲的白人，那些人正在对着照相机做鬼脸，他们不会受到任何人的起诉。亚当在内心里反复拼贴着那张照片，给它添上新的面孔，勾画树的轮廓，画上绳子，并在它的下面加上标题。但有些事他还不知道，也想象不出来。那个死者的面孔能够看得清楚吗？他的脚上是穿着鞋子还是赤着脚呢？那个小萨姆容易辨认吗？照片里有多少白人的脸孔？他们有多大年纪？有妇女吗？人们带着枪吗？有没有血迹？莉说他曾经被牛皮鞭子抽打过的，在照片里能看见鞭子吗？他几天来一直在想着那张照片，是到了看看那本书的时候了，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也许莉就要康复归来，那时她会重新把它藏起来。他计划在今后的两三天里仍住在这里，但没准一个电话就能把这一切全部打乱。他也许不得不被迫赶去杰克逊或是在帕契曼睡在自己的车子里。当你的当事人只剩下不到一周的日子时，像午餐、晚餐和睡觉一类的寻常小事便都会变得莫测起来。
现在是天赐良机，他终于下了决心去面对那群施私刑的暴徒。他走到前门向停车场的方向望了望，只是想确认一下她还没有回来的迹象。他甚至还锁上了她的卧室房门，然后才拉开了那个抽屉。抽屉里放着的都是她的内衣，他对自己的唐突行为感到有些难为情。
他在第三个抽屉里找到了那本书，就放在一件褪了色的汗衫上面。书很厚，封面是绿色的，上面写着：南部黑人和大萧条时期。匹兹堡托夫勒出版公司一九四七年出版。亚当把书拿出来坐到了床沿上，书页非常新，像是从来没有翻看过的样子。生活在最南部的人有谁会看这样的书呢？虽说这本书在凯霍尔家已经放了有几十年之久，但亚当确信根本不会有人看它。他看了看书的封皮，猜测着这本书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归到了萨姆·凯霍尔家的名下。
这本书共有三部分照片。第一部分都是些简陋的房舍和破败的棚屋，是种植园里黑人被迫居住的地方。有带着十几个孩子的父母在门前拍摄的全家照，也有农工们被迫在田里弯着腰摘棉花的情景。
第二部分插在书的中部，大约有二十多页。有关私刑的照片只有两张，前一张是两名身穿白袍头戴尖顶帽的三K党徒正在用步枪向照相机瞄准的可怖场景，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男人吊在他们的身后，眼睛半开半闭，面目全非，血迹斑斑。照片说明写道：三K党施行私刑，密西西比州中部地区，一九三九年。似乎这种种族歧视的暴行可以用地点和时间限定似的。
亚当凝视了片刻那张令人发指的照片，然后又翻到第二张有关私刑的情景，这张比起头一张来显得不是那么很恐怖。绳子上吊着的死者只能看到胸部以下。衬衣似乎被撕碎了，可能是皮鞭抽打的结果，如果的确使用过皮鞭的话。那名黑人身体很瘦，肥大的裤子紧紧地箍在腰间，双脚赤裸着，但看不到血迹。
在背景处可以看到那根将他吊起的绳子系在一根低矮的树枝上。那棵树很高大，树身很粗，枝繁叶茂。
死者的脚下聚集着一群正在欢庆的人群，有男人、妇女和儿童，有的正在向照相机做着鬼脸，有的做出十分气愤的神情和雄纠纠的男子汉模样——眉头皱起，目光犀利，双唇紧闭，似乎拥有无穷的力量来保护他们的女人免受黑鬼的侵犯；其他人则笑嘻嘻的，好像能听到咯咯的笑声，尤其是那些妇女，其中有两个长得很漂亮；一个小男孩用一支手枪对着照相机作恐吓状；一个小伙子手里拿着一瓶烈性酒，正在把商标朝向照相机。大部分人似乎都对这种场面感到欢欣鼓舞。亚当数了数，照片里一共有十七个人，每个人都在盯着照相机看，没有丝毫惭愧和不安的神情，也完全找不到做错了事的感觉。他们根本不会受到指控，而他们刚刚才杀了一个人，不过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们根本用不着为这种事的后果担忧，这让他感到痛苦。
