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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特洛本来写的社论是支持希伊的，但就在付印前的最后一分钟，他改了名字，加入了肯尼迪的名字和照片。就在这篇社论发表前一天晚上，肯尼迪拜访了科斯特洛，向科斯特洛出示了一个虚假的对自己有利的民意测验结果，以此劝说他改变立场。肯尼迪在预选中仅名列第五。
最后大选的前期阶段很平淡，但克里努力平息人们对他这个外来人的愤怒，尤其是在洛厄尔，那里空气中弥漫着火药气息。克里请了一些大人物来这些纺织城镇参加他的筹款活动，其中一个就是参议员泰德·肯尼迪。
克里从来不是个对人过分表示亲密友好的人，但一天晚上，他来到位于洛厄尔贫穷的阿克里区的一个小酒吧迈克·莫洛埃（Mike Molloy），请里面所有的人喝饮料，还玩儿了台球。只有几个常来的客人拒绝了这免费的饮料，但其他人都对克里勇于在希伊曾经拥有的酒吧里露面表示了欣赏，希伊是他预选时击败的劲敌。
由于克里的反战立场，他既受到很多人的支持，又遭受一部分人的憎恶。不过他的大多数竞选广告都力图展现他和普通市民聊天以及讨论经济问题等亲民的一面，试图把这个候选人人性化。“他不是一个政客，他倾听民众的心声。”一份竞选宣传册上这样写道。克里的政纲主要是要求政府解决一系列人民关心的大问题。他呼吁建立一个全民健康保险计划，对失业工人实行处方药折扣。他还提出清理麦瑞马克河（Merrimack River）的污染问题，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并赞同对劳伦斯和洛厄尔实行出租控制。
在这样一个反对流产根深蒂固的地区，克里说他个人也反对流产，但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他不应该干涉妇女自由选择的权利。在被要求明确表态后，克里在竞选后期说他宁愿把流产这个问题留给国家去决定。几个月后，美国最高法院在它划时代的Roe v。Wade判决中宣布废除有关流产违法的法令。
初涉政界初涉政界（4）
朱莉娅尽管天生羞涩，对政治一窍不通，但却尽职尽责地扮演她的角色。她会随丈夫登上三层的公寓房屋倾听租户的抱怨；面对潜在的选民，或是在劳伦斯和麦修恩（Methuen）一些住宅区的重大场合上，她用流利的意大利语对选民说话。她的童年在罗马度过，那时他的爸爸在意大利任外交官和新闻出版人。她独特的上层贵族口音在居民中间赢得了“女教授”的称号。
从一开始，克里的竞选似乎就没有考虑到当地的文化背景。在狭隘、孤立的洛厄尔，像克里这样的移民一成不变地被冠以“闯入者”的称号。即使他们在这里住了十几年，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当地人也仍然不能接受他们。更何况，克里从许多外面的议员那里获取了支持，如俄克拉荷马、密歇根以及纽约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
克罗宁的广告宣传就嘲笑了克里的大肆投资和外界赞助人。“好莱坞的奥托·普雷明格和洛厄尔的路易斯·拜伦有什么相似之处呢？”一份大报纸上的广告说，“那就是今年他们都参与了大选。奥托·普雷明格为约翰·福布斯·克里捐助了1000美元。路易斯·拜伦给保尔·克罗宁赞助了15美元。”
德金更加富有侵略性。在没有得到允许重印克里1971年的著作《新战士》的封面后，他在报纸上用通栏广告打出“审查”两个大字。该书的封面是一个越战老兵，旁边的美国国旗不是高高飘扬，而是大头朝下垂了下来——悲观沮丧的象征。
科斯特洛抓住这个话题大肆渲染开来，在一系列社论中全面反对克里。除了主编社论攻击以外，科斯特洛还在新闻版面配以有关克里跨区竞选、从区外筹集资金以及反战活动等新闻。
随着1972年大选接近尾声，科斯特洛更加紧了对克里的攻击。现在看来，这些社论已经是价值很高的古董了，它们不仅仅是主编对地区偏见的反映，还表现出了当时的文化和政治矛盾。
10月18日，选票最后揭晓前三个星期，科斯特洛第一次全面对克里的著作《新战士》开火了，旁边刊登着封面照片，他是这样说的：“三四个留着胡子的嬉皮青年扛着美国国旗，这让人不禁对比美联社乔·罗森塔尔那张永恒的照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个海军陆战队战士在占领日本硫磺岛后使美国国旗高高飘起。
而两张照片的巨大差异就是，在约翰·克里这本书封面所采用的照片中，美国国旗是以一种轻蔑的态度被大头朝下地提着。这种态度就是年轻人对越南以及一切可能反对的国家事情的态度……这些人践踏国旗，焚烧国旗，倒拖着国旗，用国旗擦鼻子，他们用尽一切手段展示他们对国旗所代表的事物的蔑视。”
上面这番攻击只是科斯特洛的热身。在克罗宁于10月29日获得总统支持后——也就是大选的前10天——科斯特洛又在他的社论版面发起了持续四天的猛烈攻击。第一波攻击的题目是《新战士克里》，出现在30日的报纸上。
“他放弃了在越南赢得的好名声，转而捍卫激进的和平煽动者。事实上，他不仅捍卫他们，还领导他们……克里用他对美国在越南的角色不成熟的判断赢得了激进左翼反战英雄的全国荣誉，可事实上，这不会带来人们对克里先生的丝毫信任和尊敬。”
万圣节的报道则是《克里的旅行》：
