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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骕的老师便是顾福生。
早年的“五月画会”稍稍关心艺术的人都是晓得的,那些画家们对我来说,是远天的繁星。
想都不能想到,一场画中的战役,而被介绍去做了“五月”的学生。
要我下决心出门是很难的。电话中约好去见老师的日子尚早,我已是寝食难安。
这不知是休学后第几度换老师了,如果自己去了几趟之后又是退缩了下来,要怎么办?是不是迫疯母亲为止?而我,在想到这些事情的前一步,就已骇得将房间的门锁了起来。
第一回约定的上课日我又不肯去了,听见母亲打电话去改期,我趴在床上静静的撕枕头套里的棉絮。
仍然不明白那扇陌生的大门,一旦对我开启时,我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站在泰安街二巷二号的深宅大院外,我按了铃,然后拼命克制自己那份惧怕的心理。不要逃走吧!这一次不要再逃了!
有人带我穿过杜鹃花丛的小径,到了那幢大房子外另筑出来的画室里去。我被有礼的请进了并没有人,只有满墙满地的油画的房间。
那一段静静的等待,我亦是背着门的,背后纱门一响,不得不回首,看见后来改变了我一生的人。
那时的顾福生——唉——不要写他吧!有些人,对我,世上少数的几个人,是没有语言也没有文字的。
喊了一声“老师!”脸一红,低下了头。
头一日上课是空着手去,老师问了一些普通的问题:喜欢美术吗?以前有没有画过?为什么想学画……当他知道我没有进学校念书时,表现得十分的自然,没有做进一步的追问和建议。
顾福生完全不同于以往我所碰见过的任何老师,事实上他是画家,也不是教育工作者,可是在直觉上,我便接受了他——一种温柔而可能了解你的人。
画室回来的当日,坚持母亲替我预备一个新鲜的馒头,老师说那是用来擦炭笔素描的。
母亲说过三天再上课时才去买,我竟闹了起来,怕三天以后买不到那么简单的东西。
事实上存了几日的馒头也是不能用了,而我的心,第一次为了那份期待而焦急。这份童稚的固执自己也陌生得不明不白。
“你看到了什么?”老师在我身旁问我。
“一个石像。”
“还有呢?”
“没有眼珠的石像,瞎的。”“再看——”
“光和影。”“好,你自己先画,一会儿老师再来!”说完这话,他便走了。
他走了,什么都没有教我,竟然走了。
我对着那张白纸和书架发愣。
明知这是第一次,老师要我自己落笔,看看我的观察和表达能有多少,才能引导我,这是必然的道理,他不要先框住我。
而我,根本连握笔的勇气都没有,一条线也画不出来。
我坐了很久很久,一个馒头静静的握在手里,不动也不敢离去。
“怎么不开始呢?”不知老师什么时候又进来了,站在我身后。
“不能!”连声音也弱了。
老师温和的接过了我手中的炭笔,轻轻落在纸上,那张白纸啊,如我,在他的指尖下显出了朦胧的生命和光影。画了第一次惨不忍睹的素描之后,我收拾东西离开画室。
那时已是黄昏了,老师站在阔叶树下送我,走到巷口再回头,那件大红的毛衣不在了。我一个人在街上慢慢的走。一步一步拖,回家没有吃晚饭便关上了房门。
原本自卑的我,在跟那些素描挣扎了两个多月之后,变得更神经质了。面对老师,我的歉疚日日加深,天晓得这一次我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决心,而笔下的东西仍然不能成形。
在那么没有天赋的学生面前,顾福生付出了无限的忍耐和关心,他从来没有流露过一丝一毫的不耐,甚至于在语气上,都是极温和的。
如果当时老师明白的叫我停课,我亦是没有一句话的。毕竟已经拖累人家那么多日子了。
那时候,我们是一周上两次课,同学不多,有时全来,有时只有我一个。
别人是下课了匆匆忙忙赶来画室,而我,在那长长的岁月里,那是一周两次唯一肯去的地方。虽然每一次的去,心中不是没有挣扎。
有一日画室中只有我一个人,凝望着笔下的惨败,一阵全然的倦怠慢慢淹死了自己。
我对老师说:“没有造就了,不能再累你,以后不要再来的好!”
我低着头,只等他同意。
又要关回去了,又是长门深锁的日子,躲回家里去吧!在那把锁的后面,没有人看出我的无能,起码我是安全的。
老师听见我的话,深深的看了我一眼,微微的笑着,第一次问我:“你是那一年生的?”
我说了,他又慢慢的讲:“还那么小,急什么呢?”
那时老师突然出去接一个电话,他一离开,我就把整个的上身扑倒在膝盖上去。
我也不要做画家,到底要做什么,怎么还会小,我的一生要如何过去,难道要锁到死吗?
“今天不要画了,来,给你看我的油画,来,跟我到另一间去,帮我来抬画——”老师自然的领我走出去,他没有叫我停课。
“喜欢哪一张?”他问。
老师知道什么时间疏导我的情绪,不给我钻牛角尖。画不出来,停一停,不必严重,看看他的画,说说别的事情。
那些苍白纤细的人体,半抽象半写真的油画,自有它的语言在呼应着我的心,只是当时不能诉说内心的感觉。
以后的我,对于艺术结下了那么深刻的挚爱,不能不归于顾福生当年那种形式的画所给予我的启示和感动。“平日看画吗?”老师问我。
“看的,不出门就是在看画,父亲面前也是有功课要背的。”我说。
“你的感觉很特别,虽然画得不算好——”他沉吟了一下,又问:“有没有试过写文章?”
