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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台山顶上，我碰到了黄克诚同志，当时他是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他带着一个警卫员两匹马来我们这里检查工作，同邓华一起住在一座庙里。邓华要我同他一起向黄克诚汇报了团里的工作。
黄克诚来到团里的第二天，延安新华总社的一个记者来拍电影，要六八五团重演一次平型关战斗。为此，杨得志准备这准备那地忙了一整天，终于第二天趁有太阳时拍成了电影。
我们在五台山期间，华北战场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抗日战争开始后，到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的短短几个月内，华北日军即占领了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北四省大部和山东省一部，控制了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对此，毛泽东在十一月十二日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又指出：“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军力争山西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多打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中国。”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八路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应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来支持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根据总部的决定，我们六八五团当时的任务，是随一一五师主力前去创建晋西南根据地。由于晋西南地区既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也是陕甘宁边区联系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纽带，因此我们的任务十分重要。
这时，日军板垣师团已占领太原，阎锡山的部队在全线崩溃后，已渡过黄河，来到陕西宜川的丘陵地区。由于太原沦陷，山西省其它没有沦陷的地区因得不到指令，大都各自为主，乱成一团。我们接到一一五师师部的命令，要六八五团在五台山的豆村休整一个星期，以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接到休整命令，杨得志和邓化便想趁机进行一次党内的组织纪律教育，要我起草一份教材。可真把我难住了，因为当时没有任何参考材料，加上我很长时间没写这种文件了，但杨得志和邓华的命令只有坚决执行。当晚，我费尽了心思，用了一个通宵写了一个“党员组织纪律教育十八条”。内容主要有：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支部组织分工和支部生活：党员必须遵守组织纪律；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必须以身作则，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牺牲个人生命等，详细内容记不清了。天亮后，我将这份草稿交给杨得志和邓华修改后，立即油印发给全团各连进行教育，并规定全团党员必须在一周时间内学完。
就在我们快离开五台山的时候，中央军委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命令，要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带一批干部留在晋察冀创建根据地，把黄永胜留下了，邓华和陈正湘也留下了，杨成武的独立团和六八五团二营曾国华也留下了，要杨得志‘萧远久和我带着六八五团的一营‘三营和团直属队南下。这样，六八五团就在五台山分了家。我们赶紧叫司务员买了几只老母鸡，准备了点酒菜，我把政治处王辉球‘曾思玉等几个股长都找了来，一起为邓华送行。这一顿送行酒，我们一直吃到天快亮的时候。次日天刚亮，我们出发了，邓华也就留下了。
之后，我们六八五团从豆村出发，经五台‘盂县‘寿阳一路南下，到达了石拐镇。这天，杨得志告诉我，要我带领政治处的全体同志，跟随六八六团政委杨勇到晋南去扩兵，这样，我和杨得志在石拐镇分了手，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的专职任务就是扩兵，不再管部队的工作了。
从石拐镇出来，我带着团政治处的同志随左权‘杨勇一起，经沁源‘安泽到达临汾。在临汾附近，我们见到了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杨尚昆决定，杨勇留在临汾，在这一带扩兵，要我去运城地区，找运城特委的同志联系。于是，我们又来到了运城。
运城位于晋西南的三角地带，因为西傍黄河，历史上又将其称之为河东。在运城境内，海拔千米的中条山（太行山支脉）横亘在东南部，像只卧虎似地保卫着这块富绕的盆地。据介绍，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历史名人迭出，上至传说中的舜‘禹‘成汤，下到名将关羽‘薛仁贵等人的故乡，都在这里。
我们来到运城时，阎锡山的运城行政公署还在城里，我们的党还没有公开，是秘密的。运城的特委书记名叫张稼夫，他已得到北方局的指示，要特委把扩兵工作视为地方党和部队的共同任务。所以他们全力进行协助，出了很多的力，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运城行署下辖十几个县，我们的扩兵工作就在这十几个县里进行。我把政治处的人分成相应的小组，分别派到各个县，我自己则留在运城城内扩兵，居中协调指挥。宣传股长王辉球带了一个组到河津，民运干事石瑛带了一个组到夏县，组织股长曾思玉带了一个组到临猗，还有一个保卫股长带一个小组到万荣。
