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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从隔板前退回，缩进那张金属折叠椅里。手里的烟头掉在地板上，他看也没看。“你为什么来这里？”他的声音变得坚定而严厉。
“你怎么知道那是我？”
“声音。你的声音像你的父亲。你为什么来这儿？”
“埃迪送我来的。”
他们的目光匆匆相遇，这次是萨姆先移开了。他慢慢向前探了一下，把双肘放在两个膝盖上。他凝视着地上的某一点，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
然后他用右手捂住了眼睛。
十
菲利普·奈菲已经六十三岁了，还有十九个月退休。十九个月零四天。他作为一个主管在州监狱服务了二十七年。在他任内已熬过了六任州长、成百的州立法委员、上千件囚犯提起的诉讼、数不清的联邦法院的干预，以及他自己都记不清的死刑。
典狱长，他愿意别人这么称呼他（虽然这个官衔在密西西比州法典的正式术语中并不存在），是一位纯血统的黎巴嫩人，父母是二十年代的移民，定居在三角洲。他们在克拉克斯代尔开了一间小杂货店，而他的母亲也以她自己做的黎巴嫩甜点而小有名气。他在公立学校里受教育，到外州上大学，回来后，由于早已忘记了的原因，他跻身于司法部门。
他讨厌死刑。他可以理解社会对于死刑的渴望，很久以前他还可以记住所有关于其必要性的贫乏理由。比如说它是一种威慑力，它消灭了杀人者，它是最终的判决，它是圣经意志的体现，它是对公众因果报应心理的满足，它可以解除受害者家庭极度的痛苦。迫不得已时，他会像任何一位原告一样巧言相辩。实际上他自己只相信其中的一两条。
但是实际处死人的责任是他的，他鄙视他职责中这可怕的一面。他奈菲必须陪着被判有罪的犯人从牢房走到所谓的隔离室，在那儿度过死前最后的时间。他奈菲必须领着他进入隔壁的毒气室，指导刽子手把犯人的腿、手臂和头都用皮带固定好。“还有什么话要留下？”在二十七年中他曾这样问过二十二遍。他有责任告诉看守锁上毒气室的门，他有责任向刽子手点头示意，好让他拉下拉杆把致命的毒气放进去。头两个犯人处死时他是看着他们的脸直到他们死，后来他决定还是看着毒气室后边那间小屋里的见证人的脸。他必须去挑选见证人。他必须做上百件列在如何合法地杀死死囚犯的手册上的事项，包括宣布死亡，把尸体从毒气室搬走，并喷洒除去死者衣服上的毒气的药物，等等等等。
他曾在杰克逊的州立法委员会作过一次证，讲他对于死刑的意见。他有更好的主意，他解释给那些聋子们听，他的计划是把判了刑的杀人犯严密地关押在加严管制区里，使他们不能再去杀人，也无法逃跑，而且一辈子也不让他们有资格获得假释。他们最终将死在死监里，但不是死在州政府的手中。
这次作证在报纸上成了大标题而且他本人几乎被炒了鱿鱼。
十九个月零四天，他一边用手指梳理着浓密的灰白头发一边想着，眼睛看着最新的第五巡回法院的裁决意见。卢卡斯·曼坐在桌子对面等待着。
“四个星期，”奈菲说，把意见放在一边，“还有多少可申诉的？”他从容而缓慢地问。
“到了通常说的垂死挣扎了，”曼回答。
“这裁决书是什么时候下来的？”
“今天一早。萨姆将会上诉最高法院，他们也许不会理会。这将需要一个星期左右。”
“你的意见呢，顾问？”
“对他有利的辩护理由全都提过了。我看他在四个星期内是否会被处决的问题上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
“那可是不少。”
“我有预感这回他可能没机会了。”
在死刑这一轮盘赌的无止境运转中，百分之五十的机会几乎就等于确定了。运作程序就要开始启动。每一步的程序都要经过磋商。在没完没了的多少年的上诉和延期之后，最后四个星期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
“你和萨姆谈过吗？”典狱长问。
“简要谈了。我今天早晨给了他一份裁决书副本。”
“加纳·古德曼昨天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们要送一个年轻的助手来和萨姆谈谈。你过问这件事了吗？”
“我和加纳谈过，也和那助手谈过。他的名字叫亚当·霍尔，我们在这儿说话时他正在和萨姆会见。那应是一次很有意思的会见。萨姆是他的祖父。”
“他的什么！”
“你听见我的话了。萨姆·凯霍尔是亚当·霍尔的爷爷。我们昨天做了些有关亚当·霍尔的常规背景调查，发现了几点不明确之处。我给杰克逊的联邦调查局打了电话，不到两个小时他们就弄到了一大堆有关材料。今天早晨我和他对证，他承认了。我想他并不打算隐瞒。”
“可是他们的姓不一样啊。”
“说来话长。从亚当会走路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在萨姆因为炸弹事件被捕后他的父亲就从这个州消失了。他迁往西部，改名换姓，四处飘泊，工作时有时无，似乎是个真正的失败者，一九八一年自杀。不管怎么说，亚当进了大学，成绩优异。在最好的十所大学之一的密执安上的法学院，当过校法学评论的编辑。在我们的搭档库贝事务所找了个工作。今天早晨他出现在这里和他的祖父团聚。”
现在奈菲把两只手都插进头发，摇着头。“多棒啊。就像我们还嫌名声不够大，需要更多的白痴记者问更愚蠢的问题。”
“他们正在见面。我肯定萨姆能允许那孩子代理他。我确实希望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处死过没有律师的犯人。”
