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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桌前支颐坐着，目视墙壁，正在沉思什么，但不像在思考复杂问题。相对说来，倒像沉浸在不很遥远的往事的温馨回忆中，嘴角时而漾出微乎其微的笑意。但由于月光阴影的关系，从我这边无法读取微妙的表情。我佯装安睡，心里拿定主意：不管她做什么都不打扰。我屏住呼吸，不出动静。
我知道这少女是“幽灵”。首先她过于完美，美的不只是容貌本身，整个形体都比现实物完美得多，俨然从某人的梦境中直接走出的少女。那种纯粹的美唤起我心中类似悲哀的感情。那是十分自然的感情，同时又是不应发生在普通场所的感情。
我缩在被里大气不敢出，与此同时，她继续支颐凝坐，姿势几乎不动，只有下颚在手心里稍稍移一下位置，头的角度随之略略有所变化。房间里的动作仅此而已。窗外，紧挨窗旁有一株很大的山茱萸在月华中闪着恬静的光。风已止息，无任何声响传来耳畔，感觉上好像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死去。我死了，同少女一起沉入深深的火山口湖底。
少女陡然停止支颐，双手置于膝头。又小又白的膝并拢在裙摆那里。她似乎蓦地想起什么，不再盯视墙壁，改变身体朝向，把视线对着我，手举在额头上触摸垂落的前发。那少女味儿十足的纤细的手指像要触发记忆似的留在额前不动。她在看我。我的心脏发出干涩的声响。但不可思议是，我并没有被人注视的感觉。大概少女看的不是我，而是我后面的什么。
我们两人沉入的火山口湖底，一切阒无声息。火的活动已是很早以前的故事了。孤独如柔软的泥堆积在那里。穿过水层的隐约光亮，犹如远古记忆的残片白荧荧地洒向四周。深深的水底觅不到生命的迹象。她究竟看了我——或我所在的位置——多长时间呢？我发觉时间的规律已然失去。在那里，时间会按照心的需要而延长或沉积。但不一会儿，少女毫无征兆地从椅子上欠身立起，蹑手蹑脚地朝门口走去。门没开。然而她无声无息的消失在了门外。
其后我仍静止在被窝中，只是微微睁眼，身体纹丝不动。她没准还回来，我想。但愿她回来。不料怎么等少女也没返回。我抬起脸，看一眼枕边闹钟的夜光针：3时25分。我翻身下床，用手去摸少女坐过的椅子，没有体温留下。又往桌上看，看有没有一根头发落在那里，然而一无所见。我坐在那椅子上，用手心搓几下脸颊，长长地喟叹一声。
我未能睡下去。调暗房间，钻进被窝，但偏偏睡不着。我意识到自己是被那谜一般的少女异常强烈地吸引住了。我最初感觉到的，是一种不同于任何东西的强有力的什么在自己心中萌生、扎根、茁壮成长。那是一种切切实实的感觉。被囚禁在肋骨牢狱中的火热心脏则不理会我的意愿，兀自收缩、扩张，扩张、收缩。
我再次开灯，坐在床上迎接早晨。看不成书，听不成音乐，什么也干不成，只能起身静等早晨来临。天空泛白之后，总算多少睡了一会儿。睡的时候我似乎哭了，醒来时枕头又凉又湿，但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流的泪。
时过九点，大岛随着马自达赛车的引擎声赶来，我们两人做开门准备。准备完毕，我为大岛做咖啡。大岛教给我咖啡的做法：研磨机研碎咖啡豆，用特殊的细嘴壶把水烧开，让水稍微沉静一会儿，再用过滤纸慢慢花时间把咖啡滤出。咖啡做好后，大岛往里面象征性地加一点点糖，不放牛奶。他强调说这是最好喝的咖啡喝法。我则泡嘉顿红茶喝。大岛穿一件有光泽的茶褐色半袖衫，一条白麻布长裤，从口袋里掏出崭新的手帕擦了擦眼镜，再次看我的脸。
