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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当，不敢当！我不是×市长。”来人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谦虚得像个小跟班。
原来政府办主任会同人事局长来了。他们说市长临时有紧急公务，抽身不开，委托他们对我表示慰问，希望我得暇去他们市看看：“一个电话，我们派车来接，挺方便的。”
高兴了半天，未见到市长，内心未免有点失落，然而政府办主任与人事局长像宽厚的长者，热情而慈祥，我不禁又有些飘飘然：“是金子总要发光。”于是也以为自己一夜之间仿佛真的变成了人才。
几天以后，西安电视台“关注”栏目回访，为了弥补替他人作嫁衣裳的缺憾，决意要将此事追踪报道到底，非弄出个张道李胡子不可。那天听说某市邀请我前去考察，便急不可待地拉着我一同前往。
这些年来，我心灰意懒，不求名不图利，新闻报道也并非出自我的本愿，但媒体确实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全国无以数计的观众、读者关心我，同情我，更有数以百计的单位邀请我，使我为之动容，归根结底，西安电视台是始作俑者。从这一点来讲，是他们让我再世为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很感激他们，不忍心违拂他们的意愿；再者，某市即使作秀，摄像机架在面前，无冕之王一旁见证，慑于新闻舆论的压力，也将会是另一番景象。于是狐假虎威一般，我同意与西安电视台一同前往某市考察。
我们前脚走，上海电视台两名记者搭乘出租车开始盯梢。我将怀疑其为境外记者的疑虑告诉了西安电视台的摄像伍伟，他也认为很像，“无论如何，不可掉以轻心！”
不怕一万，单怕万一，为了不至于捅下娄子，惹下祸根，我们一商量，决定甩掉他们。
如同上映影视剧，司机张师傅依仗本地人氏，路况熟悉的优势，撇开大道，曲里拐弯，专走背巷，而且车速飞快。然而未想到出租司机是吃干饭的？前面跑得快，后面追得欢。待上了高速，回头一看，甩掉了尾巴，张师傅方舒了一口气：
“跟我玩，门儿都没有！”
张师傅打开关闭已久的话匣子，五马长枪地神侃起来。正自吹自擂车技如何神奇之际，突然如鲠在喉，话语戛然而止，原来不知不觉间，尾巴又咬了上来。一行人面面相觑，目瞪口呆。在宽阔平坦的高速路上，再想甩掉已绝无可能，索性豁出性命，不再理会，看他咋地？
一路无话。
走进市政府，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政府很朴素，整个办公大楼破破烂烂，与想像之中的权力机关相去甚远，内心不觉产生好感。
市长正在参加重要会议，人事局一位副局长热情而周到地接待了我们。副局长几次想打电话联系市长，拨通又挂断，欲言又止，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市长先生必定十分威仪。
闲聊之间，伍伟他们无话找话，问起该市前段时间，有位上访老人在市政府门前与保安争执之事，副局长的回答不能自圆其说，令人难以置信。
十七 新闻的力量（6）
据副局长言，发生口角后，老汉十分下作，竟用手抓保安的下身。保安为了维护政府形象，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搡了老汉一把。老汉借势躺倒在地，耍起无赖。
依照常理，农村老汉迫于无奈越级来市政府上访，作为弱势群体，本应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我怎么也不能想像一个乡下老人，竟然如狼似虎，视堂堂市政府为无物，除非是个神经病。
由于条件所限，我不经常读报。为了印证副局长的话，我请《华商报》记者李杰专门将相关报道从网上下载下来，分析判断。果然与副局长所言大相径庭。
这虽然是不经意的一件小事，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执政机关的作风可见一斑。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后面的程序便不再重要，碍于伍伟他们的情面，勉强等到即将下班，与市长匆匆见过一面，草草看了几个地方，谢绝市政府的宴请，即要告辞。
市政府执意派车相送，太过执拗显得生分，恰好上海电视台没车，于是让上海台两位乘坐市府专车，我与伍伟他们挤一辆车返回长安，这样路上不拘束，说话也方便。
可能某市政府的司机对西安路况不熟，进入西安张师傅终于如愿以偿，甩掉了尾巴。回到肉店，已然万家灯火时分，拂去身上的浮尘，未及休息，上海台已经赶到，嗔怪我等故意甩脱他们。我将担心对之坦言，他们则拨通电话予以证实，果真为上海电视台“嘉实传媒”，悬着的一颗心方始放下。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很早就表达了接收我的意愿，该院人事处李水龙、冯林两位处长先后两次来到眼镜肉店，诚邀我前去该院任教。见我犹豫不决，去留不定，8月11日，主管教学与科研的副院长黄翔教授，在二位处长的陪同下，冒着大雨，屈尊移驾，代表学校党委亲自登门，承诺在学校职权范围内，破格晋升中级职称；解决住房及孩子上学、入托等问题；鉴于我十多年来未动书本，业务生疏，可以先去《学报》，给走上讲台一个缓冲的机会，待条件成熟，再正式任课。黄院长表示：“尽学校最大可能，努力营造一个大的发展空间，使人尽其才。”
我感动非常，在小师妹刘喜梅的怂恿下，当即表态：愿意去该院考察、详谈。次日刘喜梅发表新华社《每日电讯》：
卖肉的北大才子陆步轩返校执教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副院长黄翔教授，8月11日冒雨来到眼镜肉店，耐心地向陆步轩介绍了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情况。
