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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录-第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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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也就是八月十八日下午,贺龙、刘伯承与彭德怀、黄克诚同坐一架飞机,从江西九江返回北京。把贺龙与彭、黄二人放在同一架飞机上的安排是周恩来决定的,实际上是一种监视。

那天,按照空军党委的规定,我正在机场指挥所值班。贺龙、彭德怀等人乘坐的飞机从九江机场起飞后,飞到济南上空时,因为北京正下大雨,飞机不能降落。于是,根据当时的气象预报,我要求贺龙等人的飞机在济南机场降落,暂住一晚。八月十九日,飞机才从济南起飞回到了北京。得知飞机从济南起飞后,我随即去南苑机场迎接他们。

我刚到机场,飞机就降落了。机场上,除了我及贺龙等四个人的司机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人来接机。第一个走下飞机的是贺龙,他和平常一样面带笑容。第二个是刘伯承,也是神态祥和。第三个是彭德怀,他的脸色阴沉,很难看。第四个是黄克诚,也是面无表情。我走上前去,向他们一一敬礼。他们分别和我握了握手,但谁都没有跟我说一句话,上了汽车就走了。我本是黄克诚的老部下,和他非常熟悉,但这个时候他也没跟我说话。我看到黄克诚那种样子,感到情况不好,心里非常难过。我不知道在庐山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在这种场合下,我不好问,也不敢问。

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开始,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没有到会,但以刘少奇为首,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等都到了会。除了将要被批判的彭德怀、黄克诚和患病的徐海东以外,所有的元帅和大将都在主席台上就坐。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驻京各部队、各军事机关、各军事院校和京外部队选派的一千零六十一名师以上干部,以及五百余名有关列席人员。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开会,把整个怀仁堂挤得满满的。

会议由林彪主持。我记得好像是罗瑞卿先传达了庐山会议的精神,但传达得很简单,连彭德怀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的信都没有全部念。彭德怀的这封信一直没有公布,也没有在会上印发。会议上什么文件都没有,只是听罗瑞卿传达说,庐山会议出了一个“反党集团”,并且点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名字,说他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猖狂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

接着是刘少奇讲话。他说,彭德怀对当前形势的估计,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这是彭德怀犯错误的思想基础。从政治上说,彭德怀有个人野心,想夺权。

再下来是陈毅讲话。他说:“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庐山公开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应当彻底批判。”他还说:“林彪这个人在井冈山时我就知道,有一次他在朱沙冲,一下打了一个歼灭战,把进攻的敌人消灭了。以后到红四军、一军团,都打了很多胜仗。我一直很崇敬林彪同志,所以由他来主持军委工作,我们是完全可以信任的。”然后,主席台上的其他人一个接着一个发言,其内容都是批斗彭德怀,并表态拥护林彪出来主持军委工作。

林彪在最后讲了话,主要是号召大家继续批判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的错误。在林彪的讲话中,还讲到了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林彪说:“彭德怀这个人有野心。他以前的名字叫彭得华,就是说,他要得整个中华。”

会议到了最后,罗瑞卿宣布,将所有到会的师以上干部,划分为两个大组,分别在两个地方揭发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还宣布,了解彭德怀的人参加斗彭德怀的那个组,了解黄克诚的人参加斗黄克诚的那个组,我和刘震则被分配到了斗黄克诚的那个组。对斗争彭德怀的情况,我不完全清楚。前几年看到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在这本书中,对当时的斗争情况有这么一段描述,我认为是如实反映了当时历史面貌的。

彭德怀在《自述》中说:

在会议发展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我就是持这种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的现象。特别是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成、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吧。”有几个同志就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

在我们那个斗争黄克诚的那个大组会议上,大家出于对毛泽东的无比信任,也是斗得非常起劲。这个大组里,是苏振华、刘震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有些人在台上大喊大叫,非常积极,真有点像以后红卫兵的那种劲头。我想当时出的会议简报,是会真实记录下一些人的历史形象的。

批斗黄克诚的过程中,一开始我没有发言,后来有的人看我不发言,就对我说:“你跟他在一起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了解的事情不少,怎么不讲啊?”我一看,大家都在积极发言批判,我如果什么话也不说,肯定是过不去的。于是,我就说了关于他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说黄克诚打仗有点往“右”偏,有点保守。由于他的这一指导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三师在苏北有些仗打得就不是太好。到东北后,他又认为没有前途,一定要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

第二件事,是说黄克诚有“本位主义”思想。这件事说的是,他把新四军三师的一些剩余的黄金,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他先把“小金库”带到东北,继而又带到天津,最后竟带到湖南去了。

