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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大(中国古代史)-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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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汉之间的动乱,东汉时期的豪族势力迅速崛起,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焦点问题。
  东汉思想家仲长统论及豪族势力之盛、影响之大:“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后汉书·仲长统传》)分而言之,豪族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往往集官僚、富商、大地主三种身份于一身,社会影响空前增大。他们之中,有世为公卿的大官僚,有出身商人向土地投资而转化来的“高资地主”,有以弟子、门生为依附力量的经学世家,也有横行乡里的地方著姓。数代相承,有稳定的社会地位和巨大的经济势力,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豪族对政局影响之大,可以从东汉初年的“光武度田”事件中反映出来。光武帝刘秀的开国之业,得益于南阳、河北两大豪族集团的追随和支持,他当然需要对豪族势力投桃报李。但当着豪族势力过分膨胀,侵占土地、庇荫人口,直接与国家产生利益冲突时,光武帝不得不加以制裁。他下诏各州“度田”,即实际检核垦田和户口之数,以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意在裁抑豪强兼并,增加国家收入。此举立即遭到豪族势力的联合反对,地方官不敢得罪他们,在执行“度田”政令时,“优饶豪右,侵刻羸弱”,把本来应该由豪族承担的负担,转嫁到贫弱小民身上,百姓不堪其苦。在豪族的唆使和挑动之下,激成民变,天下为之汹汹。光武帝痛下决心,将高级官员河南尹和郡守十余人,以“度田不实”之罪下狱处死,借此显示度田的决心。但面对着豪族利用民众的反抗情绪处处叛乱,光武帝也不得不适度妥协和让步。此后,度田之名虽存,但地方官不必去做实地普查、丈量了,而只是虚应差事照抄旧档而已。裁抑豪族的原意根本无从谈起了。东汉一代,对裁抑豪族一直难有作为。朝廷减轻赋税的惠民之政,也被豪族用为保护自己的利益。汉末学者荀悦曾如此评论当时的社会状况:“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足以说明豪族社会能量之巨大。
  其二,以“徒附”、“部曲”、“宾客”、“奴客”、“族人”等名义,大量占有依附人口。豪族与部属之间,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不存在人身占有关系。依附者的政治地位低于编户齐民,法律和习俗都规定他们不得离开所附着的土地,只有经过主人的放免,才能成为平民。但他们的地位又高于奴婢,他们还有一丝“人格”,不像奴婢那样等同于主人的私财畜产。当然,低首服侍主人,也是他们的“本分”。汉末政论家崔寔曾谈到“上家”与“下户”之间的关系:“上家累锯亿之赀,户地侔封君之土,……下户崎岖,无所峙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政论》,载中华版《全后汉文》726页)这里典型地反映豪族对依附者的经济剥削和人身控制。
  其三,豪族大多有可资依托的“坞堡”。它除了具有设防自保的军事意义之外,也兼具经济意义。豪族在指令依附者从事生产创造财富的同时,还把他们编组为私人武装。当着社会发生动荡乃至于战乱之时,豪族以“聚众自保”的形式,把依附者团拢在自己周围,结成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利益共同体,其内部的奴役关系就被淡化了。坞堡内部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养殖业、种植业紧密结合,形成了“闭门成市”的格局,除了盐铁之外,不需倚赖外部市场供应即可自给自足。这与东汉时期商品经济萎缩的局面是完全一致的。至于这种以豪族为中心的组织形态,是否可以与西欧中世纪的庄园经济相类比,学术界迄今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坞堡”式豪族田庄的存在,是没有异议的。
崔寔的《四民月令》记载了汉代的农事和时令风俗活动,是了解豪族田庄的宝贵资料。各地考古所见东汉的陶阁楼、坞堡、园地山林等明器,以及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直观材料,为人们了解东汉豪族经济的各个侧面,提供了缩影式的物证。
  东汉豪族势力的发展,具有多种社会意义:从经济关系来看,豪族庇荫人口,构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身依附关系。依附者只为主人所役使,户口不上国家户籍,不为国家承担赋役。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继续得到发展。从政治格局来看,它体现了地方势力的抬头,隐隐与中央集权制的皇权相对立,构成了东汉末年由统一趋向分裂的社会原因之一。

