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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惩罚自己的原因懵然无知的程度，他已丧失了接受死刑的必不可少的承受能力，因此，再执行死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这并非是个完全独出心裁的法律论据，而且事实上法庭也从未采纳过，但正像亚当每天都对自己说的那样，能有什么损失呢？古德曼则显得要乐观得多，主要是因为萨姆的年纪摆在那里，他不记得任何一名被执行死刑的犯人超出了五十岁。
包括达琳在内，他们一直干到差不多十一点。
三十八
加纳·古德曼周三上午没有回芝加哥，而是飞到了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飞行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几乎没时间喝杯咖啡和吃一只冰冷的新月形面包卷。他在机场租了辆车便径直奔州议会大厦而去。由于议会处于休会期，门前停车场上空位很多。同许多美国内战后重建的县府办公大楼一样，州议会大厦坐北朝南威严矗立。他停下脚步欣赏着为缅怀战时南方妇女而修建的纪念碑，但他用了更多的时间细细打量大厦门前台阶底部的那些非常好看的日本木兰花。
四年前，就在梅纳德·托尔执行死刑前的数日里和数小时中，古德曼曾有两次同样的造访此地的经历。区别只在于当时是另一个州长，另一个当事人，另一个案件。托尔在一次持续了两天的疯狂谋杀案中连杀数人，当时很难唤起别人对他的同情。他希望萨姆的案子能有所不同，他是个上了岁数的人，用不了四五年的时间也许就会死去，他的罪行对许多密西西比州的居民而言已成了过去的历史，而且已经无休无止地持续了这么多年。
古德曼整个上午都在排练他的既定节目。他走进议会大厦，再一次为它的优美所折服，这简直就是华盛顿美国议会大厦的小型翻版，里面简直无一处败笔。它是一九一○年由监狱的犯人们修建的，密西西比州当时利用与铁路部门打赢的一场官司所得的收益为自己建造了这座丰碑。
他走进设在二层的州长办公室，并将自己的名片递给了一位很可爱的接待员。她说今天上午州长不在，又问他是不是要安排一下约会。古德曼说不用了，但同时解释说他的事非常重要，可否见一下州长的首席顾问安迪·拉雷莫尔先生？
女接待员打了几个电话，古德曼在一旁等着，半小时后，拉雷莫尔先生出现了。他们互相作了自我介绍后便一同沿着走廊向前走，走廊两旁像迷宫般排布着一间间面积不是很大的办公室。拉雷莫尔的小办公室里杂乱无章，堆得满满的，很像他本人的模样。他是个小个子男人，腰部明显有些弯曲，几乎没有脖颈，长长的下颏垂在胸前，每当他讲话时，他的眼睛、鼻子和嘴巴便紧缩成一团，那副模样令人感到有些恐怖，古德曼拿不准他是三十岁还是五十岁，但他一定是个天才。
“今天上午州长去保险商代表大会发表讲话，”拉雷莫尔说，他的手里拿着一本旅行指南，像是拿着件什么宝贝，“然后他去访问城内的一所公立学校。”
“我会等他的，”古德曼说，“事情非常要紧，我先四处转转等他回来。”
拉雷莫尔将一沓纸往旁边推了推，然后把手交叠着放到桌面上。“那个年轻人，也就是萨姆的孙子出了什么事吗？”
“噢，他仍在继续他的工作，我是库贝法律事务所公益部门的负责人，所以我来帮他一把。”
“我们在密切关注着这件事，”拉雷莫尔说，他的脸在说话时拼命往中部挤，每说完一句话后再放松开来，“看样子这回是不可救药了。”
“通常都会这样，”古德曼说，“州长对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有多大的兴趣呢？”
“我肯定他有召开听证会的想法，但批准赦免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敢说你也一定知道，有关的法令赋予州长很大权限，他可以赦免死刑并立刻假释犯人，他也可以把死刑改为无期徒刑或是更轻的刑罚。”
古德曼点点头。“我有希望见他一面吗？”
“按计划他会在十一点钟回来，到时候我会跟他讲你的事。他也许会在办公桌上吃午饭，所以在一点钟左右可能会有一点时间，那时你能来吗？”
“是的，不过这件事最好先不要声张，我们的当事人极力反对这类会面。”
“他反对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吗？”
“我们只剩下七天的时间了，拉雷莫尔先生，我们什么都不会反对。”
拉雷莫尔皱了皱鼻子，露出了上排牙齿，然后又把旅行指南抓在手里。“你一点钟来吧，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谢谢。”他们又漫无边际地聊了五分钟，接着拉雷莫尔就被一阵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缠上了。古德曼道声对不起便离开了议会大厦，走到日本木兰花前又停下来，他把外套脱掉，时间刚到九点半，他已觉得腋下湿漉漉的，衬衣也贴到了后背上。
他往南面四个街区外的国会大街方向走去，那条街被认为是杰克逊市的主要街道。在商业区的建筑群和车水马龙之间，非常雄伟的州长官邸就坐落在一块平展展的草地上，那是一幢周围有围墙和栅门的南北战争前的建筑，它的正面朝向议会大厦的方向。就在托尔被执行死刑的头一天晚上，一群对死刑持异议的人就曾聚集在这里周围的便道上声嘶力竭地向州长叫喊，而州长本人显然听不到他们的喊声。古德曼在便道上停下来，脑海里回忆着官邸里的一切。就在托尔进毒气室前的几个小时，他和彼得·韦森伯格曾经带着他们的最后抗辩从主车道左面的一个门匆匆走进去，当时州长正在和一些要人共进晚餐，对他们的贸然来访非常恼火，他拒绝了他们就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所做的最后请求，然后，出于南部最优良的传统礼节，邀请他们留下来一起吃晚餐。
