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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大学、巴黎法兰西学院、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中国科学院和丹麦皇家科学院外籍会员。1968年在巴黎第12次国际科学史
大会上获得萨顿奖章，1966年—1976年任基兹学院院长，以后又担任名誉院
长。1974年被选为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会会长。1976年起
任东西科学技术史图书馆馆长。
在李约瑟的工作室里，每一部书和每一篇论文都立有一张卡片，还有人
名和术语卡片，后者为了使《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的人名和术语做到统
一。还有一套卡片李约瑟称为“影子卡片”，他经常翻阅它们，有时补充新
资料，有时作出修改，甚至加以取消。这些卡片在书出版时又可发挥作用，
只要把它们稍加整理，就可以收在参考书目和索引两部份内。李约瑟或他的
助手每次翻阅图书时，必定将有关的资料记在纸上，写明书名、页数，并尽
可能将中文译成英文，然后分类收入文件夹，和同类其它文件的资料放在一
起，学报的抽印本又另外分类放进箱子。
李约瑟有过人的记忆力，他知道每一本书和每一件资料的存放处。偶尔
他会为着找不到一件资料而发脾气，这时鲁桂珍就说：“约瑟心情不好。”
同时她也会帮他找。李约瑟解释说，他的生气是为了自己的记忆力不好或者
他所采用的系统出了问题。李约瑟写文章或讲演必定先把要点写在纸上，然
后用一条条线将各个要点串连起来。由于李约瑟喜欢坐火车，鲁桂珍就说这
是李约瑟的“火车轨道”。李约瑟善于把一大堆不同的资料串成为一篇有条
理的文章，他称这个方法为“编织法”。这也符合他写作的特点，他写文章
又快又好。鲁桂珍说，李约瑟文思敏捷，又富文采。他在实验室做研究工作
时，为了获得新资料，往往要等一段时期，这使他感到不耐烦；而写《中国
科学技术史》却使他十分开心。他写文章先用打字机打出草稿，修改后再交
打字员打成定稿，有时他直接用录音机，一面看搜集来的资料，一面口述，
这样作成的文章有时竟十分完美，都不需要修饰，就送到出版社去发表了。
有人曾试着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香港的大学建立同样的研
究系统，由于财力、人力、环境（包括国家、大学及个人的环境）等因素，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一部类似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著需要一个宠大的
资料室和高效率的系统来配合。李约瑟已被他自己的系统所控制，他不能带
着这个系统到处跑，离开这个系统，他就不能继续撰写他的巨著或有关中国
科技史的文章。1972年，澳洲国立大学请他去逗留数月，希望他答应在堪培
拉从事研究，结果他不得不婉言拒绝，无疑是怕自己如游鱼离开湖海，陷入
“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地吧！他哪里知道大学方面不但要请他去作研究，
而且还有人建议他在研究期间，授予他一个荣誉博士学位呢！也许，当事人
早已将内情告诉他，但仍没有引起他的兴趣。
李约瑟写文章的时候，必先选择一张最大的长桌子，将常用的书和参考
资料放置在桌上。他工作时翻书检图，十分忙碌，不一会儿桌子上的书和资
料就弄得乱七八糟了。写作期间，他自己从不收抬桌子，更不让别人替他收
拾，以免弄乱他的书籍和文件，待他的文章大告成功后，才将桌子加以整理，
把所有书籍资料和物件放回原处。在这一点上，他的作风和现代行政、商业
管理人员有些不同，很多高级管理人员的桌子是一尘不染的，更不让太多文
件堆在桌子上，免得影响自己的工作效率和声誉。但李约瑟有很强的记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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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翻阅参考书时，脑中就有了印象，知道每本用过的书的位置，如将桌子收
拾一番，找起来反而浪费时间。
每次李约瑟完成自己认为精彩的一篇文章，他就在午餐和下午茶时很高
兴地念给李大斐听，他说他找到了一小块蓝色的土。李大斐在她的研究上如
有新的发现，也照样念给李约瑟听。两人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欣赏。
李约瑟在打字机前工作时，总是全神贯注，从不让别人打扰他，免得扰
乱他的思路。甚至连他自己的上司、生物化学系主任杨格教授找他时，也同
样对待，累他站着等了好几分钟。杨格教授并非平凡之辈，他也是皇家学会
会士，而且是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幸亏他秉性温善，又能了解李约瑟的
性格，以后总是预先约好时间才和李约瑟见面，难怪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
术史》第三卷的导言中这样说：“我很高兴向我的（理）学院和学系同事致
谢意，在此可以代表他们的是皇家学会会士杨格教授，我感谢他们对我表现
的永恒不变的同情和谅解，没有他们的同情和谅解，这项工作是不能进行
的。”
李约瑟的合作者是采用别的方式协助他写他的巨著的，或替他搜集资
料，或与他进行讨论，或替他撰写初稿，或在剑桥与他一起工作，或在别处
各自行动，依各人的条件而有所不同。最理想的当然是撰写每一篇稿都能和