“好像没睡足似的。”他说。
“我有事相求。”
“但请开口。”
“想听《海边的卡夫卡》。能搞到唱片？”
“CD不行？”
“可能的话还是唱片好。想听原来的声音。那么一来，就需要能听唱片的装置……”
大岛把指头放在太阳穴上思考。“那么说来，仓库里好像有个旧音响装置。能不能动倒没把握。”
仓库是面对停车场的一个小房间，只有一个采光的高窗。里边乱七八糟地堆着各个年代因各种原因放进来的什物：家具、餐具、杂志、绘画……既有多少有些价值的，又有毫无价值可言的（或者不如说此类更多）。“应该有人把这里拾掇一下才是，可是很难有那么有勇气的人。”大岛以忧郁的声音说。
在这俨然时间拘留所的房间中，我们找出一个山水牌老式立体声组合音响。机器本身虽甚为结实，但距最新型那会儿至少过去了二十五年，白色的灰尘薄薄地落了一层。扬声机、自动唱机、书架式音箱。与机器一起还找出了一摞旧密纹唱片：甲壳虫、滚石、沙滩男孩、西蒙与加丰凯尔、斯蒂芬·旺达……全是六十年代流行的音乐，有三十几张。我把唱片从封套里取出看了看，看样子听得很细心，几乎没有损伤，也没发霉。
仓库里吉他也有，弦基本完好。名称没有见过的旧杂志堆得很高。还有颇有年头的网球拍，仿佛为时不远的过去的遗迹。
“唱片啦吉他啦网球拍啦，估计是佐伯那个男朋友的。”大岛说，“上次也说过，他在这座建筑物里生活来着，看样子他那时的东西都集中起来放进了这里。音响装置的年代倒像是多少新一点儿。”
我们把音响和一摞唱片搬去我的房间，拍去灰，插上插头，唱机接在扬声机上，按下电源开关。扬声机的指示灯放出绿光，唱盘开始顺利旋转。显示旋转精度的频闪闪光灯迟疑片刻，随即下定决心似的稳住不动。我确认针头带有较为地道的唱针后，将甲壳虫《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那红色塑料唱片放上唱机，久违了的吉他序曲从音箱中流淌出来。音质意外清晰。
“我们的国家固然有多得数不清的问题，但至少应对工业技术表示敬意。”大岛感叹道，“那么长时间闲置不用，却仍有这么考究的声音出来。”
我们倾听了好一会儿《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我觉得是和我以前用CD听的《佩珀军士》不同的音乐。
大岛说：“这样，音响装置就算找到了，但找到《海边的卡夫卡》环形录音唱片恐怕有点儿难度，毕竟如今已是相当贵重的物品了。问一下我母亲好了，她或许有，即使没有也可能晓得谁有。”
我点头。
大岛像提醒学生注意的老师一样在我面前竖起食指：“只有一点——以前我想也说过了——佐伯在这里的时候此曲绝对放不得，无论如何！听明白了？”
我点头。
“活活像是电影《卡萨布兰卡》。”说着，大岛哼出“像时光一样流逝”的开头。“这支曲万万不可演奏。”
“嗳，大岛，有一件事想问你，”我一咬牙问道，“可有个在这里出入的十五岁左右的女孩儿？”
“这里？是指图书馆？”
我点头。大岛约略歪头，就此想了想，说：“至少据我所知，这地方没有十五岁左右的女孩儿，一个也没有。”他就像从窗外窥视里面的房间似的定定地注视我的脸：“怎么又问起这么莫名其妙的事来？”
“因为近来我好像看到了。”我说。
“近来？什么时候？”
“昨天夜里。”
“昨天夜里你在这地方看见了十五岁左右的女孩儿？”
“是的。”
“什么样的女孩儿？”
我有点儿脸热：“很普通的女孩子嘛。长发披肩，身穿蓝色连衣裙。”
“可漂亮？”
