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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接下来是对审判无结果的反应，有克洛维斯·布雷泽顿的慷慨陈词，有萨姆离开法庭的又一个镜头。然后是与第一次类似的第二次审判。“这录像你花多长时间收集的？”
“七年。萌发这个主意时我还是佩珀代因的一年级大学生。这是个挑战。”他把马文·克雷默在第二次审判后被摔出轮椅的感人镜头快速放过。镜头停在一位当地妇女的笑脸上，她正喋喋不休地谈着有关萨姆·凯霍尔诉讼案的第三次审判。那是一九八一年。
“萨姆在十三年中是自由的，”亚当说，“那段时间他干了些什么？”
“他不与人来往，干点农活，想办法养活自己。他从不和我谈爆炸或他与三K党的任何活动，但他挺喜欢在克兰顿被人注意，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当地的传奇人物，对此他似乎挺得意。母亲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呆在家里照顾她。”
“他从没想到过出走？”
“没认真想过。他相信他的法律麻烦已经结束。他已经历经两次审判，而且两次都顺利过关。密西西比州六十年来没有一个陪审团宣判过三K党徒有罪。他以为他是不可战胜的。他住得离克兰顿很近，不和三K党徒们接触，过着平静的生活。我想他那段黄金岁月都用来种西红柿和钓鱼了。”
“他过问过我父亲的情况吗？”
她喝完了酒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对莉来说从来不曾想过有一天她会被要求如此详细地把这段痛苦的历史复述出来。那是她费了那么大劲想忘掉的。“我记得在他回家的第一年里他偶尔会问我是否有我哥哥的消息。当然了，我没有。我们知道你们是在加利福尼亚的什么地方，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平安。萨姆是个非常狂妄并且固执的人，亚当。他根本不可能去找你们哀求埃迪回家。如果埃迪以这个家为耻，萨姆认为他应该呆在加利福尼亚。”她往沙发里面缩了缩。“母亲在一九七三年被诊断为癌症，那时我雇了个私人侦探去找埃迪。他干了六个月一无所获，只是让我花了一大笔钱。”
“我当时九岁，四年级，在俄勒冈的塞勒姆。”
“是啊，伊芙琳后来告诉我你们在俄勒冈呆过。”
“我们不停地搬家。在上八年级之前我每年都换学校。最后我们在圣莫尼卡定居。”
“你们神出鬼没的。埃迪肯定找了个不错的律师，因为任何与凯霍尔有关的痕迹都被消除了。那个侦探甚至雇用了那边的当地人，也没有结果。”
“祖母什么时候去世的？”
“一九七七年。我们在教堂前排坐好，葬礼就要开始时，埃迪从旁门溜进来坐在了我的身后。别问我他是怎么知道母亲去世的。他只是在克兰顿露了一面就又消失了。他一句话也没跟萨姆说。他开了一辆租来的车，所以也无法查他的车牌。第二天我开车回孟菲斯，他等在我家门口。在我家里他坐了两个小时，边喝咖啡边漫无边际地聊天。他有你和卡门在学校的照片，在阳光明媚的南加利福尼亚，一切都非常美好。工作非常满意，住着郊区舒适的房子，伊芙琳在做房地产生意。一个美国梦。他说他再也不会搬回密西西比，甚至萨姆的葬礼也不打算再回来。在他让我发誓保密之后，他说出了他的新名字，并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没有地址，只是电话号码。他威胁说，如果我违背誓言，他就会立刻再次消失。他告诉我，除了紧急情况别打电话。我说我想看看你和卡门，他说有一天也许会看到。他时而像是原来的埃迪，时而又像换了个人。我们拥抱后挥手再见，从此却再也没见过面。”
亚当按了遥控器，录像又继续。清晰的画面很快地移动着，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审判。那就是萨姆，一下子老了三十岁，正和一个新的律师从湖源县法院旁门匆匆而过。“第三次审判你去了吗？”
“没有，他告诉我躲远点。”
亚当停住录像。“萨姆从什么时候起知道他们会又来找他的麻烦？”
“很难说。孟菲斯的报纸有一天在一段很短的报道中说格林维尔新任地区检察官想要重新审理克雷默的案子。不是大块的报道，只有几小段，登在报纸中问。但我读的时候充满了恐惧。我读了有十遍，然后盯着它看了近一个小时。经过了这么些年，萨姆·凯霍尔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报纸上。我无法相信。我给他打了电话，当然他也看到了。他说不用担心。两个星期后又有另一篇文章，这次稍长一点，中间有大卫·麦卡利斯特的照片。我又打电话给爸爸。他说一切都正常。这就是事情的开始。本来相当平静，然后就来势凶猛。克雷默的亲属支持这个建议，然后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也卷入了。事情后来明朗化了，是麦卡利斯特力主再次开庭，而且此次不打算不了了之。萨姆对这些腻歪透了，他很害怕，但他尽量表现得勇敢。他说他已经赢过两次，他还会再赢。”
“你给埃迪打电话了吗？”
“是的，当重新起诉显然已变得不可避免时，我打电话告诉他。他没说什么，几乎是没说什么。那次谈话很简短。我答应随时通消息给他。我觉得他受不了这个打击。不久这件事就成了轰动全国的新闻，我相信埃迪一直会从新闻媒介的报道中跟踪事态发展。”
他们默默地看着第三次审判的后半段。麦卡利斯特露出一口白牙的笑脸频频出现，不止一次亚当后悔当初编辑时没有多删除一些。最后萨姆被铐上手铐带走了，屏幕上一片空白。
“还有谁看过这个录像？”莉问。