“很久以来，克里先生就渴望成为众议员，尽管他把自己定位为作家和演讲家，他一直都没有在商业和实业领域拥有一份工作。他的眼睛一直就盯着国会的座席。对他来说，做哪个选区的议员并不重要；哪个选区能使他最有可能成为议员，他就来到哪里……可以是第三选区、第四选区、第五选区——你随便挑吧……
克里先生对第五选区所能给予他的——也就是说，一个众议员席位——格外关心，远远超出他对能给予第五选区什么的关心。他需要一个全国的声望和政治权力，这样就可以推行他在《著作和演讲》中宣扬的激进观点，而第五选区的发展和选民的利益则被放在了第二位。”
11月1日的报道是《克里的钱》。
“资助克里竞选第五区国会席位的最多金钱来自……纽约。数目第二多的钱来自……波士顿……很显然克里先生的意图就是用大量的金钱淹死克罗宁，从而夺得席位。
克里先生的忠诚和责任是不是要在服务第五选区民众前先要效忠于纽约派克大街、第五大街、斯卡斯代尔、韦斯切斯特街区的富人呢？这一席位是不是要被纽约的百万富翁们物有所值地反复利用呢？……”
科斯特洛在11月2日，大选前五天发出了最后一次攻击——《克里的华盛顿》。
“有人能想像一下尼克松政府会怎样接待克里吗？我敢说，从上到下，各个阶层、各个部门都会冷冷地拒绝他。
事实上，克里今天已经是尼克松政府极端厌恶的眼中钉，因为克里先生总是对政府表示强烈的反对和不满……如果约翰·克里的名字是华盛顿总统脚下的烂泥，我们可不希望看到这团烂泥糊在第五选区选民的脸上。”
这番尖刻的、体无完肤的批评被比做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市出版人威廉·洛布鼎盛时期的极端保守日报《联合领导人》（Union Leader）的一贯尖刻风格。“也许只比那个（Union Leader）差一点。”肯德尔·M。华莱士说，他在1972年是《太阳报》城市版的编辑，现在是该报出版人。“如果没有那种激烈的批评，我想克里肯定会当选议员。”
初涉政界初涉政界（5）
克里后来写给捐助者的信中也这样说：“整整两个痛苦的星期里，他们叫我非美国人、新左派反战分子、非爱国者，用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非’、‘反’的贬义字眼儿来称呼我。很难相信一份报纸竟会有如此力量，可他们确实如此。”
这场口诛笔伐的闪电战给克里带来致命的打击。他的反对者对他的批评也越来越多，克里深受“《太阳报》和窃窃私语的伤害”，卡梅伦回忆道。“约翰·克里是那种剪纸人物，”卡梅伦说，“在这样激烈的唇枪舌剑攻击下，第五选区的人几乎没有人会投票给他。”
朱莉娅被激怒了。“《洛厄尔太阳报》……叫约翰“左”倾人士，”她回忆道，“这简直是造谣。我真不敢相信会有人那么卑劣地中伤克里。”
在大选前四天，克里的竞选再次遭受打击：罗杰·德金，这个独立的候选人和前保守民主党人突然放弃参选，转而支持克罗宁并谴责克里“危险的激进主义”。德金的突然退出真是优雅的一击。就在大选前两星期，《波士顿环球报》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德金的得票率为13％，名列第三位。克里以27％的得票率领先于克罗宁，而大选前四天他的得票率已经降到了10％。
尽管对于德金的退出没有任何明显证据，但克里坚信尼克松的政治顾问是德金在最后大选来临之际突然退出的幕后主使人。“德金绝不是自动退出的。”克里最近说道，他一直认为他当时陷进了尼克松肮脏的政治圈套。克里说当地的支持者告诉他“总统办公室来的人到了洛厄尔”。
克里认为查尔斯·W。科尔森参与了他所说的阴谋。科尔森在马萨诸塞的温斯罗普长大，是尼克松的红人，他后来也是水门事件的共犯之一并被监禁。科尔森在1993年以及最近接受了《波士顿环球报》的采访，他承认曾经试图抹黑克里的反战成就，但是断然否认了用阴谋干扰国会选举的这一“无稽之谈”。德金后来搬到波士顿经商，他也断然否认了自己是共和党人利用的工具。最近接受采访时，他说当他发现他的参选将确保克里的胜利后，他“采取了自杀式行动”。
克里确实是白宫希望击败的目标，至少对尼克松的女婿埃德·考克斯来说是这样。他亲自来到洛厄尔为克罗宁打气助威。但考克斯又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少许别扭，因为他是克里的妻子朱莉娅的远亲。考克斯的妹妹梅姿（Mazie）嫁给了朱莉娅的一个表兄。考克斯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来在洛厄尔的地区检察院实习，他显然要帮助尼克松竞选连任和共和党人克罗宁取得胜利。考克斯说他对尼克松政府试图暗中破坏克里选举的一切一无所知，这一切就是谣言，也不记得尼克松曾经谈论过克里。但当克罗宁胜出时，考克斯相信这对尼克松的对越政策相当有利。
“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即使在马萨诸塞的洛厄尔，在这个工业萧条的地区，‘沉默的大多数’也是支持总统的。”考克斯说。如果克里无法利用反战纲领取胜，考克斯认为这意味着广大民众还是支持尼克松总统的战争政策的。克里没有在反战情绪高涨的时候赢得议院席位，考克斯说道，等到克里最终赢得选举时，战争也早就结束了。
在竞选期间的最后一个周末，卡梅伦·克里回忆道，他在劳伦斯游说拉选票的时候可以感觉到选举“溜走了”。“很多人对我们有敌意。”他说。毕竟，越战和流产是能够引起强烈支持和极端反对的两极分化议题。
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