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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到你的背后，用一跎大粪弄死你！
在西西里的某个地方，有一块墓碑码放得整整齐齐的墓地，里面埋葬了400 名阵亡将士。那400 条汉子升天，只因一名哨兵打了个盹。令人欣慰的是，他们都是德国军人。我们先于那些狗杂种发现他们的哨兵打盹。
部队是个集体，大家在集体里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战斗。所谓的个人英雄主义是一堆马粪。那些胆汁过剩、整日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拉马粪的家伙，对真正战斗的了解，还不如他们玩女人的知识多。
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给养、最好的武器设备、最旺盛的斗志和最棒的战士。说实在的，我真可怜那些将和我们作战的狗杂种们。真的！
我麾下的将士从不投降。我不想听到我手下的任何战士被俘的消息，除非他们先受了伤。即使受了伤，也同样可以还击。这不是吹大牛。我希望所有部下，都学习利比亚作战时的一名少尉。当时一个德国鬼子用手枪顶着他的胸膛，他甩下钢盔，一只手拨开手枪，另一只手抓住钢盔，把那个鬼子打得七窍流血。然后，他捡起手枪，在其他鬼子反应过来之前，击毙了另一个鬼子。在此之前，他的一侧肺叶已被一颗子弹打穿。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不是所有的英雄都像传奇故事里描述的那样，军中每个战士都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千万不要吊儿郎当，以为自己的任务无足轻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必须做好。每个人都是这根链条上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各位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某个卡车司机，突然不愿忍受头顶呼啸的炮弹，胆怯起来，跳下卡车，一头扎到路边的水沟隐蔽，那将产生怎样的后果。这个懦弱的狗杂种可以给自己找借口：“管他娘的，没我地球照转，我只不过是千万分之一。”但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我们怎么办？我们的国家、亲人甚至整个世界会怎么样？不，他奶奶的，美国人不想那样。
每个人都应完成他的任务。每个人都应对集体负责。每个部门、每个战斗队，对整个战争的宏伟篇章都同等重要。弹药武器人员让我们枪有所发，炮有所射。没有后勤人员给我们送衣送饭，我们就会饥寒交迫，因为我们即将开赴作战的地方，已经无可劫掠。指挥部的所有人员，都各有所用，即使是个只管烧水帮我们洗去征尘的勤务兵。每个战士不能只想着自己，也要想着身边一起出生人死的战友。我们军队容不得胆小鬼。
所有胆小鬼都应像耗子一样斩尽杀绝。否则，他们战后就会溜回家去，生出更多的胆小鬼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懦夫儿软蛋。干掉所有狗日的胆小鬼，我们的国家就是勇士的天下。
我见过最勇敢的好汉，是在突尼斯的一次激烈的战斗中爬到电线杆上的通讯兵。当时我正好路过，便停下问他，在这样危险的时候爬到那么高的地方瞎折腾什么？他答道：“我在维护线路，将军。”我问：“这个时候不是太危险了吗？”他答道：“是危险，将军，但线路不修不行啊。”我问：“敌机低空扫射，不打扰你吗？”他答：“敌机不怎么打扰，将军，倒是你把我打扰得一塌糊涂。”弟兄们，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的战士。他全心全意地履行职责，不管那职责看起来多么不起眼，也不管当时情况有多么危险。
还有那些开往突尼斯的卡车司机们，他们可真了不起。他们没日没夜，行驶在那狗娘养的破路上，从不停歇，从不迷路，他们把四处开花的炮弹当成伴奏。我们能顺利前进，全靠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美国硬汉。这些司机，有人连续开车已经超过40小时。他们不属于战斗部队，但他们同样也是军人，也有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他们完成了，而且完成得真他妈的棒！他们是大集体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没有他们，那场战斗可能早就输了。正因为所有环节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整个链条才坚不可破。
大家千万记住，我可没来过这里。千万不要在信件里提到我。按理说，我是死是活，对外界要保密，我既不统率第三集团军，更不在英国。让那些狗日的德国佬第一个发现吧！
我希望有一天看到，那些狗杂种们屁滚尿流，哀鸣：“我的天哪！又是那挨千刀的第三集团军！又是那狗娘养的巴顿！”
我们已经迫不及待，早一天收拾掉万恶的德国鬼子，我们就能早一日掉转枪口，去端日本鬼子的老窝。如果我们不抓紧，功劳就会全让狗娘养的海军陆战队抢走了。
是的，我们想早日回家。我们想让这场战争尽快结束。最快的办法，就是干掉挑起战火的狗杂种们。早一天把他们干掉，我们早一天凯旋。
回家的捷径，要通过柏林和东京。到了柏林，我要亲手干掉那个纸老虎、狗杂种希特勒，就像干掉一条蛇！
谁要想在炮弹坑里蹲上一天，就让他见鬼去吧！德国鬼子迟早会找到他的头上。我的手下不挖猫耳洞，我也不希望你们挖。猫耳洞只会使进攻放缓。我们要持续进攻，不给敌人挖战壕时间。我们肯定胜利，所以我们必须不停战斗，比敌人更勇敢，胜利才会到来。
我们不仅要击毙那些狗杂种们，而且要把他们的五脏六腑掏出来润滑我们的坦克履带。我们要让那些狗日的德国鬼子尸积成山、血流成河。战争本来就是血腥野蛮残酷的。