这不过是一次聚会。事情发生在晚上，天气很暖和，人们带了酒，还有漂亮的女人，无疑他们的篮子里还带着食物，而且正准备把毯子铺在大树周围的地上开始美妙的野餐。
照片说明上写道：密西西比州乡下的私刑，一九三六年。
萨姆就在前排，跪坐在两个年轻人之间，三个人都在使劲冲照相机做怪样。看他的样子有十五六岁，瘦长的小脸正在努力做出令人恐怖的表情——嘴唇歪扭，眉头拧紧，下颌抬起，显示出一个正在竭力仿效他周围成年人的男孩的狂妄自大。
他很容易被认出来，因为有人为他做了标记，那是一条有些褪色的浅蓝色墨水道，指向写在照片边缘的萨姆·凯霍尔两个粗体字。那笔道从照片中其他人的身体和脸上画过，一直通到萨姆的右耳处。埃迪，一定是埃迪干的。莉说过埃迪曾在阁楼上发现过这本书，亚当几乎可以看到他父亲在认出萨姆并用那表示控诉的笔道指向他的头部后，一个人躲在黑暗之中对着照片哭泣的情景。
莉还说过萨姆的父亲是这伙暴徒的头儿，但亚当认不出哪个是他。可能埃迪也没认出来，因为照片上没有做出标记。照片中至少有七个人的年纪与萨姆的父亲相仿。这里面有几名凯霍尔家的成员呢？她还说过他的兄弟们也参与了，也许是那个长得有些像萨姆的看上去小一点的那个人吧，但他吃不准。
他审视着祖父那明澈好看的眼睛，心里不觉一阵隐隐作痛。他那时还只是个孩子，又出生在一个天生就仇视黑人的家庭。有多大的责任应该归罪于他呢？看看他周围的那些人吧，他的父亲、家人、朋友、邻居，他们也许都是些诚实、穷苦、勤劳的人，只不过是在当时司空见惯的一次残酷的仪式结束之时被摄入了镜头。萨姆没有别的选择，那是他所知道的全部世界。
亚当怎样才能找到过去与现在的有机联系呢？如果上帝在冥冥之中让他早出生四十年并把他置身于那些人之中，他会如何公正地对那些人以及他们的暴行作出评判呢？
当他望着那些人的面孔时，一种奇特的舒适感淹没了他。虽说萨姆显而易见是一桩故意伤害罪的当事人，但他只不过是那帮人中的一员，只负有部分罪责。很明显，是那些面容冷峻的成年人促成了那次私刑，其他人只是前去看热闹而已。他看着照片，很难想象萨姆和他的小兄弟们能干出那种兽行。萨姆没有尝试去制止那件事，但他也很可能没有做过任何推波助澜的事。
一张照片带来了不下一百个难以解答的问题。摄影师是谁？他怎么会正好带着照相机在那里？那个年青黑人是谁？他的家在哪儿，还有他的母亲？他们是怎样捉住他的？他是否曾经关在监狱里并由当局把他交给了那帮人？事情过后他的尸体是怎样处理的？在照相机前面微笑的年青女子是那个被强奸的受害者吗？那些男人中有她的父亲吗？有她的兄弟吗？
如果萨姆在那样小的年纪就参加了私刑，那你对他成年以后又能有什么指望呢？在密西西比州乡下像这样的村民聚会和庆祝活动要多长时间才进行一次呢？
老天在上，萨姆·凯霍尔除了做他做过的那些事还能做些什么呢？他别无选择。
萨姆喝着一个别致的咖啡壶里煮的咖啡，一面很耐心地在前面办公室里等着。咖啡的味道很浓，不像每天早晨给犯人们喝的咖啡那样稀汤寡水的。那是帕克用一个大号纸杯盛给他的。萨姆坐在桌子上，脚搁在一把椅子上。
门给打开了，纽金特上校雄纠纠地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帕克。门关上后，萨姆挺直身子啪地打了个敬礼。
“早晨好，萨姆，”纽金特拉着脸说，“感觉怎么样？”
“好极了，你呢？”
“马马虎虎吧。”
“是嘛，我知道你可是个大忙人。累得够呛吧，筹备我的死刑并保证一帆风顺真是不容易啊，我向你致敬。”
纽金特没有理睬他的挖苦。“有几件事需要和你谈谈。你的律师说你现在疯了，我要亲眼看看你是怎么个疯法。”
“我的感觉像是个百万富翁。”
“是的，你真的看起来很好。”
“是嘛，谢谢啦。你样子还是那么漂亮，皮靴挺亮嘛。”
他的黑色军警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