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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似乎有了转机。
先是中国银行长安县支行同意贷款五万，但银行方面信不过工业局，于是副局长以自己个人的房产证作了抵押。因为县印刷厂多次催要借款无果，言辞已愈来愈不堪入耳了。
“为了公家的事，个人受气划不来。”副局长说。
归还了印刷厂的借款，报销了我们几个人的差旅费，全部是实报实销，我们很自觉，无发票的不报账，困难时期，大家都没有出差补贴。交付了前期费用，五万元剩下不足两万，要启动企业还差一大截子。
经多方奔走，县财政局终于同意借款十万给通达公司，条件是，第一，副局长以个人的名义担保，工业局不能作数；第二，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付息；第三，企业产生的利润与他们均分。条件尽管苛刻，但我们急需资金，副局长说：
“管他呢，钱到手再说。”
十万元到账，先归还了银行贷款及利息，将个人的手抽利落，剩下了六万多。利用这仅有的资金，秦××负责机械设备的加工、安装、调试，我又出了一趟差，采购回原材料，依照“博大”提供的技术，夜以继日，生产出两吨多产品。
九 投身装饰业（1）
与大自然相比，人类是渺小的，如东南亚的地震与海啸，在强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十多个国家亦无能为力，只能任凭海水吞噬鲜活的生命。同样，在经济大潮中，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人往往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如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随风飘摇。
俗话说：“骑着马，才能赶马。”毕业分配时的一次错位，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最终为生活所迫，逼上梁山，这个“逼”字，在我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根据中国以往的体验，政策就是一阵风。刮“分流”风时，我们十几个人被工业局机关分流了，可过了一段时间，风平浪静之后，又陆续回流了。上面的政策也是如此，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党政机关一窝蜂，全民动手，大办企业，“经理”“老板”成为最时髦的称谓，传说某地发生车祸，十人受伤，其中有九位是经理，一位是老板。到1993年，忽然急刹车，又实行政企分开，党政机关不允许再办企业，已经办的，要求脱钩。好像拔河比赛，一方拼命使劲，另一方猛一松手，使劲的一方用力过猛，收手不住，摔了一个大跟头。
折腾了一阵子，一无所有的我们，在创业中举步维艰。这时，副局长退居二线，成为调研员，当初一道下海的，有的到了年龄，功成名就，光荣退休，领上了养老金；有的淘金不成，又重新返回机关捧金饭碗去了。最后，商海中仅剩下我与另一位上了年纪却未到退休年龄，最主要是缺乏根基的妇女。那位妇女曾三番五次找工业局领导，要求重回机关，甚至搬动了时任副县长的老上级说情，但均被以各种理由推托。至于我面皮很薄，很清楚自己姓甚名谁，排行老几，也没有后台可以挪用，从未屁颠儿屁颠儿地找过领导，免得癞蛤蟆跳门槛——自讨没趣，划不来。
“开弓没有回头箭。”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既然已经下海，就一定要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学会游泳，绝不能被海浪所吞噬，或者稍遇挫折，如丧家之犬，摇尾乞怜。我经常这般勉励自己。
试生产成功后，马上面临着在市级以上技术监督部门进行产品质量检验，取得产品合格证，注册商标，打开销路，投入批量生产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环节哪一个不需要钱？我们仅有的资金也已经弹尽粮绝。副局长在领导岗位上时已经很难弄到资金，何况成为调研员，只剩下了调查研究的权利。我与秦××两人都是农家子弟，学校毕业不久，社会交往有限，对于资金，更是无能为力。权宜之计，只能先不搞产品质量认证，私下里跑跑销路，待资金回笼，再作进一步打算，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但包装桶上光秃秃的一片，既没有商标，又没有合格证，还没有厂名厂址，典型的“三无”产品，进不了商店柜台，进不了超市货架，要打开销路，谈何容易。
开始，我们依托熟人、朋友关系，打听哪儿搞建筑，哪辆汽车需要喷漆，哪儿门窗桌椅需要翻新，便逐一上门推销，对方不懂施工工艺，就亲自示范，帮人家施工。一个夏日的晚上，为了解决白天施工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我关掉风扇，门窗紧闭，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实验室里，反复实验，一干就是一个通宵。第二天，人们发现我晕倒在实验室里，急送医院，结果是摄入过量有害气体而中毒。
那时，装饰装潢刚刚兴起。由于施工的需要，我们组建了装潢工程队。从单一的油漆涂料施工向装饰装潢一体化发展。可惜的是，刚开始我们半路出家，不懂装饰技术，边干边学，技术上过分依赖他人，没有形成自己的专业技术队伍。活路又少，留不住人，职工队伍很不稳定，往往联系到一部分活路，招一帮人，待活路干完，便又得解散。我一个人单枪匹马，既要组织，又要管技术，有时还得顶人干活，首尾难以兼顾，在施工质量上也存在一些偏差，因此，没有迅速发展起来。
