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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恰遇机构改革，计经委又分家为县计委与工业局，我是企业身份，当然属于工业局。分家后的工业局，趁机构调整之机，又进了不少人，这时的我已经浪迹于江湖了。
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一位朋友，在搞企业政工人员职称评定时，调到了市委宣传部，他曾经讲过一则笑话：某县委、县政府召开动员大会，主题是压缩编制，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会后立即行动，展开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卓有成效，形成经验，上报市委、市政府，得到上级的肯定。而县上的部、委、局、办则从原来的六十个变成六十一个，多出了一个“精简机构办公室”。
六 工作历练（5）
古时候，一名县令，几个衙役，连断案都行了。如今，哪一个县不拥有几十个部、委、局、办？又有几个部门不执法检查，搞些创收？衙门多了，浪费纳税人的银两权且不论，每家都要找些事干，门槛自然多，难怪老百姓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上学时，曾读过一本小册子，叫《帕金森定律》，大意是，一间办公室原来只有一个人，负责某项工作，过了一段时间，招到两名下属，其人自然而然成为科长，再过了一段时间，两名下属也想过过科长瘾，各自招兵买马。有一点值得注意，招人的时候，不能只招一个，每次至少两名，最好成倍地增长。这样，科员成为科长，科长就变成了局座，如此这般，金字塔似的上升，用不了几年，原来的科员就变成了省部级。后来社会上出现了传销，我想，发明传销之人必定深谙“帕金森定律”。
读了一点书，识得几个字，闲暇无聊时写点文字聊以自慰也成了一件趣事。在单位写材料，必须贯彻上级精神，遵照领导的意图，填括号似的填充内容，水平能高到哪儿去？刚毕业时，将大喜大悲之事时常诉诸笔端，顺应时代潮流的，拿出去发了，不合时宜的，压到箱底，想着留到以后，倘有机会，整理出来，也算是一段心路历程。然而，十数年来，命运多舛，如雨中浮萍飘忽不定，居无定所，几经搬迁，所写的文字慢慢地遗失殆尽了。当然，这与后来的封笔不无关系。
大概是1991年，县委宣传部、《长安报》联合举办征文活动，按照领导的意图，我写了一篇关于企业改制方面的文章，题目已不记得了，发表在《长安报》上，获得一等奖。想不到的是，报社与政法委的两位同志，将文章稍作改动，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名字缀在了我的前面。领取获奖证书时，我才发觉了此事，当即撕毁证书，从此辍笔。
2003年，《南方都市报》记者姜英爽采访我时，无意间提到此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可能是记录失误，也可能是为行文之便利，竟将改我文章之人说成是报社的主编，弄出许多误会，其实与薛亚利先生并无半点关系，况且1991年时，薛先生也并非报社的主编。
《屠夫看世界》PART 3
七 农村社教（1）
20世纪90年代初，不公正的待遇与诸事的不顺心，犹如疾风暴雨般向我袭来，使我的心一下子凉到了冰点，我开始自暴自弃，酗酒、打牌、逛街，过一种自由散漫的生活。如果不是割舍不下烟、酒的刺激，真想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1992年夏，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简称“农村社教”。由于农村条件艰苦，大都市的人自不待言，即使在小县城里呆惯了的机关干部们，谁也不乐意去。而我当时身心疲惫，情绪异常低落。我心里清楚，长此以往，自己的一生将会毁于一旦，但是自己管不住自己。为了换换环境，调整心态，从头再来，我强烈要求去农村，甚至扬言，若不批准，就请病假。因为当时的心境实在太坏了，看猪狗都不顺眼，连桌椅都想踹一脚。
好在当时是孤家寡人，了无牵挂，可谓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脚一抬就算搬家。
终于如愿以偿了，我被分到马王镇新庄村。那是个容易被人遗忘的角落，地处长安县最西边，与户县为邻，民风淳朴，阡陌纵横，泥土飘香，炊烟袅袅，鸡犬相闻，一派田园风光，正是修身养性的所在。
我们一组五人，其中有一位女同志，是某中学老师，自幼生长于城市，对农村环境不适应，受不了蚊虫叮咬，吃不惯粗茶淡饭，加之新婚不久，不几天就告病回家。组长刘忠礼，我们戏称“国务院领导同志”，他对我们进行了分工，我只负责最后的总结材料，其他诸事与我无涉——我最烦轰轰烈烈走过场的政治运动了。而总结材料对于长期舞文弄墨的我来说，乃小菜一碟，即使不参加“社教”，凭以往的经验，呆在办公室，一包烟、几瓶酒便可以杜撰出来。
学校正在放暑假，我们的住处被暂时安排在村办小学的教工宿舍。对于我们的到来，村民们是疑惑的，村干部是客气的，都持观望态度，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因此，生活单调而沉闷。配合“社教”工作第一阶段的任务，早晨起来，到村广播室，宣传动员。村上抽调的老师，在街头巷尾刷写标语，上级检查时，便有一点搞政治运动的气息了。下午或者晚上，睡一觉醒来，深入田间地头，瓜棚农舍，与村民唠唠家常，调查摸底。