你不让敌人流血，他们就会让你流。挑开他们的肚子，给他们的胸膛上来上一枪。如果一颗炮弹在你身旁爆炸，炸了你一脸灰土，你一抹，发现那竟是你最好伙伴的模糊血肉时，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不想听到报告说：“我们在坚守阵地。”我们不坚守任何见鬼的阵地。让德国鬼子坚守去吧。我们要一刻不停地进攻，除了敌人的卵子，我们对其他任何目标都不感兴趣。我们要扭住敌人的卵子不放，打得他们魂魄离窍。我们的基本作战计划，是前进前进再前进，不管从敌人身上、身下爬过去，还是要从他们身体中间钻过去。我们要像从小鹅肠里挤屎那样执著，那样无孔不人！
有时免不了有人会抱怨，说我对战士要求太严，太不近情理。让那些抱怨见鬼去吧！我坚信一条金科玉律就是：“一盎司的热汗，值一加仑的鲜血。”我们进攻得越坚决，消灭的德国鬼子就越多。消灭的德国鬼子越多，我们自己人就死得越少。进攻意味着更少的伤亡。我希望大家牢牢记住这一点。
凯旋回家后，今天在座的弟兄们都会获得一种值得夸耀的资格。20年后，你会庆幸自己参加了此次世界大战。到那时，当你坐在壁炉边，孙子坐在你的膝盖上，问你：“爷爷，你在伟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干了什么？”你不用尴尬地干咳一声，把孙子移到另一个膝盖上，吞吞吐吐地说：“啊……爷爷我当时在路易斯安那铲粪哪。”
与此相反，弟兄们，你可以直盯着他的眼睛，理直气壮地说：“孙子，爷爷我当年在第三集团军和那个狗娘养的乔治。巴顿并肩作战！”
《考克斯报告》引发的胡思乱想
“一份报告，出现业余者很容易看出的几十个事实错误，相当令人不安。”
香港一家电视台让我面对镜头发表对《考克斯报告》的“个人看法”，这颇让我“个人”为难。旧中国只有皇帝和少数权威倾国者才有“个人看法”，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废除“因言获罪”，老百姓才敢抛头露面实话实说。根据传统，作为一个“业不精而忙于嬉”的摄影记者，决不该对自己不甚了了的洋人报告胡乱评论。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香港同胞教导我，环顾我们今天生活的地球，并不是每个人都得像居里夫人那样对事物研究大半辈子，才有开口说话的权利。这的确是令我耳目一新的跨世纪宇宙观。西方历来善于给可怕的东西取个带有学术意味的名字，希特勒把集体屠杀叫“最后解决”，美国兵管细菌武器叫“生物手段”。1998年美国袭击中国大使馆的精确制导高爆炸弹叫“JDAM”（Joint Direct AttaCk
Mwhtion ），意为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反之，对那些正常或接近于正常的事物却往往冠以邪恶的名称，在这一点上，考克斯博士比我内行。
耗资美国纳税人250 万美元的《考克斯报告》共分11章，厚达872 页，以自我反省式方式攻击中国政府有组织地以间谍手段盗用美国尖端技术，参与核扩散，破坏地区稳定，危害美国安全。在表达美国国会对中国的不信任感的同时，借机打击执政的民主党政府，煽动反华情绪。美国广播公司认为《考克斯报告》作者对自己撰写的历史和技术问题缺乏深入了解。德国太空史学家Jens Irlt ：111 认为：“一份报告出现业余者很容易看出的几十个事实错误，相当令人不安。”新加坡工程师Chen ban指出，考克斯把美国“代尔塔”火箭的有效负载3925公斤说成3925磅，让人怀疑报告作者的算术能力。
《考克斯报告》还以几页篇幅杜撰1955年钱学森窃取美国火箭技术资料、中国政府非法获取美国科技成果。事实上早在1950年初，钱学森就因言获罪被禁止接触“机密文件”，当他1955年返回中国时，美国制造大力神火箭的合同还没确定，所以钱学森根本不可能窃取当时还不存在的国家机密。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莫文农干脆将《考克斯报告》斥为“胡说八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专家塞欣西奥尼抨击这是他见过的“最缺乏依据”的“纯粹的宣传品”。曾经担任美国驻华武官、现供职大西洋理事会的军事问题专家魏尔海姆认为“共产主义国家就是敌人”是美国的陈腐观念，他认为在过去20年里惟有中国最愿意向美国学习。“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把中国看做威胁……如果我们坚持中国是威胁，并继续目前的做法，中国就会变成真正的威胁。”
因《考克斯报告》一举成名的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astoPher Cox）是加利福尼亚共和党人，众议院政策委员会主席、国会特设国家安全与军事委员会和对华贸易委员会国会特别委员会（he Seect Cornnuttee ）主席，也是该特别委员会9 名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位。考克斯1952年生于美国西北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1973年在南加州大学获得学士，1977年在哈佛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法学博士。考克斯现住加利福尼亚洛杉矾西南的Nop Beah，距我住过的埃尔森特罗唐氏农场大约100英里。我这里详细列出考克斯博士的家庭住址，并不是出于狭隘爱国主义准备修黄金台买荆轲从事恐怖活动，而是想把考克斯当成一个普通人，比较一下我们的异同。
一个人有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考克斯的生理年龄比我整整大9 岁。1973年他老兄21岁在南加州大学获得学士时，我正好12岁从北京大翔风小学毕业。那年早些时候80岁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60岁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我在南加州开农场的55岁的二伯也风尘仆仆地乘一架波音飞机回北京看望我83岁的爷爷。当时的首都机场只有一座小灰楼，接机者寥寥无几，可以随意在停机坪上乱走。由于那是我今生头一回在咫尺之内观看真飞机缓缓降落，禁不住以最大的嗓门发出小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