我们曾给某饭店翻新浴盆，效果不错。其副总经理后来调任省某管理局招待所任所长，他千方百计找到我们，让我们将招待所几百个浴盆全部翻新，还有后续工程。我们很兴奋，遂夜以继日，抓紧施工，无奈干活工人较多，技术良莠不齐，我一个人又不能逐个手把手地指导。活干到一半，检查时发现，有的浴盆质量不错，有的却有些粗糙，便赶紧返工，可还是耽误了一次会议接待。国有单位的人和事很复杂，一路神仙孝敬不到，就要找你的麻烦。有人借此控告所长，说所长收受了我们的贿赂，与我们同穿一条裤子，一个鼻孔出气，所长刚到招待所，根基不稳，有口难辩，与我等又非沾亲带故，为避免没吃羊肉反惹一身膻，自然，后续工程也就泡了汤。
涉足装潢于我而言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学校所学，与之一点边都沾不上，我得从零开始，一点一滴地去学习、积累。于是我就常找刘××，即在西安某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的那位同学，他从事建筑设计，与装饰装潢比较接近，我常请教于他。他曾给我们出主意，产品必须取得省、部级以上技术监督部门认证，最好能想些办法，做点工作，使产品能够获奖。这样，通过设计院，像医药代表在医院推销药品一样，把产品直接设计到施工图纸之中，这样，不费吹灰之力，不愁没销路。的确，设计院的图纸对于施工单位而言，如同医生的处方对于病人一样别无选择。我们也认为这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好办法，但苦于没有资金付诸实施。
九 投身装饰业（2）
十个指头伸出都有长有短，何况手工作业。再完美的工程都存在瑕疵和美中不足，遇到懂道理的甲方，一切倒还罢了，倘若遇见难缠之人，本来就没打算给你钱，完工之后，吹毛求疵，借此想白米二斗半。可悲的是，经济愈发展，人民币愈难挣，这种人不是在减少，而是在逐年增加。党和政府下大力气，不断加强清欠民工工资的力度便是明证。
1994年夏，一位大老板在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一带西（安）——铜（川）一级公路旁，投资百万，修建加油站，放着西安那么多的装潢公司不找，偏偏舍近求远，南辕北辙地找到了我们，合同签订后，我组织了八人施工。韦曲与张家堡在西安市的南郊与北郊，相距十五公里，我不可能放下家里的一大摊子事情，整日守在工地，就指派了临时负责人，管理工地，与老板沟通。十多天工期，非常顺利，未起任何摩擦，完工后我去结算，老板却笑里藏刀，从旮旯拐角找出一点小毛病，要求全部返工，否则工程款拒付，一副无赖的架势暴露无遗。本想与之理论，必要时诉诸法律。然而一打听才知道老板是当地赫赫有名的人物，派出所都让他三分。他建设加油站时根本就没有预算工资，连搞建筑的几十个四川民工都担心挨揍不敢讨要工钱，更何况势单力薄的我们呢？
与之类似的还有长安县一家建筑公司，在建设某温泉大厦时，我们作为协作单位，负责装修工程，与建筑单位交叉施工。工程干干停停，我们要求做完一段验收一段，他们则坚持工程完结一次验收，还要宴请甲方及质量检验部门。在狼多肉少的年代，我们不敢过于坚持自己的主张，于是为了防止损坏，采取折中的办法，完成一间房子便锁住一间房门，单锁子就用了几十把。工程断断续续，拖了一年有余，后来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锁住的房门大都被撬开，房间里住满了民工，生火做饭，洗澡取暖，烟熏水泡，损坏了不少。建筑公司要求我们予以修复，却不追加费用，双方争执不下，工程款便被扣了下来。
后来，建筑公司经理找到了我，说城里有一位省政府副秘书长，刚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很有活动能力，想拉拉关系，让我们免费予以装修房子，装修完结一次性结清工程款。
我挺讨厌这个凭借手中职权吃拿卡要、作威作福的陕北佬，但是看在工程款在人家手里攥着的分上，强按怒火，勉为其难，糊弄了某副秘书长。再去建筑公司结算，账是算了，可钱却没有，催要紧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建筑公司老板如此说。
如此一拖便是几年，后来亏人太多，建筑公司终于资不抵债，难以为继，宣布解散了，工程款也过了诉讼时效，成为无头债，呆账、死账。
秦××有一定的知识与能力，年富力强，正是干事业的时候，但瑜不掩瑕，缺点与毛病也不少，尤其懒散。那时，他租住在农民家里，又没有电话，几次有事，找他不着，待我骑着自行车，找上门去，却躺在家里呼呼大睡。渐渐地，副局长与我对他都失去了信心。
1992年，长安宾馆改为县委、县政府的招待所。修缮时，我们承揽了部分工程。适时，我刚好要到新疆出差，将财务交于副局长代管。我的意思是，副局长老成持重，处事公道正派，又是我等的上级，交与他不无不妥。而事实上，账面上根本无钱，就是公章与票据。可秦××不这么看，他嘴上不好意思说，心里可犯了嘀咕：
“当初许诺委以重任，现在一个破账目都不让插手，再努力工作还有什么意义？”
遂打起了肚皮官司，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
长期与人打交道，谁的屁股一撅，就知要拉什么屎，他的那点小九九我还看不出来？我当时要与他谈心，被副局长拦住：
“甭管他，看他还能怎么样？”
秦××负责企业经营与装饰工程，借口工作忙，很长时间不报账，也不来单位上班，副局长连他的人影都见不着。致使我们在新疆联系的业务，长安方面的后续工作迟迟跟不上，多次贻误战机，成为水中月，镜中花，被人看作不讲信义之辈，最后无功而返。长安宾馆很有利润空间的工程，也弄得很不理想，几乎没有利润。
有一位朋友姓李，比我年长，其妻哥为某大学教授，教给他一个化工配方，他与人合作，开办了一家公司，专搞锅炉除垢清洗，挂靠在劳动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