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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国民党内也有主张抗日的，如宋哲元‘马占山‘傅作义等。
与此同时，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加紧向平津‘冀东‘察哈尔‘热河‘绥远步步进逼。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远见卓识，以民族利益为重，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争取蒋介石抗日。中共中央在给西安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当前的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央政权，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间派在动摇中。”对此，中央认为，西安方面的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乱为抗战。”
周恩来在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详细分析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并代表中共和红军与张‘杨及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经过一系列艰苦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条件，以“领袖人格”担保内战不再发生，并发出撤兵的手谕。之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以说，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对挽救中华民族‘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张‘杨二人自己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杨虎城全家遭杀害，张学良在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后被扣留，失去自由长达五十余年。
此时，我们部队继续南下，走到离庆阳不远的地方时，前面伟来消息，说前卫部队已经在庆阳同东北军会合了。庆阳是甘南比较重要的一个县城，驻有东北军的一个团。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高兴，认为以后和东北军大概是不会再打仗了。
部队一面南下，一面开始进行一系列针对东北军‘西北军教育。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还专门为此作了一个指示，大意是：越往南走，和东北军‘西北军接触的机会就越多，他要求我们，第一‘要注意部队的军容风纪，着装要整洁，队列要整齐；第二‘要有礼貌，同级别干部要互相敬礼，遇见对方的上级，要先敬礼，后握手问好，走时要告别；第三‘队伍行进时，遇到友军要主动让路，领队人员要主动和对方打招呼；第四‘态度要热情‘诚恳‘友好；第五‘对方请我们吃饭，一律婉言谢绝，如坚持要请就去，但要注意礼尚往来，有来有往，送东西也是如此。对聂荣臻的这些指示，我们向全团排以上干部作了传达。我们还对如何落实这些指示，作了一些具体规定。
等我们来到庆阳，见到驻守在那里的东北军时，感到他们的态度非常友好，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已经为我们烧好了水，等着在那里接待我们。当时庆阳还是由东北军来防守，我们只是经过那里，按规定不住庆阳城内。为表示谢意，我和梁兴初专门到城北东北军部队的团部去拜访了他们，并告诉他们，我们是经过这里的最后一批队伍，在我们后面就再也没有队伍了。
从庆阳出来，再走两天，就到了甘肃和陕西交界处的宁县。这时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并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回到洛阳。与此同时，何应钦组织的“讨逆军”也已开始撤往潼关。
我们队伍在宁县附近接到命令，要部队暂时停下来休整待命。部队休整期间，师部住在离宁县县城大约三十里地的早胜镇。早胜镇地处塬上，比较繁华，大约有八‘九百户人家。师部决定，我们二团住在宁县县城里，并负责和县政府取得联系。
宁县县城是建在塬下的沟里，穷得不得了，只有破破烂烂的一条街，一共不到两百户人家。县政府设在一个窑洞里，里面没有多少人。宁县的县长是个浙江人，穿着件旧长袍子，带着个老婆，一看就知道是个穿县长。不过这个县长挺精明，像一个小政客。我们进去时，他正蹲在窑洞里。看见我们进去，一开始他吓得要死，后来看我们并无恶意，才平静下来。我告诉他，我们部队要暂时住在县里一段时间，请他多帮助。他听了之后不住地说：“好呀，你们住在这里，欢迎你们！只是我们这里穷得什么也没有，招待不周，还请你们原谅。”
我跟他说，我们只是住在城里，不干涉他的事务，他管他的县务，我们管我们的队伍，只是请他帮助我们解决粮食‘烧草和马料，其它的事情我们自己负责解决。对我们的要求，他满口答应。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国民党的县长，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后来得知这个县长还抽鸦片烟。
后来，那个县长请我们吃了顿饭。过了两天，我们想，按照要礼尚往来的规定，得回请他们。于是我又去县政府对县长说：“今天一来是看看你们，二来是我们队伍住在这里，有什么违反纪律之处，请向我们提出，我们一定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再就是请你到我们那里吃顿饭，请你的夫人也去。”县长听后非常高兴。那一顿饭，我们搞了十几个菜，并请他们喝了点酒。
接着，师政治部就来了电话，说准备派民运科长到县城来和县长直接联系，因为早胜镇属宁县管辖，许多事情还得通过县政府来解决，要我们带他去见县长，介绍一下。以后这个民运科长就住在县政府内，有关的一切事情都通过他去办理，我们就不再插手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在他的纵容下，何应钦等人又重新调集了二十多个师，进逼西安。随后，我们也奉命继续从宁县南下，经陕西的旬邑和淳化，到达离西安不远的三原地区，准备协同东北军‘西北军迎战何应钦部队，这里已离西安不远了。三原地区，除西安外，是陕西最好的地区之一，渭河两岸土壤肥沃，人烟稠密，农业发达，盛产小麦和棉花，有“八百里秦川”之称，就在这个地区，我们渡过了一九三七年的元旦和春节。
利用在这里休整待命之机，我们开展了扩兵活动，各个部队都派出了扩兵小组，在自己的驻地周围开展工作。我们二团由梁兴初留在团里照顾部队，我则带着一排人到富平至临潼一带扩兵。二十天左右的时间，我们就扩到了三百多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贫农‘雇农，也有少数学生。我们整个一军团扩了几千人。这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抗日情绪的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团结抗日，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的政治主张，已经成为了全国人民的最大心愿。