第三件事,是说黄克诚一件任用自己侄子的事。我们在苏北的时候,黄克诚有一个侄子叫黄楚三,原在国民党军李明安的部队里当情报科长。来到三师后不久,就由黄克诚和洪学智介绍,在齐齐哈尔入了党。入党后,就当了师特务团的参谋长。我认为,黄楚三的职务提升得太快了,不妥当。

那次会议上,我对黄克诚就揭发了这三件事。对庐山上的黄克诚的所谓错误,我一句也没有说。不过,受到当时会场气氛的影响,说到最后,我也对黄克诚拍了桌子。

我当时想,这几个问题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揭发出来,既能让我安全过关,也不会对黄克诚有什么大的损害。我万万没想到,我所说的第二个问题,竟然被人利用,成了一件让黄克诚十分痛心的事情。

一九九四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克诚自述》中,有关于这件事的两段文字,现抄录如下:

斗争会上对我的揭发中最耸人听闻的是莫须有的“黄金”问题。提出此事的是空军的吴法宪。这一来又像是爆发了一颗炸弹,会上一片哗然。我一向被认为是清廉、克已的人,忽然间似乎成了大贪污犯,人们感到意外。但了解我的同志都不信。

所谓“黄金问题”,是指新四军三师奉令从苏北开到东北时所带的一部分经费。当时数万大军千里出动,当然不能不带钱。但当地的抗币只能在本地使用,一离开根据地就不能用了。三师在苏北根据地经营了好几年,经济情况较好,大军出去时,除换了些法币外,还设法换了些黄金,以备紧急情况下使用。由于用得节省,一直到东北根据地建立、部队改编时,师部所带的金子还有一些剩余。我取得组织同意,将这一部分经费,带到西满军区。东北解放后我出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及市委书记。那时这剩余的黄金,仍在负责保管它的翁徐文之手。翁问我怎么办?我当时已知将到湖南任省委书记,湖南的烈士很多,从前是老革命地区,现在又是新解放区,我一向多考虑困难,怕有特殊需要,就让翁徐文请示并取得李富春批准,把这笔钱又带到湖南。到湖南后,开始还用过少许救济军属、烈属。但省的经济情况较快好转,问题均能解决,这笔钱就用不着了。于是我让翁徐文将这笔钱上交给湖南省财政部门。这笔款项由始至终,均由翁徐文经营。我虽有批用权,但从没有直接经手过。

当时我的确没有想到,我在会上说的这个“本位主义”问题,竟然在那种场合下被人曲解为黄克诚有贪污行为,并导致了罗瑞卿等人以后对这一问题的调查。虽然以后的调查证明,黄克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徇私的问题,但对于一向注重自己廉洁名声的黄克诚来说,这件事已经对他造成了较大的伤害。因此,这些年来,我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总是感到深深的痛心和内疚。

不过话又说回来,直到现在我也仍然认为,我在批斗黄克诚会上所说的三个问题,除了在第一个问题上因受到当初华中局不正确看法的影响,对他有所误解,说得不对之外,其它两个问题,包括这个所谓的“黄金问题”,都没有什么大的差错。就拿这个“黄金问题”来说,他的这种行为,的确有些值得商榷。部队已经整编,就应该把剩余的黄金交由上级部门去处理。可他不仅没有及时将这些黄金交给上级部门,反而将这些黄金带到西满,带到天津,带到湖南。不管他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我还是认为,他这样的做法,多少有一点“本位主义”的味道。

毋庸置疑,黄克诚是一位党性强、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廉洁奉公和敢于坚持自己意见的好同志,也一直是我尊敬和感谢的人。抗日战争时期,我很长时间都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是有一定了解的。我认为,黄克诚是一位好领导、好老师,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他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在个人品格方面,他更是我学习的榜样。关于他的一生,中央已经在他的悼词中作了评价,我认为这些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但话又说回来,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点缺点也没有,黄克诚也一样。所以,一些小小的缺点,丝毫不会影响黄克诚的形象。

当然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在会上的“揭发”,不论我自己是出于什么样的用心,事实上都给黄克诚带来了较大的伤害,使他蒙受了不应有的屈辱。在此,我再一次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在他生前曾对他有过的不敬。

就这样,斗争黄克诚的会议,开了五、六天后,大家该说的也差不多都说完了,就没有什么人发言了。就在这时,罗瑞卿突然来到批斗黄克诚的会场。他一来就直接站到主席台前,厉声责问道:“黄克诚,你在三军团时就造我的谣,说我在长征后期,在三军团当政治部主任的时候,杀了三军团的一些人。我杀了什么人呢?你的根据是什么?”

听了罗瑞卿的责问,黄克诚很快就回答:“不错,是我讲的,是钟伟告诉我的。他现在也在会场上,你可以问他。”罗瑞卿当场指名,要钟伟出来作证。钟伟马上站起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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