“没有，你是第一个。”
“你是怎么收集的这一切？”
“这需要时间，一点钱，和不断地努力。”
“不可思议。”
“还在初中时，我们曾有这样一个教政治学的二百五老师。他让我们从报纸杂志上找题目，并且对当日的事件进行辩论。有个学生拿来一份洛杉矶时报，头版上有密西西比州的萨姆·凯霍尔案即将开庭的报道，我们就这个题目讨论得好热闹。接着我们便一直密切注视着审判进程。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对他被判有罪都很高兴。但是对于是否应处死刑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几个星期后，我父亲去世，而你终于告诉了我真相。我当时真怕我的同学们会发现真相。”
“他们发现了吗？”
“当然没有。我是个凯霍尔，最能保守秘密的人。”
“这个秘密不会再保持多久了。”
“是啊，不会很久了。”
他们盯着空白的屏幕呆了好久。最后亚当按了电源键关了电视。他把遥控器扔在桌上。“对不起，莉，我是认真的，如果这事让你难堪，我希望能有什么方法避免才好。”
“你不明白。”
“我知道。你无法解释，对不对？你怕费尔普斯和他的家庭吗？”
“我看不起费尔普斯和他的家庭。”
“可你喜欢他们的钱。”
“钱是我应得的，知道吗？我忍受了二十七年。”
“你怕你的小小俱乐部会驱除你吗？他们会把你踢出乡村俱乐部吗？”
“别说了，亚当。”
“对不起，”他说，“真是不可思议的一天。我正从隐蔽处出来，莉。我要勇敢地面对我的过去，我想我希望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勇敢。对不起。”
“他现在什么样？”
“老态龙钟。布满皱纹，皮肤苍白。他太老了，不该给关在笼子里了。”
“我记得在最后一次审判前的几天我和他的谈话。我问他为什么不逃走，销声匿迹，藏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南非。可你知道吗？”
“什么？”
“他说他想过。母亲死了几年了。埃迪走了。他读过有关纳粹战犯孟其尔和埃克曼①以及其他在南美隐匿起来的纳粹战犯的书。他甚至提到圣保罗，那是一个有两千万人口的城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难民。他有个朋友，我想也是个三K党徒，能帮他搞到所有的文件并可帮他找到藏身之处。他考虑了很久。”
① 孟其尔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用囚犯肉体作医学试验的纳粹医生。埃克曼是奥地利纳粹分子。两人战后均曾逃至南美。
“我倒希望他去藏起来。那样也许我父亲还会和我们在一起。”
“他去帕契曼的前两天，我在格林维尔的监狱见到他。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问他为什么没跑，他说他做梦也没想到会被判死刑。我无法相信，这么多年他都是自由人，他是可以很容易地逃走的。他说没有逃跑是一个错误，一个将让他付出生命代价的错误。”
亚当把装玉米花的盆放在桌上，慢慢靠向她，把头靠在她的肩上。她握着他的手轻轻说：“我实在不愿意看见你搅在这中问。”
“他穿着一身死囚才穿的红四衣坐在那里看上去那么可怜。”
十二
克莱德·帕克在一只上面有他名字的杯子里冲了一大杯浓浓的咖啡，便开始处理这天早晨的文书档案工作。他在死监里已经干了二十一年，近七年担任值班警官之职。每日早班八小时，他作为四名监舍巡视警官之一将负责管理十四名犯人和两名警卫及两名看管人员。他填完他的报表，又看了看留言夹板。有一张条子要他打电话给典狱长。另一张上写着F。M。登普西的心脏药快用完了，他要求看医生。他们全都愿意看医生。他边啜饮着热气腾腾的咖啡边离开办公室去进行早晨的巡查。他检查了门卫的军容风纪，告诉那个年轻的白人警卫去把头发理理。
其实在严管区工作挺不错的。死监犯一般是比较安静守法的。他们一天二十三个小时都是单独在自己的囚室度过，彼此隔离，因而不可能合谋闹事。他们一天有十六个小时在睡觉，吃饭也是在自己的囚室。他们每天被容许有一个小时到室外休息，也就是他们称之为的“放风”，而且他们还可选择一人独自去。每个犯人都有电视机或收音机，再不然就是两样都有。早饭后监舍里开始有了生气，音乐、新闻、连续剧以及隔着栅栏的闲谈响成一片。犯人们看不见邻室犯人的面，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交谈。争论声偶尔会盖过某人的音乐，不过这些小小的争吵很快便会被警卫们平息。犯人们享有一定的权利，同时也有一定的特权。拿走他们的电视机或收音机那简直是要他们的命。
死监使关在里面的犯人之间生发出一种奇怪的同志情谊。他们一半是白人，一半是黑人，都是因残暴杀人而被判罪。然而很少有人关注那些过去的行为和犯罪记录，并且一般对肤色的不同也没多大兴趣。在外头的普通监牢里，犯人往往会以种族为界结成形形色色的帮派团伙。但在死监里衡量一个人却是依据其应付这种监禁生活的方式来决定。不管他们是否互相喜欢，他们是一起被囚禁在世界上这个小小的角落里，都在等待着死亡来临。这是由与世抵。许者、流浪汉、彻头彻尾的恶棍和冷血杀手所组成的一个小小的贱民兄弟会。
一人的死在这里关系着所有人的死。关于萨姆新近的死刑判决的消息沿着监舍在栅栏之间悄声传递着。当昨天的午间新闻播出这条消息后，死监变得格外安静。大家突然间个个都要求同自己的律师谈话。对法律事务的兴趣重新萌生，帕克发现有几个犯人关上电视，把收音机的音量关小，研读起自己的审判记录来。
他穿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