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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录-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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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世同堂

    我们家是四世同堂;曾祖父‘祖父‘父亲和我及弟妹们。曾祖父的名字叫吴遐渭;是个十分老实的农民;他的一生都是在劳苦之一中度过的。我八岁那年;曾祖父去世了。到现在我还记得。曾祖父去世后;我们一家人及亲戚把他送到我们家后面一座小山上去埋葬的情景。那一年;曾祖父正好八十岁。这在当时已经称得上是相当高寿了。








         曾祖父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吴芳德;即我的祖父。次子即我的叔伯父;但叔伯父叫什么名字;我却不记得了。

    祖父曾在一个姓李的地主家当长工二‘三十年;积蓄了五‘六十块钱才娶了我祖母陈氏。婚后;祖父租了这个姓李的地主家七‘八亩地种;不再出去当长工。地租很贵;是倒四六开。每年的收成;六成要交给地主;我家只得四成;大约每年要交十二担的租谷。年景好的时候;自己还能剩下七‘八担谷子;这点粮食也就够全家人吃半年;其余则要靠秋季种地瓜和豆类来补充;以瓜菜来过半年。年景稍差一点;就连半年的粮食都吃不上。祖父一个大字识;但是有点手艺;会用地瓜粉做粉皮;每年的秋后;他都靠做粉皮来挣回一点钱。

    祖母陈氏出身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家里的房子很大;但是却破落不堪。由于家境败落;祖母娘家的生活也十分困难。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到祖母的娘家去玩;她娘家里都无法招待我;只好拿蕃薯给我吃。祖母会纳鞋底;鞋底纳得又结实又好看;因此有很多的人来找她纳鞋底。她当时给人纳一双鞋底;一般是收两个银毫子。这样每年也可以掐挣回一点钱。另外;为补贴家用;祖母还在家里养了一些鸡和兔子;同时还养了一‘两口猪。

    我家祖辈都居住在兴国县的南坑乡;那是山凹里的一个村子。以后祖父和叔祖父分了家;我们一家便迁居到离南坑乡约三十里的水丰县龙岗区君埠墟大安村。曾祖父也随祖父一起迁居大安村;同我们一起生活。

    我父亲名叫吴功信;是个独子;小的时候念过几年书。十六岁时;父亲结了婚。母亲曾氏;是个家庭妇女;那年也是十六岁。

    一九一五年;母亲在二十岁生下了我;家里已经有了好转;刚盖起了六间屋子;其中一间厅房;一间厨房;其余四间用来住人。另外;还建了三间用来装稻谷的两层楼仓库。以后;家里又逐渐买了三亩地;一头牛和一些农具。由于我正好是盖新房那一年生的;因此父亲给我起了个小名叫新福生;认为是我给家里带来的福气。

    我出生一年半之后;母亲生下了我的大妹妹;接着又生下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到我参加红军那一年;母亲又生下了最小的一个妹妹。这样;我家一共有二男三女五个孩子。我弟弟叫吴臣洋;小名叫九生保。由于当时农村重男轻女的封建习俗;三个妹妹都没有名字。当时可以说是我家的全盛时期。我们五个孩子;加上曾祖父‘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一共十几口;真的是一大家子人。

    由于我父亲读了几年书;识得几个字;能写对联;也会记帐;所以总希望我也能读书识字;将来能成为一个耕读之家。于是;我七岁那年;父亲送我上了学。我还记得那一天;天未亮;鸡刚刚叫时;父亲就拿了一盏灯笼;扛着一张桌子;叫我去〃发蒙〃(我们家乡把孩子第一次上学叫〃发蒙〃)。那天;他把我送到了马古州张贤左先生家支读私塾。

    张先生大约收了二十多个学生。他教我们读《三字经》‘《百家姓》‘《论语》‘《中庸》‘《幼学琼林》,以及孟子‘曾文教界正公的书等,还学了珠算。在张先生家;我一共上了五年私塾。

