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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未见白米细面，借用梁山好汉鲁智深的话说：“嘴里能淡出个鸟来。”一次，难得家里打牙祭，擀上半案板白面，切成细细的短条，用铁勺倒少许菜油，放入锅膛里，待油热透，切细葱两根，“哧啦”一声，香气四溢。我虽年幼胳膊细，却能端得起大老碗，早早就占了大碗，先舀多半碗，快速搅动，“稀溜溜”地喝下，然后再满满地盛上一大碗，慢慢地享用。父亲端了一碗，夸富似的去了“老碗会”，回来再舀时，却成了少许清汤。
社会主义新农村，冬战“三九”，夏战“三伏”，出大力，流大汗，要“三年实现大寨县”。社员们一颗红心跟党走，先交爱国粮，后交战备粮，到了自己，勒紧裤腰带，再过紧日子。每年秋后，村上的人都要拉着架子车，推着手推车，辗转几百里，到渭河以北的泾阳一带，以细易粗。不是农民喜食杂粮，实是腹中空虚，只能如此，才能下几把野菜，勉强糊口，混到第二年初夏大麦上场。
三 孩提时代（2）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尽管艰难，终于挺过来了。到了1974年，我到了读书的年龄。那时，农村没有学前班，更谈不上幼儿园，农村娃读书晚，上学那年，我已经九岁。本以为从此可以摆脱了照看弟弟的责任，万万料不到，一场灾难正在逼近，悄无声息的，事前没有一丁点儿征兆。
农村人命苦，一年到头，总有干不完的力气活，连女人也不例外。在关中农村，过了腊月二十，家家户户都要“扫房”。将屋子里的家什搬空，扫除灰尘，端来洗衣盆，泡些许“白土”，把经过一年烟熏火燎的土墙彻底地浸墁一遍，再贴一幅年画，便有了过年的气息。
1974年农历腊月初八清晨，母亲正要出工，隔壁会贤婶子来邀，叫一同前去崖下挖“白土”。同去的四人，母亲身体好，有力气，与会贤婶子在窑洞里面挖，另外两人负责运出洞外，结果窑洞塌了，挖的两人被深埋在洞里，运输的两人也身负重伤，待高声呼救，喊来乡亲；将两人从泥土之中刨挖出来时，早已气绝而亡。
依照关中农村的习俗，非正常死亡叫做“横死”，横死鬼是不能进入庭院、登堂入室的，否则于家人不吉利。可怜的母亲，辛劳一生，临死只能在门前简单地搭一顶破烂帐篷停放尸首。数九寒天，北风怒号，似孤魂野鬼在瑟瑟寒风中哀鸣、游荡。
其时，父亲刚刚与人结帮搭伙，偷偷地钻进终南山掮木头。家中出了这等大事，急忙派人进山找寻。可是，莽莽大山，重重林海，如此寻觅，何异于大海捞针。而在当时，这却是唯一的办法，因为进山卖苦力也是明令禁止的，故而不敢通过当地的高音喇叭寻人。好在自古进山一条路，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父亲，又不敢将真相言明，只能委婉地告知父亲：爷爷病危，让赶快回家，见上最后的一面。
待父亲火烧火燎地赶回家中，已经是繁星满天。看见门前的两顶帐篷，父亲一下子傻眼了，顷刻之间，委顿于地，失去了知觉。据父亲后来讲，当时他的第一猜想是出大事了，可能是自己进山时走得匆忙，没有来得及给家里贮水。长安东部塬区水位低，井深达十余丈，绞水时须用辘轳，下双索，一人绞，一人撴。父亲以为母亲与姐姐一起去绞水，姐姐失足，母亲去拉，一同坠入井底，溺水而亡。
顾不了死人，顾活人，草草地埋葬了母亲，眼瞅着一家老小，以后的日子该如何度过，心里实在没谱，一夜之间，父亲仿佛苍老了许多。一连几天，总是圪蹴在一个地方，咂吧着旱烟袋，不言不语，不吃不喝，时不时地发出一两声无奈的叹息。
