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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说：“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
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不过因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还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来压迫现代人心，抵抗现代潮流，成了我们现代进化的最大障碍。
吴虞也说：“我们今日所攻击的乃是礼教，不是礼仪。”
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抨击旧思想旧道德，大力介绍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论等各种西方思潮，尤为突出地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根据民主、科学两词的译音（Democracy和Science），当时又称为“德先生”与“赛先生”，“五四”先驱们认为，中华文明所急需输入的新鲜血液非这两位先生莫数。陈独秀在《新青年》六卷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千钧棒所扫出的一片玉宇中，文学革命的朝阳喷薄而出了。
李大钊在他担任总编辑的《晨钟报》创刊号上说：
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
文学是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要革新旧文化，就必须革新旧文学。
陈独秀说：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于是，一场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势不可挡地发生了。这里，需要介绍那位著名的绅士派领衔主演了，他就是在北京大学当过校长、文学院院长和五个系的系主任，在全世界获得过几十个名誉博士头衔，热心搜集五大洲怕老婆的故事，还曾经梦想出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胡适。
评头踩足篇撕开的黎明：狂飙为谁从天落（3）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在安徽这块旧文学的正宗——桐城派的风水宝地上，却产生了胡适和陈独秀这样两位旧文学的掘墓人。陈独秀被骂为“独兽”、“毒蝎”，胡适之这个名字则被一位著名的大学者在出试题时用做“孙行者”的下联，因为“猢”与“狲”都是猴子的意思。总之是不属于人类。而在古文大师林琴南的影射小说《荆生》中，胡适的名字叫做“狄莫”，“狄”与“胡”，都是蛮夷之辈，总之还是非我族类。就是这两位被许多人视为轻浮少年的一胡一陈，共同揭起了文学革命的中军大旗。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吾因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这“八事”是：
须言之有物。
不模仿古人。
须讲求文法。
不作无病之呻吟。
务去滥调套语。
不用典。
不讲对仗。
不避俗字俗语。
这“八事”被陈独秀称赞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
陈独秀随后发表了态度更为明确坚决的《文学革命论》，“以为吾友之声援”。陈独秀器宇轩昂地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义：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
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
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的三个“推倒”，并不是全面否定古代文学。他所要推倒的古典文学，其实是指仿古的文学。就在《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里，陈独秀用了大量文字赞美古典文学的优秀部分，说《诗经》中的“国风”、“楚辞”都是“斐然可观”的，魏晋以下之五言，改变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文学的一大革命，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砌之气，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他主要批判的是六朝的靡丽文风，明代一味仿古的前后七子，和桐城派的一些人物，称这些无病呻吟的人为“十八妖魔”。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提出后，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人的积极响应。
钱玄同（1887…1939），号疑古，自称疑古玄同，浙江吴兴人，文字音韵学家。刘半农（1891…1934），原名刘复，江苏江阴人，文学家和语言学家。钱、刘二人为了使文学革命激起更大的反响，发表了著名的“双簧信”。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汇集了各种攻击新文学和白话文的言论，致信《新青年》，然后由刘半农作《复王敬轩书》（即《奉答王敬轩先生》），逐条进行批驳。这个子虚乌有的王敬轩，不但代表了顽固守旧派的观点，而且还引起了不少复古思想者的共鸣。
近代著名学者、翻译家林纾发表《荆生》、《妖梦》两篇小说，攻击新文化运动是“禽兽之言”。又发表《致蔡鹤卿书》，规劝蔡元培保全名教，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不应该“覆孔孟，铲伦常”。又说如果提倡白话文，那么小商小贩就都可以当教授了。
蔡元培回答说，伦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北京大学除了反对封建君臣这一伦外，“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
北大还有一个进德会，其基本戒约有不嫖、不纳妾等，这都是与孔孟之道不相违背的。
蔡元培又说，北京大学也没有“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国文课本，中国文学史和文字学讲义，都是文言。
当一位日本学者指责北京大学不尊孔子、废除讲经时，蔡元培答道：“北大崔适教授讲《五经要义》，《春秋复始》，陈汉章教授讲《经学通论》，黄节、沈尹默教授讲《诗经》，梁漱溟教授研究孔家哲学，北大何尝废讲经？”不过北大对于各家学说“均一视同仁”，这才是北大的胸怀。
李大钊则发表了《新旧思潮之激战》，认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我又确信这二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
时代的要求，加上先驱者的奋争，白话文学的主张取得了胜利。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规定白话为“国语”，通令全国中小学采用白话课本。从那时开始，中国儿童的启蒙教育不再是他们似懂非懂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和“上大人孔乙己”，而是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适合于他们的东西。
白话文运动并不是文学革命的全部。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说：
我的意思以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
鲁迅说，白话文学“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
所以，新文学的建设没有停留在胡适所讲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要求上，而是进一步致力于文学内容的革新。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著名的周氏兄弟。
周氏兄弟是浙江绍兴人，长兄周树人（1881…1936），笔名鲁迅等，二弟周作人（1885…1967），笔名知堂等。这兄弟二人的思想和文字，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树人”和“作人”，产生了磁化般的影响。
周作人在文学革命中发表了《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等重要文章，提出要从“灵肉一致”的生活角度去创造“人的文学”、“人性的文学”、“个人的文学”，又提出文学“为人生”的主张。他说：
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
周作人提出“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的艺术主张，这是对虚伪粉饰的仿古文学的有力矫正。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纯美学”、“纯艺术”的倾向始终不能占据主流，这与20世纪中国直面现实的需要高于一切是密切相关的。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也发表了一系列深刻犀利的文章，猛烈抨击封建伦理道德，为文学革命呐喊助威。鲁迅以他坚定清醒的现实主义立场和坚韧持久的战斗精神，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代表。而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影响最大的则是他的文学创作实绩。
1918年5月，《新青年》开始全部采用白话。鲁迅就在这一期上发表了新文学小说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记》。这是一篇反对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小说中的“狂人”象征着一代还不能被多数民众理解的文化先觉者，是一个英勇孤独的战士。他通过痛苦的反思，得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结论：封建宗法制度“吃人”。
小说结尾，说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鲁迅沉痛地写道：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鲁迅在《狂人日记》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写出了《孔乙己》、《药》等著名小说，深刻揭示了封建传统思想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他解剖中华民族国民性的弱点，意在暴露社会的病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几年后，他把自己这一时期的小说结集时，取名《呐喊》。“呐喊”二字，正是“五四”黎明期总体姿态的写真。那声音，直到1921年前后，还依然嘹亮。
在这片刚刚撕开的天宇上，一双双幼稚的手开始勇敢地“涂鸦”了。刚写了几首《老鸦》、《鸽子》和“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的胡适，1919年居然写出了《谈新诗》，还发表了一部独幕剧《终身大事》。1918、1919两年，《新青年》、《每周评论》连环掌般推出了一系列战斗力极强的杂感，如鲁迅的《我之节烈观》，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李大钊的《新的！旧的！》，刘半农的《作揖主义》等。这些杂感仿佛武侠小说中的“分筋错骨手”，进一步撕裂着旧世界的铁幕，进一步鼓动着新世界的狂飙。
小说界的动作也非常快。还在新文学小说的奠基作《狂人日记》问世之前两个月的1918年3月，胡适就在北京大学作了一篇《论短篇小说》的演讲。4月，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作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