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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修夫面露尴尬之色，很为难地低声说：“这是市政府的第一大世纪工程，方方面面都很重视。当然，我并不是不可以做做工作……”
廖凯语调轻松地说：“房市长你放心，我理解你的难处，不会勉强你。如果我愿意承担市政府实施的一半安居工程，你觉得行不行？”
房修夫惊诧地看着廖凯说：“这安居工程可是没有任何利润的，你愿意做这种亏本的事？”
廖凯坦诚地说：“说白了吧，安居工程和浅水湾开发我都不是为了利，而是为了名，我打的是形象牌。”他接着又补上一句：“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港城能以天华为荣！”
房修夫马上明白了廖凯的意思，脸上顿时转忧为喜，笑着说：“这样就好办了，我会让你如愿以偿！”说罢，禁不住向廖凯竖起拇指。“你廖凯变得越来越让人刮目相看了！”
廖凯大喜，站起身说：“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干一杯！”
大家纷纷站起身，高高举起酒杯。
刘红梅站在凉亭廊柱旁，手悄悄伸进兜里，摸了摸手机。她早已摁下手机的录音键，把酒桌旁所有人的话全都一句不漏地录下了。
从蒋小林那得知师傅死因
王步文在培训中心食堂匆匆扒拉完晚饭，便丢下饭碗，骑上摩托车，直奔海关大楼，去找曾培松关长。
曾培松是总署派到港城任职的，老婆孩子都在京城。虽然他生活无人照料，很是清苦，但同时也省去了很多烦心事，倒也自得其乐。由于他不擅交际，其实说到底是海关关长的位置使他不敢交际，所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办公室度过的。加上他除看书看报看电视外，基本上没什么爱好，那些想在他身上动脑筋的人也找不到缝隙，无从下手。他的活动范围也就是办公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久而久之，便成了习惯或是说规律。偶尔参加外事活动或是陪友邻部门领导和与海关业务有联系的重要客人去酒店或是休闲娱乐场所，他反而感到不适应，不舒服。房修夫市长曾不止一次开玩笑说他不像是从京城来的，倒像是五六十年代的乡长书记。他很清楚现在这样的评价已无褒扬之意，而是贬损和奚落，还带着些微的鄙夷。但他没有去计较，只是一笑了之。他是在香港回归的那一年来港城海关任职的，恰逢世纪之交，改革开放也进入关键时期。这些年来，风云变幻，潮起潮落，他是旁观者，也是亲历者，总的来说，他是痛苦大于欢乐，觉得愧对金钥匙和商神仗架起的海关关徽，作为关长是不称职的。走私风潮在港城愈演愈烈，在世纪末已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地方政府的糊涂观念和一些企图在这里分得一杯羹的官员推波助澜，使走私贩私在港城渐成气候。上任之初，他也曾试图扭转这种局面，以不负总署的信任和期望，采取了有力措施，实施了几次大行动，但最终并没有见效，而且还使海关越来越孤立。因为关员们大都是港城本地人，他们不愿成为众矢之的，这就从根本上瓦解了他的雄心壮志。他不得不在这种上下左右的围困中作徒劳的冲突，在重重挤压的夹缝里艰难地喘息。深深的无奈和近乎于绝望的悲哀伴随着他进入了21世纪，年过半百的他不得不做好了告老还京的准备。然而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缕曙光。不仅中央下了严打走私的决心，而且人们已渐渐看到了走私带来的诸如国内企业受创，大批工人下岗，经济建设受阻等等恶果，意识到走私犯罪是国家的大敌，是危及到民族利益和加剧腐败的罪恶渊薮，开始对走私深恶痛绝起来。还有就是有王步文这种目光远大，执着于国家利益，又有着非凡勇气的斗士，一直坚守着防线。他开始有了信心，决心在退休前完成自己在港城的使命。这些天来，他紧张地谋划着行动方案，寻找着突破口，希望能有个好的开局。可令他气恼的是王步文竟然辜负了他的热切期待，不愿意出山，要躲进书斋弄什么研究著书立说。他现在不需要理论家，他需要的是持枪抡刀上阵的战士。王步文几年前的非凡勇气和大胆举动不能不让他刮目相看，断定这个“胆大妄为”的愣小子将成为他的得力干将，他绝不会放任他去务虚，而要把他从书斋里拉出来，披挂上前线。这个周末他就在反复思索着用什么办法才能把王步文逼出来，让他改变主意，尽快去缉私处出任处长。这对他能否实施行动方案，最终取胜将至关重要。
王步文到了海关大楼下，抬眼望了望，关长室的窗子果然亮着灯光。他扎好摩托车，三步并作两步地走进楼门。他与曾培松有相似的地方，也是孤身一人在港城，父母都是闽北山区的农民，了无牵挂。他上个世纪80年代从部队复员，参加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公务员考试，有幸走进海关大门，分配到港城。应该说是敞开国门的春风把他吹进海关的。那时，他二十刚刚出头，真可谓是风华正茂，青春激荡，带着懵懂的憧憬和理想穿上了海关制服。当时关服没有现在的帅气、威风。记得当他和一群年轻关员头上佩戴国徽，胸前别着徽章，抬腿摇臂，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海滨大道走向码头时，路人们无不向他们投来羡慕的目光，尽管那时他还没有完全懂得海关的定义和关服的含义，但全身却充溢着国门把门人的自豪感、神圣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经历着诸多动荡与变迁，在感受着国门热闹缤纷的同时，也感受着海关的兴衰和负重崛起。他伴着海关的成长逐渐成熟起来。