他们当时婉言谢绝了，古德曼解释说他们必须赶回帕契曼去陪伴当事人度过最后时刻。“当心些，”州长说完便又回到他的晚宴
古德曼不知道在未来几天里会有多少抗议者站在这里唱歌、祈祷、燃蜡烛、挥动标语牌，强烈要求麦卡利斯特拯救老萨姆。恐怕不会太多。
杰克逊市中心商业区的办公用房向来是很宽裕的，古德曼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地方。他按一个招租招牌的指引找到了一幢模样不大雅致的写字楼，楼上第三层的空房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在底楼一家信贷公司的问事处了解了一下情况。一小时后这幢楼的主人来了，并带他看了房间，那是一个不太洁净的两居室套间，地毯很破旧，护墙板上千疮百孔。古德曼走到唯一的窗子前望了望在三个街区外迎面矗立的州议会大厦。“好极了，”他说。
“月租三百美元，电费另算，休息用房在大厅下面，半年起租。”
“我只需要用二个月，”古德曼从兜里抽出一沓折得很整齐的钞票说。
房主看了看他手里的钱问道：“你经营什么业务？”
“市场分析。”
“来自何处？”
“底特律，我们打算在这个州建立分公司，需要借贵地落脚，但只用两个月，全部现金支付，无需任何书面手续，到时我们会二话不说自动搬出去的。”
房主收了钱并将两把钥匙交给了古德曼，一把开办公室，另一把开朝向州议会大街的大门，他们握了握手表示生意成交。
古德曼离开这个破烂不堪的地方回到了他停在州议会大厦前的车子里。走在路上时他禁不住对自己目前正在实施之中的计划笑出吉来，这个点子是亚当想出来的，是为了抢救萨姆所做的一系列绝望计划中的关键一着。这着棋没有丝毫合法性而言，花销很有限，不过在这种节骨眼上倒是没人会在乎钱财的。他本人毕竟是事务所公益部门的负责人，在他的同事们中间，他就是骄傲和正义的化身，事务所里的人包括丹尼尔·罗森在内都不会因为租一套房子和几台电话机这样的事对他兴师问罪的。
在做了三周的死刑犯代理律师后，亚当开始为他在芝加哥办公室的前景忧心忡忡，不知道那办公室是否还为他保留着。周三上午还不到十点，他便已经拟完了一份定罪后减刑要求，并且和各法院的书记官通了四次电话，还和一家法院的负责人通了一次话，他还就根据人身保护令对毒气室进行抨击所做的上诉同华盛顿的理查德·奥兰德谈了两次，再有就是同新奥尔良第五巡回法院死刑事务办公室书记官通了一次话，内容涉及那项律师辩护不力的申诉。
声称萨姆已丧失思想能力的申诉现在已通过传真发到了杰克逊市，正本随后就通过联邦快递送达，亚当不得不很谦和地请求法院负责人加快审理的节奏，请他们尽早审理并予以驳回，虽然这并非他的原话，但意思就是这样。显而易见，即便有可能缓期执行死刑，最终也还是要由联邦法官下达命令。
每一次新的申诉都带给人一丝新的希望，当然也正如亚当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已经认识到的那样，也为另一次失败埋下了伏笔。一次申诉必须通过四道关卡才能最终完成它的使命——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地区联邦法院，第五巡回法院以及美国最高法院——所以成功的概率是极低的，特别是在眼下这种阶段所作的申诉。可以供萨姆加以利用并且还多少有些说服力的争点早在几年前就给华莱士·泰纳和加纳·古德曼用得光光的，目前可供亚当用来上诉的只是一点残渣剩屑而已。
第五巡回法院的书记官很怀疑法院是否还会不厌其烦地召开另一次口头辩论会，特别是在看到萨姆几乎每天都要提出新的申诉情况下，三人法官小组恐怕只会看看答辩状。如果法官想要听取亚当的意见，最多只会采取开电话会议的方式。
理查德·奥兰德这时又打来电话说最高法院已经收到了他的关于调案复审或召开案情听证会的诉状，并已指定专人负责处理。他认为法院不会再费心开什么口头辩论会，现在为时已晚。他还告诉亚当已收到了就丧失思想能力进行新的申诉的传真件，他将就此对地方法院进行督促，还说那个申诉很有意思，并问亚当有什么新的申诉打算，但亚当没有说。
斯莱特里法官的秘书，那个永远阴沉着脸的布雷克·杰斐逊打电话来通知亚当说法官大人已经收到了提交给密西西比最高法院的新申诉传真件，他很坦率地讲这不大可能会引起法官大人的重视，但诉状到达他们法院会后还是会得到妥善处理。
亚当一个人竟支使着四个完全不同的法院团团乱转，这一点使他多少得到一丝满足。
十一点时，首席检察官办公室那个臭名昭著的死亡博士莫里斯·亨利打来电话通知亚当他们已经收到了最新一轮临刑前逃生上诉状，他说到这类上诉时总喜欢使用这个字眼，他说罗克斯伯勒先生已经指定了十余名律师去准备回复的文件。亨利在电话中表现得很得体，但这个电话本身无疑是在说——我们可是有很多律师的，亚当。
经他起草的文件已经非常可观，小小的会议桌上堆得满满的。达琳不停地在办公室里出出进进——忙着复印文件，传达电话，递送咖啡并对诉状和答辩状进行校对。她曾经在事务烦杂的政府债券发行部门接受过专业训练，所以面对大量纷繁烦琐的文件仍然显得驾轻就熟。她不止一次说过与以前那种循规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