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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他父亲所赐，几十年来躲躲藏藏，提心吊胆，儿子的教育是一点没管，所以朱由校小朋友不怎么读书，却很喜欢做木匠，常年钻研木工技巧。
幸好，他的身边还有王安。
王太监不负众望，添油加醋解说一番，略去儿童不宜的部分，最后得出结论：李选侍必须滚蛋。
朱由校决定，让她滚。
很快，李选侍得知了这个决定，她决定反击。
九月初四
李选侍反击的具体形式，是谈判。
她派出了一个使者，去找杨涟，希望这位钢铁战士会突然精神失常，放弃即将到手的胜利，相信她是一个善良、无私的女人，并且慷慨大度的表示，你可以继续住在乾清宫，继续干涉朝政。
人不能愚蠢到这个程度。
但她可以。
而她派出的那位使者，就是现在的李进忠，将来的魏忠贤。
这是两位不共戴天的死敌第一次正面交锋。
当然，当时的杨涟并没有把这位太监放在眼里，见面二话不说：
“她（指李选侍）何时移宫？”
李进忠十分客气：
“李选侍是先皇指定的养母，住在乾清宫，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
杨涟很不客气：
“你给我记好了，回去告诉李选侍，现在皇帝已经即位，让她立刻搬出来，如果乖乖听话，她的封号还能给她，如果冥顽不灵，就等皇帝发落吧！”
最后还捎带一句：
“你也如此！”
李进忠沉默地走了，他很清楚，现在自己还不是对手，在机会到来之前，必须等待。
李选侍绝望了，但她并不甘心，在最后失败之前，她决心最后一搏，于是她去找了另一个人。
九月初五 登基前最后一日
按照程序规定，明天是皇帝正式登基的日期，但是李选侍却死不肯搬，摆明了要耍赖，于是，杨涟去找了首辅方从哲，希望他能号召群臣，逼李选侍走人。
然而，方从哲的态度让他大吃一惊，这位之前表现积极的老头突然改了口风：
“让她迟点搬，也没事吧。（迟亦无害）”
杨涟愤怒了：
“明天是皇上登基的日子，难道要让他躲在东宫，把皇宫让给那个女人吗？！”
方从哲保持沉默。
李选侍终于聪明了一次，不能争取杨涟，就争取别人，比如说方从哲。
因为孤独的杨涟，是无能为力的。
但她错了，孤独的杨涟依然是强大的，因为在他的心中，始终都留存着一个信念：
当我只是个小人物的时候，你体谅我的激奋，接受我的意见，相信我的才能，将你的身后之事托付于我。
所以，我会竭尽全力，战斗至最后一息，绝不放弃。
因为你的信任，和尊重。
在这最后的一天里，杨涟不停地到内阁以及各部游说，告诉大家形势危急，必须立刻挺身而出，整整一天，即使遭遇冷眼，被人讥讽，他依然不断地说着，不断地说着。
最终，许多人被他打动，并在他的率领下，来到了宫门前。
面对着阴森的皇宫，杨涟喊出了执着而响亮的宣言：
“今日，除非你杀掉我，若不移宫，宁死不离（死不去）！”
由始至终，李选侍都是一个极为贪婪的女人，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虐待朱由校的母亲，逼迫皇帝，责骂皇长子，只为她的野心和欲望。
但现在，她退缩了，她决定放弃。因为她已然发现，这个叫杨涟的人，是很勇敢的，敢于玉石俱焚、敢于同归于尽。
无奈地叹息之后，她退出了乾清宫，从此，她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或许依然专横、撒泼，却已无人知晓，因为，她已无关紧要。
随同她退出的，还有她的贴身太监们，时移势易，混口饭吃也不容易。
然而一位太监留了下来，他知道，自己的命运还未终结，因为他已经发现了一个新的目标——另一个女人。
从这个女人的身上，他将得到新的前途，以及新的名字。
强大，无比强大
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初六，明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正式登基，定年号为天启。
一个复杂无比，却又精彩绝伦的时代就此开始。
杨涟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自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二日起，在短短十五天之内，他无数次绝望，又无数次奋起，召见、红丸、闯宫、抢人、拉拢、死磕，什么恶人、坏人都遇上了，什么阴招、狠招都用上了。
最终，他成功了。
据史料记载，在短短十余天里，他的头发已变成一片花白。
当天启皇帝朱由校坐在皇位上，看着这个为他的顺利即位费尽心血的人时，他知道，自己应该回报。
几日后，杨涟升任兵科都给事中，一年后，任太常少卿，同年，升任都察院佥都御史，后任左副都御史。短短一年内，他从一个从七品的芝麻官，变成了从二品的部级官员。
当然，得到回报的，不仅是他。
东林党人赵南星，退休二十多年后，再度复出，任吏部尚书。
东林党人高攀龙，任光禄丞。后升任光禄少卿。
东林党人邹元标，任大理寺卿，后任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
东林党人孙慎行，升任礼部尚书。
东林党人左光斗，升任大理寺少卿，一年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以下还有若干官，若干人，篇幅过长，特此省略。
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现在，我相信了。
当皇帝的当皇帝，升官的升官，滚蛋的滚蛋，而那个曾经统治天下的人，却似乎已被彻底遗忘。
明光宗朱常洛，作为明代一位极具特点（短命）的皇帝，他的人生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苦大仇深。
出生就不受人待见，母亲被冷遇，长大了，书读不上，太子立不了，基本算三不管，吃穿住行级别很低，低到连刺杀他的人，都只是个普通农民，拿着根木棍，就敢往宫里闯。
好不容易熬到登基，还要被老婆胁迫，忍了几十年，放纵了一回，身体搞垮了，看医生，遇见了蒙古大夫，想治病，就去吃仙丹，结果真成仙了。