“我没有再上学,你也知道——”我呐呐的说。“这不相干的,我这儿有些书籍,要不要拿去看?”他指指书架。
他自动递过来的是一本《笔汇》合订本,还有几本《现代文学》杂志。
“下次来,我们改画水彩,素描先放下了,这样好吗?”老师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突然讲了这句话。
对于这样一个少年,顾福生说话的口吻总也是尊重,总也是商量。即使是要给我改航道,用颜色来吸引我的兴趣,他顺口说出来都是温柔。
那时候中国的古典小说、旧俄作家、一般性的世界名著我已看了一些,可是捧回去的那些杂志却还是看痴了去。
波特莱尔来了,卡缪出现了。里尔克是谁?横光利一又是谁?什么叫自然主义?什么是意识流?奥德赛的故事一讲千年,卡夫卡的城堡里有什么藏着?D·H·劳伦斯、爱伦坡、芥川龙之介、富田藏雄、康明斯、惠特曼——他们排山倒海的向我噬了上来。
也是在那狂风巨浪的冲击里,我看到陈映真写的《我的弟弟康雄》。
在那几天生吞活剥的急切求知里,我将自己累得虚脱,而我的心,我的欢喜,我的兴奋,是胀饱了风的帆船——原来我不寂寞,世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
再见顾福生的时候,我说了又说,讲了又讲,问了又问,完全换了一个人。
老师靠在椅子上微笑望着我,眼里露出了欣喜。他不说一句话,可是我是懂的,虽然年少,我是懂了,生命的共鸣、沟通,不是只有他的画,更是他借给我的书。
“今天画画吗?”他笑问着我。
“好呀!你看我买的水彩,一大堆哦!”我说。对着一丛剑兰和几只水果,刷刷下笔乱画,自信心来了,画糟了也不在意,颜色大胆的上,背景是五彩的。
活泼了的心、突然焕发的生命、模糊的肯定、自我的释放,都在那一霎间有了曙光。
那是我进入顾福生画室的第三个月。
每堂下课,我带回去的功课是他的书。
在家里,我仍是不出门的,可是对父母和姊弟和善多了。“老师——”有一日我在画一只水瓶,顺口喊了一句,自自然然的:“……我写文章你看好不好?”
“再好不过了。”他说。
我回去就真的写了,认认真真的写了誊了。
再去画室,交给他的是一份稿件。
我跟着老师六个月了。
交稿之后的上课日,那份畏缩又回来了,永远去不掉的自卑,在初初探出触角的时候,便打败了没有信心的自己。
老师没有谈起我的稿子,他不说,我不问,画完画,对他倦倦的笑一笑,低头走了。
下一周,我没有请假也没有去。
再去画室时,只说病了,低头去调画架。
“你的稿件在白先勇那儿,《现代文学》月刊,同意吗?”
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如同雷电一般击在我的身上,完全麻木了。我一直看着顾福生,一直看着他,说不出一个字,只是突然想哭出来。
“没有骗我?”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了。
“第一次的作品,很难得了,下个月刊出来。”老师没有再说什么,他的淡,稳住了我几乎泛滥的感触。一个将自己关了四年的孩子,一旦给她一个小小的肯定,都是意外的惊惶和不能相信——更何况老师替我摘星了。
那一场长长的煎然和等待啊!等得我几乎死去。
当我从画室里捧着《现代文学》跑回家去时,我狂喊了起来——“爹爹——”
父母以为我出了什么事,踉跄的跑到玄关的地方,平日的我,绝对不会那么大叫的,那声呼唤,又是那么凄厉,好似要喊尽过去永不说话的哑灵魂一般。
“我写的,变成铅字了,你们看,我的名字在上面——”
父亲母亲捧住那本杂志,先是愕然,再是泪光一闪。我一丢画箱,躲进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日,我还是照习惯在房间里吃饭,那几年我很少上大家的餐桌。姊弟们晚饭时讲学校的事使我拘促,沉默的我总使全家的气氛僵硬,后来我便退了。
不知不觉,我不上课的日子也懂得出去了。那时的长春路、建国北路和松江路都还没有打通,荒荒凉凉的地段是晚饭前散步的好地方,那儿离家近,一个人去也很安全。
白先勇家原是我们的近邻,白家的孩子我们当然是面熟的。
《现代文学》刊出我的短文过了一阵,我一个人又在松江路的附近的大水泥筒裹钻出钻进的玩。空寂的斜阳荒草边,远远有个人向我的方向悠悠闲闲的晃了过来,我静静的站着看了一下,那人不是白先勇吗?
确定来的人是他,转身就跑,他跟本不认识我的,我却一直跑到家里,跑进自己的房间里,砰一下把门关上了。背靠着门,心还在狂跳。
“差点碰上白先勇,散步的时候——”在画室里我跟顾福生说。
“后来呢?”
“逃走了!吓都吓死了!不敢招呼。”
“你不觉得交些朋友也是很好的事情?”老师问说。他这一问,我又畏缩了。
没有朋友,没有什么朋友,唯一的朋友是我的老师和我的书。
过了一阵,老师写了一个纸条给我,一个永康街的地址,一个美丽的名字——陈秀美。
那张地址,搁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动它。
被问了好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