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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录-第1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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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央工作会议

十一中全会结束不久,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将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在北京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并亲自主持了这个会议。我接到军委的会议通知,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的主要方式,是开大组会议。我被编入东北大组,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任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任副组长。

会议地点就在新落成的京西宾馆,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重点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镇压群众的问题”。看来,毛泽东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意图,是要把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错误,公布到全党。

会议原定只开三天,后来一拖再拖,一直到十月二十八日才告结束,前后一共开了二十天。在这个会上,最活跃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们,如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他们在各大组之间到处窜,不停地指责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解放军各部门的负责人,说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到处镇压和破坏“文化大革命”,打击学生和红卫兵小将。

除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以外,参加这次会议的多数人说话都很少,即使发言,也大多是三言二语,表个态而已,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没有多少意见可以讲。我则基本上没有发言。

眼看着会议开了十天,局面还是没有打开。经过中央文革小组提议,周恩来亲自指挥我派出飞机,去各地接造反派的头头来北京参加会议,揭发问题。

我们东北组来的是贵州造反派头头,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办公厅派专车接到京西宾馆,神气十足。他来了以后,周恩来亲自到东北组来参加会议,以示重视。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了三个钟头,专门揭发当时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正林等人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如何镇压学生运动和逮捕红卫兵的情况。我看到,在这个讲话过程中,周恩来一直频频点头,赞扬他的揭发。

让各地的造反派来会上点火的这一招还真管用,这些人一来参加会议,会议就逐渐掀起了高潮。特别是围绕着派工作组的问题,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意见就开始多了起来。很多人发言都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工作组一进门,就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从而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大家都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关于派工作组的问题,在这之前毛泽东曾经说过,他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的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他还说,谁反对“文化大革命”?是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召集了一次全体会议,讲了十分钟的话。大致上是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党委和负责人挺身出来领导运动,不要怕群众,要到群众中去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引火烧身。

说实在的,听了这些话,当时我就在心里想:这样引火烧身的人有吗?谁能甘心情愿地让群众轰,让群众骂,让群众搞“喷气式”,让群众挂牌游街、乱轰乱斗,进行人身侮辱?!又有谁以身作则,站出来让群众斗?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未必能够这样做!以我的内心来说,我就不愿意。但是,毛泽东又号召我们要这样做。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应付以后即将发生的问题。我当时很有些彷徨不定,无所适从。

在这终于逐渐形成的会议气氛下,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在会上作了检查。

十月二十三日晚,在京西宾馆二楼第一会议室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中央常委,以及国务院的各位副总理,军委的各位副主席全都到会。

会议开始以后,毛泽东要林彪主持会议。林彪当即宣布说:“今天晚上的会议,是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作检查。”到会的人一片沉默,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刘少奇开始念他已经写好的稿子,承认他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受挫负有责任。他还说,他对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心中无数,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认识问题。他还表示,他听从党的考验和审查,遵守党的纪律,绝对不搞地下活动和派别活动,保证做到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邓小平的检讨就更简单,我记得他只检讨了“专擅”两个字,至于“专擅”两个字的下面究竟有什么具体内容,他没有去说。

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个人检讨以后,林彪问毛泽东还有什么指示没有,毛泽东立起身来说了几句,大意是刘少奇、邓小平两个人犯错误,他也有责任,他也要负责等等。至于别的问题,我就记不清楚了。

这次会议结束以后,会议的情况很快就被人捅到了社会上。十一月初,天安门前就出现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从而把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目标——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向全世界公开了。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刘少奇和邓小平。很可能从这会议之后,他们就遭到了软禁和监视,没有了行动自由。
七、八次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和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当时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还是很快就传遍北京,传遍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此后,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进入了中国的历史政治舞台。这些本来无权无势的大、中学校学生组织,之所以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翻江倒海,主要还是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开始利用年轻学生的热忱和无知来大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了毛主席的大力支持、撑腰,这一下,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尤其是以他在北京八次接见了红卫兵而著名。

以后一次周恩来对我说,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党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说:“全国各地的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去大闹一场,才高兴哪!”正像毛主席自己说的:他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不久,为了表示自己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毛泽东决定于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各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他要亲自接见红卫兵。他的这一举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那一天,毛主席亲自挂帅,穿上了绿军装,登上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他接受了红卫兵给他戴的红卫兵的袖章,表示他愿意当他们的“红司令”,从此领导全国红卫兵,更加猛烈冲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每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重大庆祝活动,都有一个防空警戒的问题。八月十八日那天,为了保护毛泽东等人的安全,我以空军司令员的身份,于清晨五点钟就上了天安门城楼,亲自执行防空警戒的任务,因此看到了大会的一些情况。

那一天,从凌晨一时开始,百万红卫兵和群众就开始陆续进入广场,其中有一千多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数万红卫兵登上金水桥两侧的观礼台。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从来都是举行盛大庆典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部门高级官员才允许上去的。让群众特别是年轻的大、中学生们登上这些地方,这是建国以来从没有过的。

九时半左右,毛主席、林彪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穿上了一套崭新的草绿色军装,头戴一顶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然后,我看到他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里,一边等待大会的开始,一边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一起审阅和修改大会的讲话稿,也许是因为稿子写得有些匆忙。

十时正,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宣布会议开始,并致词。在他的致词中,非常醒目地给毛主席加上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

接着,林彪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伟大的统帅”。这样,林彪又给毛主席加上了一个统帅的头衔。从此以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有了四个头衔,以后被人们称之为“四个伟大”。“四个伟大”,其中有三个最早是陈伯达提出的,只有一个“伟大统帅”是林彪加上的。这就是“四个伟大”的由来。

在这之后不久,林彪以“四个伟大”做了题词。他所写的“四个伟大”题词,在《人民日报》上与广大读者见面。从此,“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这“四个伟大”,就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开来,也就与林彪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在庆祝大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宋彬彬,将一个红卫兵的袖章戴到了毛泽东的左臂上。毛泽东当然知道,他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意味着什么,这是他欣然默认了自己是红卫兵的总司令。

就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高兴地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林彪讲完,周恩来也发表了讲话。周恩来讲完后,大会就开始群众游行。当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时,毛泽东带头在城楼上由东向西,又由西向东,不停地挥动着手里的军帽,向游行队伍和观礼台上的红卫兵致意。毛泽东的这一举动,使得观礼台和广场上都沸腾了,天安门城楼两侧的观礼台上,数万名红卫兵举着毛主席语录一起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震耳欲聋。广场上,游行的群众都拼命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响亮的口号淹没了一切。这种场面,通过广播,也感染了全国的人民。

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都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的盛大活动。不久,大型彩色纪录片《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在全国放映,进一步神化了毛泽东,毛泽东的地位被无限地提高了。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的师生纷纷来到北京,要求得到毛泽东的接见。由于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巨大成功,毛泽东遂决定于八月三十一日,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及北京的五十万红卫兵。

这次接见活动是从当日下午三点开始的。会上,周恩来首先代表中央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各地的红卫兵来到北京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肯定了全国“大串联”这一行动。他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全国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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