    上学之前我就在家里负责放牛;上学以后;每天清晨我依然出去放牛;放完牛后才去上学。由于家中的烧柴都归我负责;所以下午放学回家后;还要上山去砍柴。

    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名叫铁炉下的村子。我十二岁时;铁炉下村的人在村内的胡家祠堂办了一个小学。学校办起来后;父亲就把我送了去。当时;铁炉下村小学只设甲‘乙两个班;过去读过几年书的上甲班;没读过书的上乙班。这样;读过五年私塾的我就上了甲班。我在铁炉下村小学又学习了两年;学了一些简单语文和数学。

    一九三0年五月;祖父因病去世;享年月才六十岁。祖父去世后;我们把他安葬在住屋后面的小山上;跟曾祖父葬在一起。

    随着祖父的去世;我们家也开始日渐衰落。由于给祖父治病;我家欠了百余元的债;家境日渐衰落。家中仅靠父亲一人劳作已难以支撑;于是我不得不辍学参加农田劳动;逐渐学会了各种农活。

二‘十五岁参加红军

    一九三0年;我十五岁;就是在这一年里;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了我的家乡。在红军的领导下;我们村里也闹起了革命。开始组织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少年儿童队‘妇女会等。组织和动员劳苦民众积极起来参加革命。

    在这场革命运动中;我报名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并任队长。从此以后;我天天参加革命活动;无论是开会‘斗土豪劣绅‘游行示威;还是破除迷信‘唱革命歌曲‘写标语等;都非常积极。那年的六月;为配合红军的行动;我们还曾到离家一百二十里的永丰县荇田去进行革命宣传活动。没想到;在那里我们遇到了国民党飞机轰炸;把队伍打散了。轰炸完了以后;我发现周围什么人都找不着了;只好自己一个走了百十里路回家。

    不久;我们村又开始打〃AB团〃。什么是〃AB团〃;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只看到一些乡苏维埃的干部和村苏维埃的干部被抓起来了;说他们〃反水〃;是〃反革命〃;弄得我稀里糊涂。我还看到一些人被杀;像我们小学校长胡风章‘教员胡泽凡等都被杀了。这么些人的被抓和被杀;使我心里很害怕;不知所措。但是过了几个月;又把一些未被杀的人放了出来;说是搞错了。大家紧张的情绪才放松了下来。

    打完〃AB团〃后;我们村就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先是把村里的两个恶霸地主李祖千‘李祖碑抓起来;召开全村大会进行斗争;当场把他们两个杀了。接着;就分田地。我家分到了八亩地和一座茶山。斗倒了地主;分了田地;大家的革命积极性就更加高了。那年的村苏维埃选举;我们选举了村里的贫农许泰仁担任村苏维埃主席。

    一九三0年十一月;蒋介石调动十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为配合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许泰仁代表村苏维埃;动员全体村民同红军一起;参加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斗争;保卫家乡。经过动员;我们村里的全体村民都行动起来;准备支援战争。当时红军部队集中在于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我当时还是村里的儿童团长;我们被派去为红军带路‘送信‘站岗‘放哨‘抬护伤员和准备粮草。

    十二月中旬;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部进到了离我们村仅二十里的地方;红军开始反击。战斗打响前;我们村的担架队被派到小别村;负责抬伤员。我便带领村里的儿童团;抬着三十副担架;跟着村长;准备收容伤员。

    十二月三十日拂晓;战斗打响了。到上午十一点;伤员陆续下来了;我带着担架队赶紧抬着伤员回到村里。每家三‘四人;一共住了一百多。伤员的医治是由红军医生负责的;他们到各家去救治。