经历了这场变故，父亲心力交瘁，变得神神道道，喜怒无常。也曾想过续弦，无奈家中老的老、小的小，负担沉重，曾介绍过几个，看过家中的经济状况，都不了了之，只得作罢。我们姐弟几个，对父亲似老鼠遇见了猫，且惧且怕，看见了父亲，都远远地躲开，唯恐父亲一时不顺心，给自己一巴掌或踹上一脚。这对我后天性格的形成，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依照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母亲离世后，我们一家七口，老、弱、幼、病，一应俱全，可谓睡觉时候全是腿，吃饭时间都是嘴，干活当口缺人手。父亲单枪匹马，轻易不敢缺一个劳动日，脏活重活抢着干，就图挣个大工分，但一个人总抵不上两个人，一双手难捂四张嘴。到了年底结算，工分少得可怜，粮自然分得很少，还欠生产队一屁股烂账。记得最惨的那年，我家分到的口粮是每人51斤，除掉麸皮，面粉大致不足40斤，这可是一年全部的粮食啊！40斤面粉能释放出多少千卡的热量！年轻人也许不明白，如今，蔬菜、副食增加了，鸡、鸭、鱼、肉吃腻味了，米和面自然吃得少了。可是在三十年前，人们的肠胃异常空虚，食量也出奇地大，一个成年人差不多每天得消耗两三斤粮食，还只是吃个蔫饱肚子饥。
蝼蚁尚且贪生，人总得活着，悲伤总要过去。几天之后，摆在全家人面前的首先是生计问题：母亲的离去，打碎了原有的生活节奏，一切都得重新筹划。爷爷年轻时出了大力，刚过五十就浑身是病，力气活一点都不能干，作为农民，除了力气活还能干什么？二弟不足两岁，吃羊奶，爷爷放羊；小弟刚刚八个月，正是吃奶的年龄，断了奶，只能喝炼乳。炼乳，这个早已消失的词汇，对于许多人来讲，是非常陌生的，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奶粉，不过那是粗加工的，每瓶一块七毛钱。其时生产队的每个工日还不足一毛钱，一块七毛钱，就是将近二十个劳动日的报酬，何其大的一笔开销！炼乳加水，再配以稀饭，勉强可喝五到七日；我和姐姐年龄稍大点，放了学，挖野菜，打猪草，掐草帽辫，以补贴家用；家务重担全落在奶奶一个人身上，奶奶整天颠着一双小脚，扑前跑后，忙东忙西；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则在生产队没黑没明地苦挣工分，偷空儿和村里其他一些穷苦人家一道上山打柴，扛木料，卖苦力，挣点小钱，称盐打醋，青黄不接时，买点苞谷勉强糊口。
我家院落里有两棵大杏树，是祖上留下来的家产。每到麦熟季节，黄灿灿的果实挂满了枝头，引得许多大肚子婆娘驻足仰望，垂涎三尺。自己吃是舍不得的，拿去卖又是明令禁止的。父亲便令我采摘下来，挎上竹篮，一分钱一个，穿村走巷地叫卖。
三 孩提时代（3）
“小孩子家，没人管的。”我不敢去，父亲给我打气。
一次，我正沿街叫卖，迎面走来一位乡党：“碎崽娃子，还敢卖，看我割你的资本主义尾巴！”
我一惊，信以为真，扭头就跑，他在后面穷追不舍。一不小心，我脚下一绊，摔了个大跟头，踒了手臂，疼痛钻心，哭声撕心裂肺。杏儿没卖成，还得花钱接骨看病。玩笑开过了头，乡党买来糖果看望，父亲虽没说什么，乡党也落了个大红脸。
尽管我们全家是麻子打喷嚏——全体动员，但一家人的生活仍然难以为继。人常言：“一个婴儿十亩田”，何况两个年龄尚幼的弟弟，家里实在无法抚养。母亲死后，曾经商议将小弟过继与人，农村宝贝男孩，能干力气活，顶门立户，消息传出去，便有多家来看孩子，其中亦不乏城里的人家。可二姑知道了，急急地赶来，死活不依。于是，二姑将小弟接到了她家，做起了小弟的亲娘。
若干年后，小弟得知此事，埋怨家人为何不将他早早送给城里人家享福，却舍不得，留在农村受洋罪。