我点头。
“有可能是你的欲望产生的瞬间幻影。”说着，大岛好看地一笑，“世上有形形色色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再说，作为你这样年龄的健康的异性恋者，这种事或许更不算什么反常。”
我想起在山中被大岛看过裸体，脸愈发热了起来。
中午休息时，大岛把装在四方信封里的《海边的卡夫卡》环形录音唱片悄悄递到我手里。
“母亲果然有，而且同样的竟有五张。真是个能保存东西的人，总是舍不得扔。蛮伤脑筋的习惯，不过这种时候的确帮了忙。”
“谢谢！”
我回到房间，从信封里取出唱片。唱片新得出奇，想必藏在什么地方一次也没用过。我先看封套上的照片，照的是十九岁时的佐伯。她坐在录音室钢琴前看着照相机镜头。臂肘拄在琴谱上，手托下巴，微微歪着脑袋，脸上浮现出不无腼腆而又浑然天成的微笑。闭合的嘴唇开心地横向拉开，嘴角漾出迷人的小皱纹。看样子完全没化妆。头发用塑料发卡拢住，以防前发挡住额头。右耳从头发中探出半个左右。一身款式舒缓的较短的素色连衣裙，淡蓝色。左腕戴一个细细的银色手镯，这是身上唯一的饰物。光着好看的脚，一对漂亮的拖鞋脱在琴椅脚下。
她仿佛在象征什么，所象征的大概是某一段时光、某一个场所，还可能是某种心境。她像是那种幸福的邂逅所酿出的精灵。永远不会受伤害的天真纯洁的情思如春天的孢子漂浮在她的周围。时间在照片中戛然而止。一九六九年——我远未出生时的风景。
不用说，一开始我就知晓昨晚来这房间的少女是佐伯。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我不过想证实一下罢了。
照片上的佐伯十九岁，脸形比十五岁时多少成熟些，带有大人味儿，脸庞的轮廓——勉强比较的话——或许有了一点点棱角，那种类似些微不安的阴翳或许已从中消遁。不过大致说来，十九岁的她同十五岁时大同小异，那上面的微笑同昨晚我目睹的少女微笑毫无二致，支颐的方式和歪头的角度也一模一样。说理所当然也是理所当然，脸形和气质也由现在的佐伯原封不动承袭下来。我可以从现在的佐伯的表情和举止中直接找出十九岁的她和十五岁的她。端庄的容貌、超尘脱俗的精灵气韵至今仍在那里，甚至体形都几无改变。我为此感到欣喜。
尽管如此，唱片封套照片中仍鲜明地记录着人到中年的现在的佐伯所失去的风姿。它类似一种力度的飞溅。它并不自鸣得意光彩夺目，而是不含杂质的自然而然的倾诉，如岩缝中悄然涌出的清水一样纯净透明，径直流进每个人的心田。那力度化为特殊的光闪，从坐在钢琴前的十九岁佐伯的全身各处熠熠四溢。只要一看她嘴角漾出的微笑，便可以将一颗幸福之心所留下的美丽轨迹描摹下来，一如将萤火虫在夜色中曵出的弧光驻留在眼底。
我手拿封套照片在床沿上坐了许久。也没思虑什么，只是任凭时间流逝。之后睁开眼睛，去窗边将外面的空气吸入肺腑。风带有海潮味儿。从松树林穿过的风。我昨晚在这房间见到的，无疑是十五岁时的佐伯形象。真实的佐伯当然活着，作为年过五十的女性在这现实世界中过着现实生活，此刻她也应该在二楼房间里伏案工作，只要出这房间登上二楼，就能实际见到她，能同她说话。尽管这样，我在这里见到的仍是她的“幽灵”。大岛说，人不可能同时位于两个地方。但在某种情况下那也是能够发生的，对此我深信不疑。人可以成为活着的幽灵。
还有一个重要事实——我为那“幽灵”所吸引。我不是为此刻在那里的佐伯、而是为此刻不在那里的十五岁佐伯所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