15

  有人曾经试图用内敛、谦恭之类的言辞,来表述中国文化的特征或称之为中国人的精神风貌,显然是不准确的。我们可以说,汉唐时期的中国,就进取精神、开放意识而言,决不亚于任何国家和民族。这也是造就汉唐盛世的动力之一。汉唐的都城,是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来自各国的使臣、探险家、商人,往返奔波,使之成为连结东西方文明的纽带,给世界历史的进程,打上了明显的烙印。
  汉代士人以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发扬光大了“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传统理念。秦汉之间的四位名人,对这种精神做了集中揭示:首举反秦义旗的陈胜,在为人佣耕之时,就自负鸿鹄之志;目睹秦始皇出游的盛大仪仗,流亡之中的项羽,口出心声:“彼可取而代也”;身为亭长小吏的刘邦,也敢于道出仰慕之情:“大丈夫当如此”;后来成为汉家大将的韩信,在困顿之中寄食漂母、受辱胯下,既不自惭形秽,也不恣睢妄行,是因为他坚信可以建成伟业,故不肯逞一时意气而自毁前程。西汉的许多名臣都有不断进取的佳话传世:儒学大师董仲舒,为了学业有成,可以“三年不窥园”;探险家张骞奉命出使异域,十余年出生入死,终于不辱使命;青年统帅霍去病自称“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名将李广用兵不循常规,每每以少胜多,匈奴对他敬畏有加,号称为“汉家飞将军”;政论家主父偃慷慨明志:“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至于快意恩仇的游侠、专断敢行的酷吏、“自炫鬻”的名士、立功异域的能臣,更以群体的方式,把进取精神发挥到极致。东汉开国功臣马援一生进取,“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的慷慨激越,“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的豪气万丈,激励了多少后人!以经营西域而名垂青史的班超,由一介书生而投笔从戎,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终成定远之业。东汉末年的国家栋梁陈藩,在少年时期即胸怀大志,有人因见其居室庭宇芜秽而质疑:“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陈藩应声作答:“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以上引文,俱见《汉书》、《后汉书》本传)正是具备了这种锐意进取的精神,他们才能在历史舞台上,施展抱负,建功立业;他们所处的时代才能充溢着雄壮激昂的气氛而令后世仰慕。
  国家版图的扩展、对外交流规模的扩大、世界性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都与汉代的进取、探险精神以及开放的意识直接相关。汉武帝为了解除来自匈奴的军事威胁,做了多方努力。他的思路未被局限于北部国境线,指令张骞出使西域,以及经略朝鲜半岛,是为了“断匈奴右臂”、“断匈奴左臂”,这是兼顾全局的战略部署。其中,以张骞出使“凿空西域”的影响和意义更为重大。我国同中亚、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民国时期的学者顾实特别推崇《穆天子传》的价值,认为它记载了三千年前周穆王往还亚欧两洲的行程,“实为世界最古而空前绝后之大游行日记”(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例言》)。另外一部先秦奇书《山海经》也可以印证上古时代与域外交流的存在。但是,此类典籍的神秘性过浓,影响到它的信史地位;此外,不论当时的交往达到了何种规模,都没有给后世留下可以延续的成果。以下事例足以说明问题:张骞在西域发现了来自蜀地的特产,汉家朝廷曾依据张骞的推测而努力寻求这一可能存在的蜀——西域交流的通道,却一无所获。因此,张骞是以大一统王朝使臣的身份开辟域外交通路线的第一人,他的探险直接产生了“丝绸之路”而造福当时,泽及后人。“凿空西域”的史家赞叹,准确地道出了他奉使出行的历史贡献。
  张骞首次出使肩负的政治使命是,联络与匈奴有宿怨的大月氏回师东进,与汉家夹击匈奴。大月氏因为迁居之地物产丰富,无意为复仇而与匈奴开战,决定了张骞之行无法如愿。但他十余年的出使,耳闻目睹了西域各国的情况,当他向汉武帝报告之后,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面对此前中原王朝所知甚少的域外风情,坚定了汉武帝继续经营西域的决心。“开西南夷”是开发云贵川高原的果敢之举,实际是为了寻求通西域的民间通道。张骞的第二次出使,以联络乌孙国为主要目的。使团的规模和携带的物品更为可观,成果更为巨大。乌孙、大宛、康居等西域诸国,先后与汉王朝通使、通商,使节往来和民间贸易持续不断,实现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大范围交流,铸造了丝绸之路的辉煌。汉王朝的声威,远扬异域;汉文化的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意义极为重大。此前的中国历史不论如何变化万端,其舞台不超出亚洲东部的地理分野;而此后的历史发展却打破了天然屏障,使中国成为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祖先,以其卓越的聪明才智,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16

  通过何种渠道选官用人,总与各个时期的政局密切相关。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某位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汉代“选举失实”、“名实相背”的问题,就由此而产生。汉末政论家王符,对“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潜夫论·论荣》)的选举积弊进行了抨击,发出了以才干高低、政绩优劣来选拔、进退官员的呼吁。这种循名责实的主张盛行于汉末,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既是出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在汉末军阀混战的冲击之下,乡里组织遭到破坏,士庶大量流动,由乡里对士人的德才加以评估的传统做法已经难以延续,然而在人们的心目中,用人“核之乡闾”仍是具备合理性的。
以上所述的历史背景,正是“九品中正”制应时而生的原因。公元200年,继位魏王不久的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和推行“九品中正法”。中正,官名。由各郡从现任朝官的本籍人中推举有知人之明且威望素著者出任。其职责是,对本郡的士人,依据品行才干,逐一划定等级,包括上上、上中……下中、下下共计九品,并将评定结果上报吏部。吏部在任命官员时,原则上应该与中正官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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