父亲听后暴跳如雷：“早知道你是个不成器的东西，当初就应该扔到尿盆子里淹死，还能容你活到今天，丢人现眼！”
小弟命硬，终于活了下来。到了第二年，即1975年入冬的时候，二姑父突发疾病，必须住院治疗，家庭状况也陷入窘境，二弟又辗转送到了八舅爷家。男孩子淘气劳神，记得有一次，小弟趁人不注意，爬上饭桌，掀翻了热水瓶，烫得浑身是伤。八舅爷托人带话，父亲与我前去探望，买了两个新热水瓶带着。我们刚一进门，舅爷、妗奶言未开，先落泪：“孩子小小年纪，便遭此大劫。”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父亲便宽慰，众人潸然。然几十年过去，终未见到小弟的“后福”，至今仍在乡下受穷拉烂杆，而我们高寨村前几年已经荣获“省级文明小康示范村”称号了。
舅爷、妗奶年事渐高，小弟也一天天长大，愈来愈顽皮淘神。父亲担心将小弟长时间寄养在亲戚家里，尽着性子宠着、惯着，到时候谋生的本领没有，反倒学个馋嘴懒身子。于是，一商量便把他又接回到家里。
从此，我的负担愈加沉重，早上、中午上学，下午顶替爷爷放羊，捎上镰刀、担笼，顺便割草。最多时，家里养了三只羊，五头猪。
八舅爷、八妗奶是大大的好人，在村子里有口皆碑。可是好人难做，好人未必就有好报。张家谋担任长安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时，在引镇包乡镇，做了八舅爷的入党介绍人。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八舅爷感激知遇之恩，勇挑重担，当了生产队队长，从此以革命干部的身份，带领社员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斗了个没完没了，没黑没明，最终“斗”瞎了自己的眼睛，基本丧失劳动力。步入古稀之年，连唯一的儿子都未能保全，其子在驾驶拖拉机犁地途中，刹车失灵，坠崖而亡，八舅爷老年丧子，媳妇改嫁。白发人送黑发人，痛莫大焉。
八舅爷于我家有恩，眼睁睁看着老无所养，头疼脑热感冒发烧时跟前连个端水送饭的人都没有，父亲于心不忍，遂将八舅爷、八妗奶接回家中，小心伺奉赡养。而小弟虽已娶妻生子，另立门户，对此却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整日以赌为生，游手好闲，不思进取。
高寨村的梯田多，土色红，瘠薄，所产红薯，个儿小，干面，味甜，似板栗，远近闻名。其蔓叶做酸菜，汤显红，比醋酸，色味俱佳，是半年最主要的副食。已故著名秦腔老艺人阎振俗先生的《教学》台词“萝卜缨子红苕蔓，窝浆水比醋还酸”。唱的就是此菜。
进入冬季，人们称之为“冬闲”，是相对而言的，其实并不闲。土地结冰上冻，便到了给梯田施肥的绝佳季节。那时候，化肥极少，全部依赖进口，而且价格昂贵，农家肥是最主要的肥料。有一则笑话称：“干部见干部，前面‘日本’，后面‘尿素’。”说的就是日本尿素用完之后，其包装袋归了支部书记、大队长、小队长，干部们废物利用，又做成衣服，穿在身上，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一般老百姓是无福消受的。
村子半坡半塬，梯田则全部在塬上，坡陡、路远，一个时辰来往一趟。拉粪是定额活，论“趟”计工分，每趟一分五厘工；一个人是拉不上去的，除非“气死牛”再生。生产队牲畜又少，倘若用牲畜挂坡，则每趟记一分工。我与姐姐凌晨睡梦正香，奶奶便叫，外边冷风飕飕，被窝温暖如春，就磨磨蹭蹭不想起来，装作瞌睡很死的模样。父亲不耐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