    就在那天晚上;上面传来消息;说红军打了大胜仗;将国民党十八师全部消灭;还活捉师长张辉瓒。我们村里的〃老表〃们高兴得不得了。我们连夜赶到龙岗一带的山上;帮助把红军伤员抢运到后方;并协助部队打扫战场。在龙岗;我们抢运伤员;为红军收集枪枝‘子弹‘炮弹和军用品;还掩埋死者;以及搬运一些国民党的伤病员。我们儿童团捡了成千上万的子弹壳交给红军。这次打扫战场的工作;一共进行了四‘五天才结束。这是我首次参加战勤工作。

    在协助红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以后;我参加了共青团。从这时起;我就一直想参加革命。一九三0年十二月;村苏维埃主席许泰仁召开全村大会;动员村里的青年参加红军。在这次大会上;我和许泰仁的侄子许元怀等十七人一同报了名。

    知道了我已经报名参加了红军;父亲倒是很开通;表示完全同意;而母亲却只是在一边给小妹妹喂奶;一句话都不说。只有祖母在听说我要参军后;哭得很厉害。在我离家参军时;祖母一直眼泪汪汪地站在家门口;默默望着我远去。我是由祖母一手带大的;所以她最疼我。

    在离家去参军的路上;我遇到了弟弟。我告诉他;我要走了;家中的事情以后要靠他了;要他一定要放好牛;多砍柴;帮助父母多干一点活。当时他才十二岁。

三‘全家受到迫害

    我参军后;曾于一九三三年一月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不久;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并随信给我寄来了一双布鞋。父亲在信中告诉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我们家乡;烧了我们的房子;抢光了我们的东西;全家被逼赶上山。由于没有东西吃;没有衣服穿;祖母‘母亲‘弟弟和三个妹妹都相继冻饿而死;一家七口人仅剩下父亲一个;住在他自己搭建的一个简陋草棚里。一九三二年的夏季;山洪暴发;把父亲栖身的草棚也冲走了。无可奈何;他只能流落在君埠墟的街头;靠五块钱的本钱;以贩卖黄烟为生。

在这次通信以后许多年;由于我一直随部队行动;没有办法和居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父亲通信;全然不知道他的消息;就更不用说去照顾他的生活了。

    一九四一年秋;我在苏北地区担任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兼任淮海区的专员。当时我曾天真地认为;既然国共早已合作;我的淮海区专员身份也可算作〃国民政府〃的官员;给父亲写封信大概是没有问题了。于是;我从苏北的盐城向家里发了一封信;把我的情况告诉父亲。不料这封信落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手里;他们据此把我父亲抓进了监狱。事后幸亏邻里作保;凑了二十块钱;才把我父亲赎了出来;使他幸免于难。得知此事以后;我就再也不敢给父亲写信了。

    一九四九年春;我的家乡得到解放。家乡解放之时;我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随部队一路南下到了南宁。在南宁;我还兼任了南宁军管会副主任;得知家乡解放的消息;我当即从南宁给父亲寄去了一封信;并寄去了我和妻子陈绥圻‘儿子吴新潮的合影照片。父亲收到了这封信;他老人家很高兴;并很快给我回了信。父亲在信中告诉我;他仍是孤一人;在君埠墟以肩挑货郎担贩卖黄烟为生。接到信后;我为父亲还活着而高兴;却又为他的孤苦而担忧。

    一九五0年六月;我接到调令;中央军委命令我到北京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去北京之前;我打了个报告给当时的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副政委谭政;想请假绕道回一次江西老家;把父亲接出来;让他和我一起去北京安度晚年。谭政没有同意。他告诉我;组建空军任务紧急;需要人手;要我先去北京报到;然后再去接父亲。

    我服从了命令;径直赶往北京赴任;打算在北京安定下来以后尽快把父亲接过来。不料想;我们于七月刚到北京;就接到我的一个远房堂弟吴臣贤的来信。他在信中沉痛地告诉我;父亲已经在日前因患痢疾去世了。他还在信里说;由于没有钱;买不起棺材;他们只能用一领草席草草地将我父亲埋藏了事。

    我计算了一下日期;如果我从南宁出发赶去接他;还是可以把他接出来的;而且像痢疾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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