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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当然，豆芽菜和她的狐朋狗友们都很愿意毛主席万寿无疆，只是这么上英语课实在是枯燥难当。但是谁都不敢给英语老师提意见，即便是豆芽菜也不敢，因为谁提了意见谁就有现行反革命的嫌疑，豆芽菜一伙早就学会了表面的逆来顺受，暗中的倒行逆施。豆芽菜纠集一伙同学，逃课出去，打羽毛球，逛大街，骑自行车，偷吃农民菜地里的红薯，拉帮结派，惹是生非，与男同学疯逗追跑，否则，让她怎么打发那一天一天的日子，消耗她过盛的青春精力呢？
为了孝敬我的父母，我的中学时代好辛苦啊！我得在表面上顺从和迎合他们，我得严密地隐瞒我所有的不良行为，即便我想要留住自己秀美的长发，也必须千方百计地迂回前进，得花言巧语地蒙哄父母，说留长发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必要。为此，我就必须积极参加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且长期忍受跑龙套的屈辱。在芭蕾舞剧《白毛女》中，学校领导让我戴上瓜皮帽，穿上黑色灯笼裤，我就得扮演地主黄世仁的狗腿子，在舞台
上小丑似的蹦跳几下，退场；喜儿的爹被黄世仁打死了，学校领导又让我穿上贫穷村姑的服装，梳根独辫子，跑到台上，埋没在一大群乡亲中间，假装抽泣几下，然后，还是退场。
有一次，喜儿的未婚夫大春在后台羞涩地告诉我，说他其实特别想要我扮演喜儿。
豆芽菜粗鲁地对他说：“滚你妈的蛋！”
可怜的大春哥，难堪得眼泪夺眶而出。我深感抱歉但是我依然觉得他活该。我相信除了我之外，所有的女生都拒绝不了大春哥，我相信所有情窦初开的女生在遇到男生讨好的时候都容易受本能的支配，只有我，敢对大春哥说“滚你妈的蛋”。这无辜的男孩子只不过是想找一个借口表达他对我的喜欢，可是他没有想到我的心情是多么复杂和辛酸！可怜豆芽菜与他们混在一起，甘当配角，只是为了留住自己的一把长发啊！他能够理解么？他不能够理解。所以豆芽菜只好对幼稚的男孩子说“滚你妈的蛋”！
这样的女儿，妈妈实在不用担忧，可是我无法劝慰妈妈。我的父母一直以为他们的女儿纯洁得比白雪还要无瑕，他们的女儿从来都不与男生说话，从来都不看男生一眼，绝对地浑金璞玉；如果他们知道我一句话就把大春哥骂哭了，我肯定他们震惊和痛苦得至少是失眠和头痛。
我可怜的父母，他们哪里知道，他们高中毕业的女儿已经是一个非常狡黠的女孩了。她积极要求下放农村的举动，使用的是一箭双雕之计。豆芽菜一旦下放，既摆脱了她的父母，又可以在农村那个广阔天地尽享自由，至少穿考板裤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虽说豆芽菜刚满十七岁，可是她对于革命运动高潮与低潮的把握和预感，都是有相当经验的。就在去年，福建省的莆田，冒出了一个告“御状”的小学教师李庆霖。这可真是一个让豆芽菜之流大开眼界的人物！李庆霖老师居然胆敢给毛主席写信，说他的知青儿子在农村吃不饱穿不暖，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地种地，裤子破了都没有钱买新的，生病了也没有钱请医生，头发长了都没有钱理发。豁出去了的李老师，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揭发了知青招工回城中后门成风的问题，说知青下放其实是货真价实的镀金过程。当时豆芽菜一伙胆战心惊地议论：天下还真有把脑袋别在裤腰上的人啊！李庆霖可能根本就不打算要脑袋了吧？谁料想，天意难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仅给这个大胆耿直的小学教师写了回信，还赠送了他三百元人民币！据说一时问，许多知青都去找干部们要钱，他们见了干部就背诵毛主席的信，说“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1973年4月25日”。于是，无论多么吝啬的干部，都要给知青掏一点钱了。于是。豆芽菜明白，波澜壮阔的知青运动已经进入末期，问题很多，毛主席在考虑结束这个运动了。曾经非常严肃的知青运动，实际上已经变得十分好玩和滑稽。
在毛主席给李庆霖寄钱之后，豆芽菜的寒暑假期，都要跑到附近农村的知青队去玩耍。豆芽菜发现，知青与贫下中农的关系已然颠倒过来，只要知青不胡闹到放火焚烧贫下中农的房子，贫下中农就感激不尽了。像冬瓜那样的先进分子有没有？那也还是有的。毛主席说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可喜的是，大的氛围已成定局，绝大多数知青都比较松散，出于镀金的需要，敷衍地劳动着，为的只是在两年之后的招工或者招生回城中，顺利地拿到个人鉴定。豆芽菜羡慕地观察到，知青们说一口由他们自己创造了许多切口的黑话，游荡在月色下，吹口琴弹吉他，几乎人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秘密日记本；许多男女知青在闹恋爱和同居，他们的枕头底下压着发黄的小说，是茅盾的《动摇》一类的书，翻到哪一页都会让豆芽菜脸红心跳。这就够了！这就是豆芽菜所向往的自由生活！虽说农活还是免不了要干的，缺盐少油没有蔬菜的情况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豆芽菜不怕！成千上万的知青能够熬过来，豆芽菜就能够熬过来！再说实在缺吃少穿了，还可以效法李庆霖，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写信。何况也只是需要熬上两年时间，国家政策已经明确规定，知青下放两年之后便可以择优回城。将来，豆芽菜倒是要不慌不忙地择良木而栖的，豆芽菜要充分利用人生的各种机会，选择自己感觉最好的城市，还有感觉最好的职业。
