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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录-第1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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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出一个贯彻《通知》的具体措施,希望大家首先集中精力,学习和领会好《通知》的精神,然后集思广议,研究和制订出一整套在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最后,拿出一段时间,对空军党委提意见,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讲了大约有十分钟。我刚讲完,几个党委就冲出来了。首先是刘震,然后是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徐深吉、王辉球和常乾坤,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抢着上台发言。讲的大致意思都差不多:空军的“文化大革命”搞迟了,吴司令在西北躲风,迟迟不回来,迟迟不作讨论,不作决定,对中央指示、对《五一六通知》按兵不动,耽误了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他们几个这样一讲,立即就使得会场的气氛非常紧张。我看看阻止不住,就索性静坐在那里,任凭他们自己上台讲话。他们一讲,就是一个上午。很显然,刘震等一些人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在乎我和余立金传达和组织学习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早晚。他们指责我传达和组织学习讨论《五一六通知》不得力,只不过是用来整倒我的一个借口。他们看到了当时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的先例,就想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凭借着他们在常委会占多数的优势,来强行改组空军的领导班子,把我和余立金赶下台。这些是他们事前早已经酝酿好的,只不过是瞒着我和余立金而已。

认真说起来,即便就是他们表面上的这个指责,也是站不住脚的。中央当时才刚刚发了一个《五一六通知》,并没有具体开展运动的部署,而且军委也没有任何指示。以后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就有明确规定:“关于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按照这个精神,我们静候中央和军委的进一步指示至少是没有什么错。我们召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离《十六条》正式通过的时间还有两个多月,中央的规定当时还没有下来,就更不要说军委和总政的部署了。难道空军能不等军委的指示自己另搞一套?再说,从我们收到《五一六通知》到开会前后,也不过才十多天的时间,难道这就是迟迟不动,是我有意躲风?

我个人认为,常委的一些同志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有其它原因的。首先,是对刘亚楼逝世后由我来任空军司令员不满。在刘震看来,他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上将军衔,而我却没有进入八届中央委员,并且只是中将军衔(当时在全空军,只有刘亚楼和刘震两个人是上将军衔),所以刘亚楼逝世以后,如果从条件上来看,似乎应当由刘震来接任空军司令员。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中央和军委最后决定由我来接任空军司令员,对此刘震当然是不会满意的。

其次,是他们对刘亚楼在世时的一些作风不满意,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这时想要借机发泄一通。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的时候,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尽管刘震、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成钧、谭家述等都是空军副司令员,但刘亚楼对他们的批评也丝毫不留情面,常常弄得他们下不来台,因此他们对刘亚楼的工作作风、领导方法都很有意见、很不满意,这些情况我是知道的。例如常乾坤,因为经常受到刘亚楼的批评,于是觉得自己在空军的地位不高,受到了压抑,因而很不满意。他曾经跟人说过,他在空军由于经常穿小鞋,“三寸金莲”都穿成两寸半了。又例如另一位副司令员,一次搞了一个文件,刘亚楼看完后批评他说:“你搞的这叫什么东西,只能给我当擦屁股纸用!”这样的话,当然会让人感到莫大的侮辱。

刘亚楼在世的时候,他们曾经尝试过一次与刘亚楼的抗争。那是在一九六四年刘亚楼出国去越南访问期间,我曾经主持过一次空军党委常委会议,会上一些常委对刘亚楼提了不少意见,为此会议还专门延长了两天。当时我的想法是,尽量让他们把心中的不快都吐出来,以便调解相互之间的关系。但他们的想法却与我不同,他们是想要我领导大家对刘亚楼开展斗争。我没有这样做,只是在会上对他们提的一部分意见作了解释。在刘亚楼回到北京后,我告诉刘亚楼,说常委的同志在会议上对你提出了一些意见,希望你今后能够注意。当时,刘亚楼问我都提了什么些意见,我告诉他说,都是作风上的一些问题,例如要求太高、批评不留情面、态度不好、粗暴等等。希望你今后能够注意到常委之间的相互团结。但仅仅这样并没有、也不可能平息他们对刘亚楼的种种不满。于是他们把心中对刘亚楼的那股怨气,就延续到了我的身上。

我想,大概就是由于这样的两个原因,使得刘震他们几个人搞到了一起,借着我没有及时传达和组织学习讨论《五一六通知》这件事,闹了起来。结果在这次党委会上,文件讨论不成,大家也没有兴趣,就是轰呀,闹呀的。我当时一句话也不说,心想,反正文件也学不成了,既然大家有意见,那就轰吧,让他们尽量把意见说尽放完。

没想到,刘震他们几个常委这样一闹,下面的人也都跟着闹了起来,因为有常委带头嘛!北京军区空军还比较好,没有跟着起哄,其他如沈阳军区空军的黄立清、南京军区空军的聂凤智、广州军区空军的吴富善,都是些老资格,还有成都指挥所的高厚良、武汉军区空军的傅传作、廖冠贤等,他们和常委一些人结合在一起,哄啊、闹啊的,足足有半个来月时间,一直闹到七月中旬。