合作者在一起，但这并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做到的。合作者有不同的个性，有
些执拗，难以容人。幸亏李约瑟处理有方，合作者又都尊重他，一切事情可
以说进行的颇为顺利。
李约瑟将其父亲遗下的一幢楼房捐出，作为图书馆，收藏他所拥有的一
切有关科学史的资料。1968年，剑桥成立了一个信托会，建立起一所“东亚
科学史图书馆”，李约瑟遂将其收藏的书和那幢楼房移交给这个信托会。
后来，李约瑟的藏书越来越多，他捐出的楼房只可作藏书之用，而没有
地方让学者工作了。李约瑟在基兹学院任院长时，院长宿舍尚有充裕的房间，
1976年任满后，剑桥大学出版社先替信托会在出版社附近租了一座预制件房
屋，供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使用，1978年又买了一座比较宽敞的房屋，租给信
托会。它就是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现址。李约瑟担任义务主任，鲁桂珍是义
务第二主任。这里也是李约瑟从事研究工作的地方，这座灰色的三层砖楼虽
然看起来有点古老，但环境优雅，是做学问的好地方。
第一室（即主任室）为公用，内藏综合性工具书、书目、资料和图书卡
片。第八室为非洲、美国、考古学等资料研究室。为了有助于了解该馆藏书
范围，所有图书资料都由李约瑟亲自标出其所在藏书室和排架位置。东亚科
学史图书馆是一个专供专家们使用的研究图书馆。藏书是按李约瑟拟定的、
便于使用的独特方法分类排架的。藏书有中文和日文的古代线装书、写本、
平精装书刊，以及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和拉丁文等西方书刊，
写本和稿本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中、外文籍的缩微胶卷、照片、负片和
幻灯片等。藏书范围相当广泛而齐全，基本可以满足从事中国科学史的研究
需要。
第五室（即藏刊抽印本的研究室）内容最为精彩。这是世界各国学者亲
笔签名赠送给李约瑟的有关中国科学文化的论文抽印本，近2万件。每件按
其类别装在大纸盒内。在这里可以同时看到不同时期各国学者用不同文字发
表在各种刊物中的有关中国科学史的大量原始论文。这是其他图书馆内很难
看到的特殊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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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每年都有来自亚洲、欧洲各国的学者来这里作短期的客座研究。
从来客留名薄中可以看到，该馆每年接待数以百计的各国来访者，其中包括
我国科学界人士。
每个工作室和楼道都是挂中国书画，多半是李约瑟的友人赠送给他的；
其中有郭沫若写的行草条幅，王星拱博士的小篆，还有著名书画家齐白石、
徐悲鸿和吴作人等人的艺术作品原件。室内装饰充满中国气氛。中国人在这
里感到特别亲切。
馆长李约瑟除从事写作、照顾馆务外，每周要答复大量国内外来信，接
待来访者，工作是紧张的。实践证明，人少，只要效率高照样可以多办事，
而且作得井井有条。
1976年，有人提出一项和剑桥大学新成立的罗宾逊学院建立关系的建
议，打算在学院内建造一座建筑物，作为东亚科技史图书馆的永久馆址。以
下是信托会的基金会关于这项计划的说明：“李约瑟博士，英国皇家学会会
士，英国学术院院士，曾任基兹学院院长，自1942年以后的几十年来，广为
收藏中国和西方的文献资料，这就是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发端。收藏这些文
献资料，主要是为了编撰有关中国文化区的科技、医学和科学思想史所进行
的研究工作。这项工作是由李约瑟开创的，并一直持续至今；他的合作者有
20人，其中最主要的是罗宾逊学院院士鲁桂珍博士。他们所写的这部巨著，
自1954年起，陆续由剑桥大学的出版社出版，书名叫《中国科学技术史》，
出齐后预计将分7卷，共约20余册，大部分已经出版，其余的正在不同的积
极准备阶段中。这项工作的一个总的效果是，它出乎意料地揭示出在漫长的
年代里，东西方各族人民为获得对人类藉以生存的自然界的可靠而全面的认
识所共同经过的历程。”
“但在这段时间内，人们也感到有必要把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永久保存下
来。《中国科学技术史》完成之后，这个图书馆作为一个专业性的研究机构，
对许多学者的用处，不会因此而终了。这部巨著，虽然卷帙浩繁，实际上只
采用了所搜集到的资料中极少的一部分；图书馆中的中文典籍，事实上大部
分没有触及。在西方，类似这样的书库还没有第二个；可以与之相比的，只
有北京中国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收藏有各
欧亚文种，尤其是中文和日文的书籍、刊物、小册子和手写本；此外，还有
大量的图片和档案，如笔记、照片、地图、微型胶卷等，对今后这个领域内
的研究工作特别有用。必须指出，这个图书馆收藏图书以精选为原则，它主
要是为研究科学史的学者服务；需要参考这个领域以外的文献，必须求诸于
国立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的非专门性的收藏书。”
“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和日文书籍达6000种。如果把专题文章
也包括在内，比这个数字还要更大得多。但这类文章，因为篇幅小，往往同
单行本放在一起。他们包括小册子、册页、复印本等。分装在500个文件匣，
共计25000种，所订期刊共50种，装成合订本的达3000本。在各类图书刊
物中都有一些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