更搞笑的是，许多历史书籍到他这里，大都只讲三大案，郑贵妃、李选侍，基本上没他什么事，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在他死后，为了他的年号问题，大臣们展开了争论，因为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万历死了，八月，他就死了。而他的年号泰昌，没来得急用。
问题来了，如果把万历四十八年（1620）当作泰昌元年，那是不行的，因为直到七月，他爹都还活着。
如果把第二年（1621）当作泰昌元年，那也是不行的，因为他去年八月，就已经死了。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问题终究被解决了，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出场：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一月到七月，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为泰昌元年。明年（1621），为天启元年。
这就是说，在这一年里，前七个月是他爹的，第二年是他儿子的，而他的年份，只有一个月。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他很可怜，几十年来畏畏缩缩，活着没有待遇，死了没有年号，事实上，他人才刚死，就有一堆人在他尸体旁边你死我活，抢儿子抢地方，忙得不亦乐乎。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有人曾对我说，原来，历史很有趣。但我对他说，其实，历史很无趣。
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没有正恶，只有成败。
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侍郎、大理寺丞等等等等，政权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
它很强大，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这一现象，史称“众正盈朝”。
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从此，在东林党人的管理下，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无私的阶段，许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许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
对于这种说法，用两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
用四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八道。
之前我曾经说过，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现在，我再说一遍。
掌权之后，这帮兄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红丸案。
追查，是应该的，毕竟皇帝死得蹊跷，即使里面没有什么猫腻，但两位蒙古大夫，一个下了泻药，让他拉了几十次，另一个送仙丹，让他飞了天，无论如何，也应该追究责任。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追究责任后还不过瘾，非要搞几个幕后黑手出来，郑贵妃、李选侍这几位重点嫌疑犯，名声坏，又歇了菜，要打要杀，基本都没个跑。
可是现成的偏不找，找来找去，找了个老头——方从哲。
天启元年（1621），礼部尚书孙慎行上疏，攻击方从哲。大致意思是说，方从哲和郑贵妃有勾结，而且他还曾经赏赐过李可灼，出事后，只把李可灼赶回了家，没有干掉，罪大恶极，应予严肃处理。
这就真是有点无聊恶搞了，之前说过，李可灼最初献药，还是方老头赶回去的，后来赏钱那是皇帝同意的，所谓红丸到底是什么玩意，鬼才知道，稀里糊涂把人干掉，也不好。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方从哲都没错，而且此时东林党掌权，方老头识时务，也不打算呆了，准备回家养老去了。
可孙部长用自己的语言，完美地解释了强词夺理这个词的含义：
“从哲（方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纵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
这意思是，你老兄即使没有干掉皇帝的心思，也有干掉皇帝的罪过，即使你退休走人，也躲不过去这事。
强词夺理还不算，还要赶尽杀绝：
“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
所谓此贼，不是李可灼，而是内阁首辅，他的顶头上司方从哲。
很明显，他很激动。
孙部长激动之后，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也激动了，跟着上书过了把瘾，不搞定方从哲，誓不罢休。
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
七十多岁的老头，都快走人了，为什么就是揪着不放呢？
因为他们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郑贵妃不重要，李选侍不重要，甚至案件本身也不重要。之所以选中方从哲，把整人进行到底，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是浙党。
只要打倒了方从哲，借追查案件，就能解决一大批人，将政权牢牢地抓在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