在所有起来指责我的人里面,以吴富善最为厉害。有一次他拿了一根手杖,在主席台上一边讲,一边用手仗敲着讲台,乒乒乓乓地敲了半天,那副样子真是让人看了难受。

在那半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提意见的矛头主要是对着刘亚楼和我的,另外也包括了余立金和张廷发。至于他们所提的意见,我现在手头没有资料,也没有当时的记录,根据我的仔细回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这么几条:第一、说我与中央的指示相对抗,对“文化大革命”按兵不动,在西北“躲风”,躲避“文化大革命”。第二、说刘亚楼、我同彭真的关系密切,每年元旦,必到彭真那里去拜年,还把彭真的儿子安排在空军工作。第三、说刘亚楼、我同罗瑞卿关系密切,罗瑞卿说东,刘亚楼和我绝不说西。不光如此,我们还把罗瑞卿说过的“办事要认真、工作要落实、经得起检查、不要翘尾巴”四句话,到处印发,到处张贴。第四、空军存在严重的“霸王作风”,好大喜功。说我没有原则,对刘亚楼一味迁就,甚至为刘亚楼助威。第五、说空军每年对师以上干部的集训,系统地一本一本学习毛泽东著作,收效甚微,不符合林彪学习“老三篇”的要求。另外“三代会”开得太多,形式主义严重。第六、说刘亚楼和我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光批评下面,乱提口号,过于强调高标准、严要求,要求过分。第七、空军大院搞卫生、整内务、植树绿化,完全是给人看的,是形式主义。第八、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所上报击落敌机的数字有假。第九、铺张浪费,修建机场花钱太多。第十、最后也有少数人攻到了立空军为标兵的这个问题,说刘亚楼和我欺骗中央军委,欺骗林彪等军委领导人。他们说,空军建立以来有成绩,但刘亚楼和我一直报喜不报忧,光报好的,不报缺点错误。因此,空军不能被树立为标兵,这个标兵是假的,建议军委立即取消空军的标兵称号。

就这样天天轰还不算,常委的几个同志又提出,要请中央军委派个工作组来,那个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初起,不是兴派工作组吗?如六月三日《北京日报》在刊登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决定的同时,不但公布了新市委的组成,而且还宣布中央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对北京大学的“文化革命”进行领导。

紧接着,在六月五日以后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北京市教育系统的绝大部分单位,都被进驻了工作组。除此之外,一些夺权斗争激烈的单位,如中宣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以及一些外省市的敏感单位,也于六月中旬被派进了工作组,并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他们认为,既然学校和单位能派工作组,那么,空军党委开会,也得请军委派工作组来。如果军委也能同意派出工作组到空军来,那么我这个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但结果,军委决定不派工作组。当时,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正好因病休息,副主任刘志坚便以总政的名义派来了个工作组。工作组由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愈之为组长,包括青年部副部长萧麦萍等三人。他们来参加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住在空军招待所。此外,主持军委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也直接派了他的秘书李文芳来参加空军党委的十一次全会。

说实在的,空军当时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但缺点、错误也不少。加上刘亚楼在世时锋芒毕露,平时对总政的一些人不够尊重,总政有些人对空军实际上是不怎么满意的。所以,总政工作组一来到空军,常委的一些人就很快同他们搞到了一起。那段时间里,总政工作组的人见到我和余立金,不说话,不握手,还拉长了一个脸,表示和我们疏远。可是见到刘震、成钧、曹里怀他们就亲热得很,一起吃饭、一起喝酒。有了总政工作组的支持,常委的一些人就更加踌躇满志,对我和余立金冷嘲热讽,甚至谩骂。当然,总政工作组三个人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萧麦萍就和胡愈之的看法不一致。对当时空军的很多问题,萧麦萍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曾经几次安慰我说:“不要着急,有些情况是会变化的。”

叶剑英办公室的秘书李文芳是个师级干部,他一直站在我们这一边,始终是支持我们的。他认为,空军党委常委一些人的搞法不对头,完全是一种罢官夺权的地下活动,是小组织行为,风头不对,所以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告诉我:“要沉住气,让他们放。”

李文芳的态度显然代表了叶帅的一些看法,于是,我对他说:“我沉得住气,当不当空军司令我确实无所谓,只要实事求是,讲道理我就不怕。我怕的是出事故、摔飞机,怕飞机跑到台湾去,别的我都不怕,让他们放好了。”

有了李文芳交的这个底,我心里就更踏实了。于是,我在会议上更是只听不说,让他们尽量放。我只是告诉党办的几个秘书,要他们把提的一些意见很好地记录下来。

从一开始,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人就形成了三派。这里面,我和余立金,以及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是一派,我们这派人是天天受气。刘震、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等几个常委以及军区空军的另一部分人是另一派,他们是天天出气。张廷发是孤立的,他一个人一派,两边都不靠。他当时的情况,说得不好听一点,叫作“坐山观虎斗”,他在中间看好戏。不过他也没能看多长时间。会议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有些人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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