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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炸毁了。后面就是克里的船，爆炸的冲击波无疑让他的船也左右颠簸，此时拉斯曼正坐在操舵室中吃巧克力曲奇。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冲击波抛到了水里。他跳到了水里，尽可能地向河底下潜，躲避两岸飞来的子弹。他五次返回到河面，但是都遭到了炮火袭击不得不再次潜入水底。
拉斯曼幸运地避开了所有攻击，有些人喊着：“有人落水了！”接着几艘掠行艇调转船身，过来营救他。拉斯曼也浮出水面，尽力向克里的船游去。他抓住了船首的渔网，并试图爬上去，但是他落水时间太久了，身体太虚弱了。克里在刚才的袭击中一只手臂负了伤，伤口的血还未止住，他伸出另一只完好的手臂，把拉斯曼拉到了安全地带——这真是一个壮举，如果拉斯曼还保持原来的体重，他恐怕就无法获救了。就像其他与克里一起执行任务的人一样，拉斯曼后来在克里的竞选活动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克里救了他的性命，拉斯曼说：“他应该得到银星奖章。”可是克里得到的是铜星奖章，这似乎与他的成就不成比例，但是朱姆沃尔特在克里的嘉奖令上写道：“在敌军的火力下，克里的冷静、职业技巧和伟大的个人勇气保持了美国海军最高尚的传统。”
克里在那天受的伤也为他迎来了第三枚紫心勋章，他也因伤休假两天（前两次负伤后，他都迅速回到了自己的岗位）。把紫心勋章授予那些受了轻伤的人是非常平常的事情。“榴霰弹和一些M40手榴弹的爆炸带来了惊人数量的紫心勋章。”克里的指挥官艾略特这样说，“紫心勋章简直泛滥成灾了。”
但是克里认为这个荣誉对自己来说当之无愧。海军官方人事指令第１３００．３９号文件中规定：任何曾负伤三次的士兵和军官“都将终结在越南的服役”。
在这个规定下，克里被允许复员。在1969年3月17日舰队队长查尔斯·F。霍恩签发的委任状中，他被再次委任为“波士顿或纽约或华盛顿特区的一名私人助理”。 霍恩是克里在此服役的海岸舰队的行政官员。霍恩说这个调令是“很合适的……得到三枚紫心勋章却没有牺牲，这可真是件了不起的事”。
当时，艾略特担任克里的指挥官，他说，如果克里想继续留在越南，他也可以留下，因为海军规定战士可以放弃（回美国的调令）。西里尔·L。坎默尔是官方杂志《紫心勋章》的编辑，他说一些像克里这样的人，这样受伤但不需要医院治疗的军官，如果他们愿意，完全可以留下。
艾略特的上司罗伊·霍夫曼说，他并不知道那时克里为什么要离开。克里提前六个多月离开让他颇为恼火。“那（他的离开）让我很生气，在我看来他是个逃兵。” 霍夫曼说，他在克里所执行的行动中担任指挥官。“他就那么逃离了战场，大家都知道我是这么评价他的。”
克里早早地便离开了，这意味着他把与自己一起浴血奋战的队员独自丢在了越南——但最后他的队员都幸存了下来。由于他担心自己的队员在以后执行巡逻任务时牺牲，他设法把他们安排到了更加安全的地方。当梅德罗斯试图留在掠行艇上时，克里“过来对他说：‘我真的很想让你离开这里……我想知道你是安全的，更安全的。’”
对于他的队员来说，克里是成功的。“克里真的很出色，他把我们全都调离了那里。”大卫·奥尔斯顿说道，他在九十四号快艇上是司职两门50毫米机炮的操控手。“我们并没有赢得越战的胜利，但是约翰·克里却在他自己的战争中获胜了，因为他让我们都幸存了下来最后回到家乡。”
尽管克里所有的队友在越南之旅都幸存了下来，可是至少五个克里的朋友却死在了越南，其中包括他耶鲁的同学理查德·潘兴和圣保罗学校的同学彼得·W。约翰逊。仅仅在克里离开的几天之后，他的另一个朋友唐纳德·德罗兹也在敌人的一次伏击中阵亡，在克里获得银星奖章的那次行动中，这位船长（唐纳德·德罗兹）为他提供了支援。几十年后，德罗兹的遗孤特蕾西·特拉格将为她从未见过的父亲写一本纪念回忆录，而书名就取自于德罗兹在写给妻子信中的署名：“好好活着，快乐微笑”。 特蕾西·特拉格是这场战争导致的2万名遗孤中的一位。
美国巨大的牺牲让克里越发不了解自己究竟在为什么奉献生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美国人成为了解放者，到处受到欢迎，克里在法国的祖父祖母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在越南，许多人都把美国人看成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侵略者。克里对自己在战争中的角色和美军全盘的战略感到不安。许多朋友和无辜的人在这次战争中致残或死去，这让克里更加质疑越战的意义何在。
“我认为是把那里发生过的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了，”他回忆道，“我对那里所发生过的一切愤怒不已。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结论——它真是错到极致了。”
反战领袖反战领袖（1）
1971年4月28日下午4：33，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接到了法律顾问查尔斯·W。科尔森的一个电话。
“他们上周找来做节目的家伙叫克里。”科尔森告诉总统，提及一个约翰·F。克里露面的电视节目，当时他正任越南老兵反战组织（VVAW）的领导。
“哦。”尼克松回应道。
“他可是个实实在在的伪君子。”科尔森说。