正当我们在三原地区欢度春节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要调一批干部去延安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军政大学学习，为形势的发展培养和储存干部。抗大原名红大，驻保安瓦窑堡，一九三七年一月初，随党中央进驻延安而迁往延安。命令下来后，大家踊跃报名，都不想错过这个学习机会，但结果还是军事干部被批准的多，政治干部被批准的少。二师师长杨得志被调去学习，黄永胜又调来二师当师长，接替了杨得志。二团团长梁兴初也被调去学习，四团副团长季广顺调到二团当了团长。我要求去延安学习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留在部队继续工作。这时红一军团的代理军团长是左权，政委仍是聂荣臻，政治部主任则由邓小平接替，朱瑞调延安学习。
我扩兵回来不久，就欢送梁兴初去延安学习，那个时候干部调动很简单，一个命令下来，说走，集中到军团部就走了。那天，我叫人买了两只鸡，买了点肉，还买了点酒，请梁兴初好好吃了一顿饭，就算欢送他走了，至于黄永胜来，杨得志走，我们都没有到师部去参与欢迎和欢送。
十‘宁县整训——抗日战争的准备阶段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前中共中央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建议，会上虽未对中共中央的建议作出明确表示，但却确定了将武装“剿共”改为“和平统一”‘适当扩大民主的政策，表示可以跟共产党进行谈判。这标志着国民党实际上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至此，国共合作初步形成，国内和平基本实现。
鉴于这一形势变化，中央决定，进驻三原地区的红军队伍撤回原驻地。于是，经过七天行军，我们二团回到了甘肃的宁县县城。一军团的三个师，一师驻正宁县，二师驻宁县，四师驻旬邑县，军团部则住在宫和镇这个较大的镇子里。
回到宁县时，除沿途人民热烈欢迎我们之外，县政府‘保安团‘商会及地主‘士绅也都出来欢迎我们，他们的态度跟过去大不一样，对我们都挺友好。这一变化，使我们十分直接地感受到，十年内战停止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了，中国已经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历史性转变。亲眼目睹这一转变，使大家兴奋不已。
为了迎接即将开始的抗日战争，中央决定红军各部队进行集中整训，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好各方面的准备。我们团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开始，在所驻的宁县进行整训。以后这个阶段应当说是抗日战争的准备阶段，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首先是抗战的思想准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以后，中央曾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陆续发出了许多指示和宣传教育材料，一九三七年五初，毛主席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相继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央的这些指示‘教育材料和毛主席的报告，即成为我们进行思想准备工作的重要学习材料。在整训中，我们全团指战员通过反复学习讨论，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克服了若干怀疑‘抵触‘盲目乐观情绪和“左”倾主义倾向，增强了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理解。
在这一过程中，一军团政治部还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编成了系统的教材，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讲起，讲到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再讲一九三一年日本策画的吞并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讲一九三三年日军侵占热河全省的事件，最后讲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划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等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妄图把华北变成“满州国”第二的阴谋，说明日本侵略军已侵占了我们半个中国，如不奋起反抗，亡国灭种的惨祸即将面临到我们的头上。通过对这个教材的学习，更加激发了全团指战员的民族仇恨，增强了他们把抗战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其次是抗战的组织准备。为促成全国抗战，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提出，将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并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番号‘编制统一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为适应这一变化，中央决定对部队进行一次统一的相应教育。但对内强调：番号‘名称着装可以变，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坚持共产党领导‘政治工作制度绝对不能变。特区政府的一套独立制度不能变。当然，对一些政策作了相应的改变。如在土地政策上，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粮出粮”的口号，代替过去“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以抗日累进税代替过去提出的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的主张。
为增强党内团结，整训期间，我们还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活动。记得大概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红一‘红四方面军联合在红一军团军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