当天陆步轩接受了黄翔副院长的邀请，准备到该校人文学院教授汉语语言学。此前，这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因在家乡开一小肉铺而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舆论哗然一片，各界议论纷纷，最着急的莫过于长安区委、区政府。尽管我的个案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与现任班子关系不大，但事情出在长安，迫于舆论压力，他们认为解决好我的问题是必要的，为此区委召开了专门会议。鉴于我同学的堂兄与我熟悉，又帮过我的忙，遂委托他与我联络，于是，眼镜肉店门前常常可以看到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
表姐夫1986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物理系，在解放军西安通讯学院任副教授，他们两口子都在高等院校任职，喜欢高校的工作环境。那年我试图去某中学教书，也是他们提起，并从中牵线搭桥。中学未去成，我倒没在意，他们却窝了一肚子火，现在有机会，使劲鼓捣我去高校：
“没有什么可留恋的，走出去，永远离开这伤心之地！”
这样，在去留之间，无形之中给“去”的一边增加了砝码。
8月中旬的一个双休日，受黄翔副院长之邀，我前去西安科技工程学院实地考察，表姐夫陪同。尚在去学校的路上，长安区人事局某副局长好几遍打电话，说受领导之托，要与我面谈。我答应回长安后立即与他联系，方才作罢。
尽管尚在暑假，黄院长还是约齐了家住西安的人文学院中文系部分老师与我见面，参观了学院图书馆、系办公室，赠送《汉语大字典》并专业书籍，最后合影留念。
我是个神经末梢感觉迟钝的人，不易大喜大悲，但那一刻，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即表态：“若非意外情况，必定来校任教。”
我的根毕竟扎在长安，既然去意已决，更要与地方官员协调好关系，免去不必要的麻烦。遵照兄长的建议，我找区委主要领导说明情况。在书记院，见到了区委书记与副书记，书记年龄与我相若，这是迄今为止，除了同学之外，我见到的职位最高的官（长安撤县设区后，区领导为地市级；我的同学程凯，现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副省级），本以为很威严，见面后却很和蔼，与我这个一介匹夫对面而坐，促膝而谈。
据兄长讲，书记与人谈话，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桌椅，当然省市领导除外。今天能与我面对面侃侃而谈，实是给足了天大的颜面，否则，居高临下，不怒而威，将会是怎样一种场面？于是我觉得自己很荣幸。
书记让烟、倒水之后，首先我对领导的关心表示由衷的感谢；其次针对一段时间以来，新闻媒体的炒作、社会舆论的导向给长安形象造成的不利影响深表歉疚；再次言明将境遇公诸媒体并非出自我的本意，发展到后来的结果更是始料所不能及的。接着讲述了西安电视台与《华商报》采访的前因后果。
十七 新闻的力量（7）
书记很开明，抑或城府很深，他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并对我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一番自我批评倒弄得我很难为情。最后书记代表区委、区政府表明态度，真诚地希望我能留在长安，为家乡的建设出力。
至此，事情似乎可以划上圆满的句号。但世事难料，后来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十八 连锁经营的泡沫（1）
我有位朋友毋建铭，西安师专毕业，曾在《长安报》任编辑、记者。1992年，我参加农村“社教”时，铺盖卷儿放在农村，偶尔回韦曲时没地方住，就和他挤一张单人床，一起喝酒、吹牛、拉广告、写文章等，可以说是无话不说、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毋建铭的父亲原为临潼县委书记，临潼撤县设区时，调任西安市农经委主任，可惜英年早逝。临去世时，才将唯一的儿子调到市政府办公厅。现为市政府《政报》主编。
一次我从某杂志看到一则脑筋急转弯，稍加改编，讲给他听：“建铭的妈妈有三个孩子，老大叫大毛，老二叫二毛，那么老三叫什么？”
建铭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叫三毛。”回过神来，将自己给逗乐了。
建铭调走后不久，我下海淘金了。时空的距离拉开了心扉的距离，见面的机会逐渐减少，以后又结婚生子，携家带口的，各人忙乱各人的事情，联系更加稀少。
2003年，新闻传媒热炒眼镜肉店时，毋建铭带着他企业界的两位朋友来看我，酒桌子上极力鼓捣我注册“眼镜肉店”商标；中央电视台二套“对话”节目中，一位先生发表评论时，也说“眼镜肉店”品牌的商业价值何止千万。
对此，我曾经心动，但考虑到鲜肉的寿命有限，利润薄极，又迟迟下不了决心。直至2003年8月22日，《西安晚报》报道，西安、兰州两位名牌大学毕业生抢注“眼镜肉店”商标，聘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教授专门指导，欲开肉食连锁店。
报纸我不常看，对此也并不知情。一位鸣犊的老乡叫孙小林，原来在《长安报》社印刷厂工作，后来聘任到《西安晚报》当校对，仍住在韦曲。一天深夜归来，特意带来报纸的校样，怕打扰我睡眠，悄悄地从门缝中塞了进来，担心我见不到，第二天又特意告知我，才引起我的重视。
“不就是几千块钱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内心如此想着，可杂务繁忙，分身乏术，便与陕西通大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欲将商标注册事宜委托他们办理。
世间的事说来也怪，时运到了，想瞌睡便有人递来了枕头。2003年8月上旬，美国特思国际集团总裁周斌先生打来电话，说他正在香港参加一个商务会议，从网上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