教科书里说，海关是国家设在进出境口岸的监督管理机关，而他的理解就是海边筑起的那道坚固堤坝，既要调动海水的热情，汇集海水的力量，又要避免大海的涣散，制服大海的撒野；站在国门前，你不再是纯粹的独立的自然人，你与这个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看到了社会的纷纭变幻，时代的欣欣向荣，生命便有了价值。当他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后，便坚定了与海关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信念，使自己的追求清晰起来。但同时他与曾培松也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是由他从事的侦查、情报工作性质决定的，那就是他有着广泛的交际，不仅交了三教九流的朋友，而且频频出入酒店夜总会等场所，甚至有时不得不干一些出格的事情。好在曾培松和严展飞对他理解，从没有因此指责和为难他，可最终他还是因为“蒋庆林事件”中箭落马。但他从没有后悔，有的只是对师傅遇难的悲痛。当他从蒋小林那里得知师傅的死因后，久压心底的斗志重新让他血流奔涌起来。
曾培松坐在办公桌后，鼻梁上架着老花镜，正在细细翻阅从政治处调来的王步文的履历档案，他想从中寻找出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以收伏这个“孙猴子”。有人敲门。曾培松抬起脸来，说了“声请进”。他知道这时候来办公室找他的大都是海关内部的人。当他发现王步文从门外进来时，不觉怔了怔，连忙把手中的档案塞进抽屉里，疑疑惑惑地问：“你这时候来干什么？”
王步文露出讨好的笑脸，凑到办公桌前，先递上香烟，又忙不迭地为曾培松点火，弄得曾培松十分诧愕，瞪着王步文说：“你小子怎么有点不对劲，又要玩什么鬼花招？”
王步文笑嘻嘻地说：“曾头你别误会，我就是来看看你，一个人挺孤单的，这不是同病相怜吗？”
“我可没有病啊！”曾培松不高兴了。“你也没有那么好的心肠来看我。说，到底有什么事？”
“这个……这个……”王步文吞吞吐吐，在办公桌前坐下说，“真没有什么事，就是来看看你老人家！”
曾培松从王步文的神态里能看出他不仅有事，而且是非同一般的事，于是他拿起旁边的文件夹，作批阅状说：“我正忙着呢，你看也看过了，我谢谢你，请回吧！”
她到缉私局报案之后失踪
王步文挪了挪屁股，难为情地搓着手说：“说没事也有点小事，只是……”他喉头一哽，又把话咽了回去。
曾培松放下文件夹，故作不耐烦的样子说：“有事就直说嘛，什么时候变得婆婆妈妈了！”
“我想收回昨天的话，愿意去缉私处任职。”王步文面红耳赤，声音就像蚊子哼。
这话在曾培松耳里却是犹如雷鸣，心里一阵暗喜，但他并没表露出来。既然王步文改变主意，主动提出要回缉私局，其中必有缘由。他要试探试探他，于是说：“这可能有些不好办了。你回绝后我们已经有了新的人选，不好随便改变的。”
“那没有关系。”王步文听了曾培松的话，不禁有些失望，但他并没放弃，伸长脖子急切地说：“我可以不当处长，能干侦查员就行！”
王步文的态度验证了曾培松的猜测，他故意把脸侧向一边，不看王步文，摇摇头说：“恐怕不行。一个不愿当处长的人，我们怎么能让他干侦查员？拿破仑不是有句名言吗，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说罢，用眼角余光瞄瞄王步文。
王步文真的有些着急了，脸上慢慢涨红，脖子上的青筋别别直跳。他默默地发了会儿呆，忽然身子往前一倾，两只胳膊支在办公桌上，恳求说：“曾头，算我求你了好不好！你就给我个机会吧！”
曾培松知道不能太逼王步文，万一他反了筋，那就麻烦了，就是再用十头牛也拉不回来。他扔给王步文一支大中华，淡淡地说：“你为什么又要去缉私处了，变化也有点太快了吧？”
“我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务实更重要。不动手，港城的走私风就永远都刹不住。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扫帚不到，灰尘永远不会自己跑掉！”王步文说得慷慨激昂。
曾培松对王步文给出的理由显然并不完全相信。他以前并不是不懂得这些。这些大道理的背后必定还掩藏着什么隐情，不然他不会连夜上门，急齁齁地提出去缉私处。想到这里，曾培松严肃地问：“王步文，别在我面前唱高调打马虎眼了，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说吧，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非回缉私处不可？”
王步文从曾培松的话音中听到了希望，看来回缉私处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如果不实话实说，就很难让曾培松相信他的诚意。像曾培松这样久经沙场历练的“老江湖”，想在他面前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况且如果不求得组织的支持，仅靠他一个人单打独斗也只能是一事无成，甚至还会发生几年前那样的悲剧。原来他打算先争取回缉私处，查出点眉目后再向组织汇报。因为李燕的失踪说明情况很复杂，对手的势力很强，触角可能已伸进了海关甚至缉私处内部，他不能不防。现在看来，他不得不提前向曾培松讲出内情了。当然，这也是基于他对老关长的信任。他点上烟，深深吸了一口，沉静地注视着曾培松，缓声说：“原因很简单，我师傅蒋庆林是被谋杀的！”
曾培松听了心中一沉，表情严峻起来。其实对蒋庆林的死，他并不是没有怀疑。但当时的特殊环境使他无法作出全面调查的决定，而对王步文的处置也是违心的。现在事情终于露出了端倪，他自然不能放过，于是盯着王步文问：“你有什么根据？是从哪儿得来的消息？”
王步文挺直身子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