学校有台黑白电视机，放在会议室，其时正在播放亚运会的盛况，我是个好静不好动的人，除了围棋（事实上也是个臭棋篓子），对其他体育节目不感兴趣，包括足球。一帮人在那里或欢呼雀跃，或捶胸顿足，我心不在焉，激烈的体育比赛如同催眠曲，看着看着“神”就来了。一觉醒来，节目依旧，想扭到其他频道，一是无线电视，频道很少，二是大家都看体育比赛，满足了我一个人的愿望，却违拂了众意。我是个再平和不过的人，于是继续打盹。
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之间越来越熟悉，包括村干部与学校的老师，于是生活便丰富多彩起来。开始是打乒乓球，下象棋，遗憾的是我们的水平都不高，我对围棋的兴趣最浓，可惜无人对弈，只能如金庸先生笔下的周伯通一般，演练左右互搏之术。渐渐地也觉得没劲，于是便想起了麻将。
除“国务院领导同志”之外，工作组还有一老一幼两位同志，年轻人拳猜得好，喝酒却不是我的对手，对于只划拳不喝酒的人，对饮起来太没有滋味了。老同志叫费维恭，我们后来称之“肺出恭”，他来自二轻海绵厂，听说其父很有学问，旧社会做过私塾先生，其弟兄五人的名字便是按“温、廉、恭、俭、让”之顺序排列的，颇有儒者韵味。可是老费却人和名不符，叫“维恭”不如叫“维俭”更为妥帖，可能是上天抑或其父搞错了吧。他有辆破得不能再破的自行车，可以说除了车铃不响之外，浑身都响，可老费却把它当作宝贝。用老费的话说“骑到哪儿放心，没人偷”。
他们在海绵厂时，没有象棋，谁也不愿意掏钱购买，老费想出一个妙招：用毛笔在碎海绵上写上“车、马、相、仕、将……”
“玩起来没什么两样。”
由此想到大学时，大家都想学围棋，可一副棋要十多元，将近一个月的生活费。于是分头装病，拿上学生证，花五分钱，在校医院挂过号，走到大夫面前，哼哼唧唧一番，形形色色的药丸、药片便领了出来，从中精选出两种颜色，代表黑、白，再找张纸画上棋盘，一副棋就现成了。我的棋艺就是从药丸练起的，所以对弈起来有种痨病的臭味。
我们给老费算过一笔账，“社教”进行了四个多月，老费的花销最少，总共只有七分钱，还是工作组刚进村时，老费第一个来，晚上蚊虫太多，实在无法入眠，老费狠了狠心，买了一盒蚊香，计七角二分钱，用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陆续都来了，老费便收起了自己的蚊香。一盒蚊香十片，老费用过一片，计七分二厘钱，四舍五入，这笔账连小学生都会算。
“不赌钱，我玩。”老费说，老费喜欢麻将，在厂里也经常玩，县办企业，工人们收入低，是不挂彩头的。
打“素”麻将比下棋更没意思，工作组又不能与村民将麻将打成一片，所以，我们的牌局经常处在“三缺一”的状态。村干部与学校的老师知道了我们的窘境，便时不时地给我们补缺。有时人溢出来了，便在那儿候补，织毛衣、聊天，等待“踢死”者下场候补。有时实在凑不齐人，也与老费下下棋，气氛自然而温馨。
七 农村社教（2）
老费下棋很有意思，他喜欢用“车”，把“车”死死地攥在手里，在棋盘上来回地试，“这儿不行，这儿还不行，对，就这儿，好，把你的‘马’吃了。”这样，老费的“车”拐了一个大弯吃掉了别人的“马”，然后老费小孩子似的拍着手，笑得前仰后合。别人也不与他计较，不赢房子不赢地的，粗脖子涨脸有啥意思？
牌局是激烈而吸引人的，有时分不出胜负就会通宵达旦，好在白天的事并不多，照例可以睡到日上三竿，然后晃晃悠悠地过个白天。
宣传动员、调查走访阶段结束以后，“社教”工作进入民主选举，清理财务阶段，相对于前一时期，这个阶段的工作明显多了起来。由于学校放假，我们也从教工宿舍搬到了村民家中。
按照原来的商定，我只负责最后的总结材料，其他诸事我可撒手不管。可是搬到村民家中之后，他们出去工作，剩下我一人独自看家，倍感无聊。吃了睡，睡了吃，直睡得没日没夜，昏昏沉沉，腰杆子像散了架。为了解闷，便与他们一道，自动承担了工作。
该村有一户村办造纸厂，生产中低档卫生纸，厂长由村长兼任。企业事多，厂长三天两头出差，村子里的事不能兼顾，别人又不便插手。镇上曾多次做其工作，让其村长、厂长任选其一，都没有办到，成为老大难问题。我们换了个角度，与其约了牌局，不谈工作，专门打麻将。斗至正酣，老费非拉着下棋不行。村长无奈，边打牌边下棋，结果兴牌打成了背牌，输掉了好几百元，棋也未占得便宜，让老费给杀得人仰马翻。后来，他主动放弃了村长之位，专心经营他的企业去了。
还有一位副书记，干了十多年村官，年龄大了，可官当上了瘾，死活不肯让位，我们也没有办法。一日看央视“新闻联播”，其中提到“中顾委”，从中受到了启发，破例给他封了个“顾问”的头衔，退到了二线——中央还设有顾问委员会呢，而且中央出台的重大决策，还得请示中顾委的老同志。老头当了太上皇，非常满意，高高兴兴地交出了权力。
结合村“两委会”改选，我们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领导下，组织召开了村民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清财”小组，集中到村办公室，对村里多年来的债权、债务进行了审计、清理，最后公布上墙，群众基本满意。
改选后的“两委会”领导班子，年龄结构合理，工作配合默契，很快就解决了村上的其他遗留问题。我们没费多大力气，各项工作却走到了整个“社教”工作队的前列。与我们相反，相邻的村子，因工作方法欠妥，发生了部分群众驱赶、殴打工作组成员的恶性事件，不得不动用公安机关，弄得狼狈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