扩兵期间，我们到处召开大会，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通过宣传，使广大群众知道中国抗战的形势已十分险恶，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纷纷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还用各种事例向群众说明，日军所到之处，祖国的大好河山为日军铁蹄所践踏，到处尸骨成山，血流成河。我们号召有志热血男儿奋起参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救亡图存，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一定要把日本侵略军赶出山西，赶出华北，赶出全中国。与此同时，我们还向地方有名望的人士‘抗日进步人士进行统战工作，要求他们齐心协力，同仇敌慨，团结自救，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运城扩兵期间，我带着技术书记杨永松和一个警卫班，住在城里一座已经停课的中学校内。除了具体负责城里扩兵工作外，我还借了一辆自行车，每天跑几十里地去各地检查扩兵工作，听取有关扩兵情况的汇报。
各县扩来的新兵，多了就直接送到临汾团部，少了则先在运城集中，然后由运城转送临汾。一般来说，每半个月我们送一次新兵去临汾团部，交给杨得志。我们在运城搞的这次扩兵，一直搞到了一九三七年的年底。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我们扩到了一千多人，其中有包括个别学生在内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那个时候的所谓知识分子，也就是一些中学生。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到了部队以后，我们都相应地给他们分配了适当的工作。
由于原先曾国华带领的二营留在了五台山，一直没有归队，以后萧华以曾国华这个营为主力，到了天津以南‘济南市以北这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创抗日根据地。这次新扩的一千多人来到团里之后，杨得志就把他们编成一个新二营，并任命周长胜为营长，蔡元兴为教导员，同时从一营‘三营中抽调人员去担任各班‘排‘连长。新二营的人员是比较充实的，就是枪不够。其实当时我们发现了阎锡山在那里封存的一窑洞枪‘炮以及鸦片，而且窑洞没人看守，但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我们没有动这些武器。这样，新二营的武器问题，就只能依靠战斗来解决了。
经过这次扩兵，我们六八五团不仅重新健全了三个营的建制而且全团有了将近四千人，应当说已经很满员了。
平型关战斗后，一一五师的两个旅就分开了，三四三旅由师部率领，先到晋南后到晋西，准备创建晋南根据地；三四四旅则在徐海东‘黄克诚的率领下，转到了晋东南，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晋西南这次扩兵，我们一一五师师部‘三四三旅旅部和六八五团‘六八六团都在驻地附近扩大队伍，共扩到了三‘四千人。这些新扩大的人员除了补充老部队外，师部又将其余的人加上晋西南原有的地方武装，编成了一个补充团，并任命陈士榘为团长。这样，三四三旅在原来两个团的基础上，又新增了一个团，等于扩大了三分之一。
一九三七年年底，扩兵任务告一段落后，我们全部人员收兵回到临汾，六八五团团部住在汾河以西一个叫苏家村的村子里。在这里，我们渡过了一九三八年的元旦。
在我们去运城扩兵期间，团里只有团长杨得志和副团长萧远久‘参谋长彭明治在家。由于团里没有了政治干部，罗荣桓派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唐亮来团里协助主持政治工作。聂荣臻留在晋察冀后，中央军委又任命罗荣桓为一一五师政委。我回到团部后，唐亮就回去了。
元旦过后，萧华被任命为三四三旅政委，接替了周建屏，旅长是陈光。接着师里又下达 了一个命令，任命我为六八五团政治委员。这时的六八五团，团长是杨得志，政委是我，副团长萧远久，参谋长彭明治。这样，新的六八五团团部组成了，团里的几个主要干部基本配齐了，下面的干部也发生了变化：一营营长胡炳云，教导员王东保；二营营长周长胜，教导员蔡元兴；三营营长梁兴初，教导员刘忠英。
团政治处的干部中，由于曾思玉调旅政治部任民运科科长‘王辉球调旅政治部作宣传科长，我们又任命了石瑛为民运股长，邱子明为宣传股长，还任命郭成柱为组织股长，还有一个青年股长没有合适的人选，正好这时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分配来了一批毕业生，其中有一个名叫肖麦萍的同志，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不错，我们把他安排到团政治处当了青年股长。
随着这批抗大学生的到来，我们还逐渐把全团所有连队的正‘副指导员和文化教员，都换成了抗大学生。同时，以营为单位，将所有的干部按文化程度进行编班学习。各营除正副营长‘教导员外，都另设一个文化组长，专管全营的文化教育。当时有个叫李恩求的抗大学生，就在二营当文化组长。团政治处还设了一个日文教员，名叫张秀珂，他不但日文好，写作能力也很不错，以后一直在六八五团教日文，这样一来，部队的文化水准有了提高，为以后开展军事‘政治学习打下了基础。学习的空气很浓。
另外，我们还从延安来的抗大学生中，选择了二十多个人组成团里的宣传队，结束了六八五团没有团宣传队的历史。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军第二十师团分兵几路，像梳篦子一样沿铁路及公路南下，向晋西南发动进攻，先后侵占了介休‘孝义等地。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林彪决定先避敌锋芒，让一一五师师部和三四三旅的几个团从临汾向西撤退，进入山区，然后再寻求战机，再打几次像平型关战斗那样的伏击战。
为了布置这次撤退和实施自己的歼敌计划，林彪率领师部来到了兑九峪附近的碾头村。林彪来到后，立即就在师部召集三四三旅旅部的干部以及所属三个团的干部开会。杨得志和我前去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就在林彪所住的民房内召开。屋的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