“哦，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属于伪君子之流，不是吗？”尼克松说。
是的，科尔森说，并告诉总统当其他反战者在华盛顿国会前露营示威时，克里正在乔治敦一个社会名流的家中。
“他在越南待了四个月，”科尔森嘲笑道，他并没有提及克里获得了三枚紫心勋章、一枚银星勋章和一枚铜星勋章，也没提到克里很早就踏上了征程。“他有政治野心，他反战就是在找个政治机会。”
“是的。”
“他回国的时候是个鹰派，等看到政治机会就立即变成了鸽派。”科尔森说。
“的确，”尼克松回应道，“无论如何，坚守立场。”他们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嘲讽。但是这秘密的对话记录恰恰反映了尼克松政府对克里的态度是多么重视。一天天过去了，根据磁带和备忘录中所记载的，尼克松的助手担心克里是一个独特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如果那样的话，他将会影响甚至逆转公众对战争的支持态度。
其他反战老兵是政府很明显的目标，他们蓄着长发，展示越共的旗帜，甚至还经常叫嚣要推翻美国政府。与之相反，克里是个干净整洁、谈吐文雅、功勋卓著的老兵，似乎就是前总统肯尼迪的克隆——他们都去海军巡逻艇上服役并成了战斗英雄。
白宫惟恐克里是个不同于其他反战人士的例外。
尼克松和他的助手们对克里的担心和阻挠远远比克里认识到的要严重得多。然而，这注定是克里生命中一个辉煌的篇章，它帮助克里从一个年轻的斗士变成了一位全国出名的政治人物。
1969年3月末克里从越南返回了美国，海军给他安排了一个舒适、高薪的工作——在布鲁克林给海军上将沃尔特·F。施莱克当助手。这个战功赫赫的老兵感到困惑、愤怒，对未来一片茫然。早在战前，他就考虑复员后进入政府部门。但是当他回来以后，他并没有像约翰·F。肯尼迪那个时代的士兵一样被当做英雄对待。
“我回来了，头脑里一直想着战争，对它既悲伤又愤怒，”克里说：“我似乎一直无法放松。人们见到我都问我：‘你怎么了？你的眼睛似乎陷进了脑袋里。’你心里的紧张和身体上的创伤让你不能轻松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在越南的美军数量又创历史新高——543万名，33 400名美军阵亡。反战浪潮不断高涨，但是克里此时仍旧是一个海军军官，对反战运动抱着局外人的态度，直到后来他的姐姐使他介入到反战运动中来。佩蒂·克里一直在纽约的一个反战机构中工作，这个机构一直在策划一个多城市并发的罢工和平集会。1969年10月的一天，这个机构中的一位领袖亚当·瓦林斯基——曾是罗伯特·F。肯尼迪的演讲撰稿人——说他需要一个飞行员和一架飞机，这样他就可以在整个州发表反战演讲。他问同事们是否认识飞行员。
佩蒂·克里推荐了她的弟弟。10月15日，约翰·克里被委以任务——驾驶一架小型私人飞机送瓦林斯基去纽约。他没有穿海军制服，也没有就任何事件讲话，但是这些经历让他产生了一个迫切的愿望——帮助领导反战运动。
“他仍旧在海军服役，仍然是那个海军上将的助理。”瓦林斯基回忆道，“我有一些迷惑不解——一个在职军人居然帮助我们反对越战，我当时可能心里想：‘哎哟，如果这个家伙、这个严肃的海军战士愿意帮助我飞来飞去发表反战讲话，我们完全可以策划更多的反战运动，吸引更多的人。’”
当时，一些越南老兵和他们的家庭也加入到这场刚刚发起的反战运动中来。在11月，一次华盛顿的反战游行吸引了25万名游行者，其中最吸引人的是朱迪·德罗兹，她是唐·德罗兹的遗孀，唐·德罗兹曾是掠行艇船长，在克里获得银星勋章的行动中，唐·德罗兹的船为克里提供了掩护。在克里离开越南的两星期后，唐·德罗兹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离开了妻子和仅仅十个月大的女儿。23岁的朱迪·德罗兹领导了这次游行，在这次游行中，她在一条横幅上画了一口棺材，上面写着自己丈夫的名字。“太多的家庭正在遭受着我所遭受的，太多的孩子也将遭受到我女儿将遭受到的。”她向群众控诉战争的残忍。
1970年1月3日，克里正式向施莱克请求准许他提前辞职，这样他就可以以反战为背景来竞选国会议员了。“我就对海军上将说：‘我必须离开。我必须要做我回到这里要做的事，那就是结束战争。’”克里回忆道。这个辞职要求得到了批准，克里光荣地辞职了，他说这离他服役期满还有六个月。
几年来，克里一直梦想着进入国会。当他与朋友和家人提及此事时，他们都争论克里是应该以越战英雄还是反战英雄的角色去参加竞选。现在，他密切注视着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竞选。
现在看来，克里试图进入政界的第一次竞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他仅仅在马萨诸塞州长到七岁，此外还有在牛顿学校的一年时光，以及在亲属家中度过的一些暑假。克里希望从第三选区竞选众议员，部分原因是他想取代来自克林顿的现任议员菲利普·J。菲尔宾的位置，他是一个71岁的保守民主党人，是对越战持强硬态度的鹰派人物。当时，克里持有激烈的左派政治观点。他对《红色哈佛报》（Harvard Crimson）《红色哈佛报》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所办的一份日报，职员为两百五十多位热爱新闻与写作的历届哈佛学生，红色是哈佛大学的标志颜色——译者注记者说他想要“取消中央情报局的所有活动”，还想把“除美国本土以外的驻军全部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