“我们应当处理掉某些没有犯人的律师，”奈菲勉强挤出笑容说。传说他恨律师，卢卡斯对此并不介意。他理解。有一次他算过，奈菲在诉讼中被人列为被告的次数比密西西比州历史上任何人都多。他有权利恨律师。
“我还有十九个月就退休了，”他说，就像卢卡斯从未听说过似的，“萨姆之后是谁？”
卢卡斯想了一会，试着归纳一下四十七名犯人的大量申诉。“没有，真的。比萨人四个月前差点就完了，但他获准延期执行。大概延缓一年，不过他的案子还有其他的问题。我看两年之内不会再有死刑。”
“比萨人？我不明白。”
“马尔科姆·佛瑞尔。在一个星期之内他杀了三个送比萨饼的男孩。在法庭上他申述抢劫不是动机，他只不过是太饿了。”
奈菲举起双手敲着脑袋。“是的，是的，我记起来了。他是萨姆之后死期最近的一个？”
“可能。这事不好说。”
“我知道。”奈非撑了一下，离开桌子，走向一扇窗户，把鞋留在了桌子下边。他把手插进口袋里，用脚趾抠进地毯，沉思了一会。在执行上一次死刑后他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医生说他的心脏有点震颤。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一个星期，看着监视器上的小震颤，向他的太太保证他再也不去经历另一次死刑。要是过了萨姆这次他还能活得好好的，他就可以拿全额退休金退休了。
他转过身盯着他的朋友卢卡斯。“我不打算经手这一个，我要把责任推给另一个人，我的一个下属，一个年轻人，一个好人，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一个从未见识过这种场面的人，一个手心发痒想粘上些鲜血的人。”
“不会是纽金特吧？”
“就是那个人。退休上校乔治·纽金特，我信任的助手。”
“他是个怪物。”
“对，但他是我们这头的怪物，卢卡斯。他极其热衷于细节、纪律、组织，见鬼，他是最佳人选。我会把手册给他，告诉他我的要求，他会出色地完成处死萨姆的任务。他将是最好的。”
乔治·纽金特是帕契曼监狱的主管助理。他在对一批新科犯人举办了一期极成功的训练营后赢得了自己的名声。那是一次长达六个星期的残酷严厉的折磨，当时纽金待穿着他的黑靴子趾高气扬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骂人像是在操练新兵，动辄用轮奸威胁那些犯有极小过失的犯人。这些新科犯人很少有再回到帕契曼的。
“纽金特是疯子，奈菲。他早晚会伤害什么人的。”
“对！现在你明白了。我们准备让他去伤害萨姆，该怎么就怎么呗。按书上指示做。天知道纽金特有多么热爱遵从书本。他是最好的人选，卢卡斯。这会是一次无可挑剔的死刑。”
对于卢卡斯来说这无关宏旨。他耸耸肩说：“你是老板。”
“谢谢，”来菲说，“看住纽金特，行吗？我这头的事由我盯着他，法律上的事你来把关。我们会办好这件事的。”
“这将是迄今最轰动的一次处决，”卢卡斯说。
“我知道。我不得不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我老了。”
卢卡斯收拾起桌上的材料向门口走去。“等那个孩子走了后我会给你打电话。他应该在走之前来见我。”
“我很愿意见他，”奈菲说。
“他是个好孩子。”
“有的家庭，哼。”
这个好孩子和他的判了罪的祖父静静地沉默了十五分钟，房间中唯一的声音是负担过重的空调器困难的喘息。亚当走到通风口挥了挥手，那儿多少有一股凉气。他抱着双臂靠在台子边上眼睛盯着门，尽量离萨姆远些。这时门开了，帕克警官把头探进门。他说只不过看看是不是有事，先看了亚当一眼，环视了一下房间，最后透过隔板目光落在萨姆身上，萨姆正坐在那儿用手捂着脸。
“我们很好，”亚当说，并没有看萨姆。
“好，好，”帕克连忙关上门，锁好。亚当慢慢回到他的椅子上。他把椅子向前挪了挪，身子用肘支撑着更靠近隔板。萨姆有两分钟没有留意他，然后坐起来用袖口擦擦眼睛。他们互相望着。
“我们需要谈谈，”亚当静静地说。
萨姆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他用另一只袖口又擦了擦眼睛。他把烟放在两唇之间，打火时他的手在发抖。他极快地吐出一口烟雾。
“那么你真的是艾伦，”他用一种低沉而沙哑的声音说。
“我想在一段时间里曾经是。直到我父亲去世我才知道。”
“你生于一九六四年。”
“非常正确。”
“我的长孙。”
亚当点点头看着别处。
“你是一九六七年消失的。”
“差不多吧。你知道我不记得这些。我最早的记忆是从加州开始的。”
“我听说埃迪去了加利福尼亚，然后有了另一个孩子。有人后来告诉我她的名字叫卡门。我这些年里零零星星地听到一些，知道你们全都在南加州的什么地方，但他确实很成功地消失了。”
“我小时候我们到处搬家，我觉得他很难保住一份工作。”
“你原来不知道我？”
“不知道，家里从来不提起。我是在他的葬礼后才发现的。”
“谁告诉你的？”
“莉。”
萨姆紧紧地闭了一下眼睛，又喷出一口烟。“她好吗？”
“我想，不错。”
“你为什么要去给库贝事务所干事？”
“那是一个挺好的事务所。”
“你知道他们代理我吗？”
“知道。”
“看来这些都是你计划的？”
“用了大约五年的时间。”
“可是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