我想自由自在；我想飞翔；我想疯狂地奔跑；我想放声大笑；我想尽情痛哭；我想彻夜不眠地玩耍；我想在无人的田野上敞开喉咙唱歌；我想穿考板裤；我想留一头瀑布般的长发；我想成为绿林好汉，率领一帮知青好友呼啸而来呼啸而去；我想人人都喜欢我；我想吸引最著名最引人注目最有成就的男知青；我想最终战胜冬瓜，将来她又胖又丑一事无成，而我苗条美丽，功成名就，我们偶然相见在某种场合，都感慨万千，抱头唏嘘，从而成为了真正的好朋友。
可是，我怎么劝慰我的妈妈呢？我什么话都说不出口，我能够说出口的话，必定吓死她。我和我的父母没有共同的语言，从心灵到嘴巴，一路都是锁。我的父母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地了解他们的女儿。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父母与他们的宝贝女儿注定了要此生相隔。
今天，是我下放的日子！是我获得解放的日子！是我要隆重庆祝的日子！我的妈妈柔肠寸断，女儿豆芽菜也只好装得柔肠寸断。
一大早，豆芽菜就穿上春风杨柳的服装，亭亭玉立地在镜子面前梳理长发。她把两条辫发盘了起来，发髻油亮而硕大，镶嵌在雪白的后颈脖上，比舞台上的芭蕾髻更加丰满动人。更有甚者，豆芽菜还将一枚妃红的月牙形有机玻璃发卡别在了鬓角。这种有机玻璃发卡是最新潮和最时髦的饰品，刚刚开始在上海流行，一般人根本就得不到这么漂亮的发卡。
妈妈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她忧郁地说：“取下来吧！”
豆芽菜已经决心从今天开始她只属于她自己，于是问：“为什么？”
豆芽菜装得懵懂无辜，老实巴交，做出一张表情呆板的蜡脸。豆芽菜就拿准了她的妈妈不敢说出原因。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十七岁的女儿将要离开父母去远行。妈妈既不忍心强迫和责备女儿，又害怕充当了伊甸园里的蛇。他们生怕说出“不要太漂亮”这句话，生怕由自己提醒了女儿沉睡的憨浑。我可怜的父母，他们被女儿漂亮的衣服，漂亮的身段，漂亮的发髻和漂亮的发卡弄得心慌意乱，坐立不安。他们以为这是女儿挡不住的天生丽质，不明白这是女儿刻意的打扮。我的父母，他们只得道貌岸然地对女儿说：“今天又不是上台演出，今天是下农村啊，誓师大会上，肯定要来许多领导和带队干部，要给他们一个艰苦朴素的好印象啊！”
豆芽菜依然是蜡脸，继续懵懂无辜，说：“我们有好几千人呢，谁看我？”
我的父母，他们面面相觑，相视无语；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临到出门，妈妈终于还是忍不住，说：“把发卡取下来吧！”
豆芽菜还是说：“为什么？”
妈妈支支吾吾道：“恐怕别的学生都不会戴这种发卡吧，这样会显得你脱离群众。”
妈妈以为她的女儿是谁？干部？领导？全市的知青标兵关山？他们这样的人物当然都不能够戴标新立异的发卡，而豆芽菜本身就是普通群众，不存在脱离群众的问题。今天是豆芽菜有生以来最重大的节日，豆芽菜必须隆重庆祝，豆芽菜绝对不会取下发卡，豆芽菜更加不会换上别的衣服改变她非凡的发型。今天豆芽菜要脱胎换骨，一扫先天愚型的邋遢形象，给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豆芽菜已经忍受了十七年了，今天一定要用自己的姿态，走上她独立生活的自由之路！
于是，狡黠的豆芽菜这样回答她的妈妈：“是呀，妈妈。同学们肯定没有这样的发卡。就是他们没有我才戴的呀。我要用这枚红色的发卡，向各位领导和带队干部，表达我在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决心。”
突然，妈妈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不行！你得给我把发卡取下来！把衣服换掉！把头发剪短！赶快！赶快！赶快！”
妈妈的声音都劈了，我和爸爸都吓了一大跳。如果是往常，我肯定完蛋，我最害怕妈妈歇斯底里大发作。
妈妈一发作，我就感到末日来临。可是今天，我撑住了自己。我咬紧牙关，逼迫眼眶中的泪水倒流回去。今天是我的日子！今天谁也不敢阻止我向农村那个广阔天地飞翔！开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必须马上离开而且永远离开父母，到大礼堂去，我要在那里与我的几千名兄弟姐妹汇合，我们要开会，举起小拳头高呼口号，然后神气活现地登上大卡车，笛笛！再见吧妈妈！她的女儿必须立刻动身了！
豆芽菜傲然地挺胸伫立，动作夸张地看了看桌子上的座钟，然后背起了自己的背包和军绿色挎包，就要独自迈步出门。
爸爸赶紧拍拍妈妈的肩；说：“算了，算了，来不及了！”
妈妈掏出手绢，捂着嘴巴呜呜哭了起来。我可怜的父母，今天他们真是愁死了。
这一天果然是豆芽菜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她不仅要远离她厌恶的一切，而且还生平第一次战胜了她的妈妈。我想从此以后，妈妈就别再指望奴役女儿豆芽菜了。
豆芽菜意气风发地迈步出门，头都懒得回一下。我可怜的父母，还是只好跟随在女儿的身后。他们的女儿今天再不顺眼，他们也必须送她。这还不仅仅是出于对女儿的疼爱，更有他们头脑里的世界观决定和支配着他们的行为方式。因为去年的三月，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悄悄地步行来到他小女儿读书的北京一六六中学，参加了家长会，发言说：“……我们革命家长，要听毛主席的话。……小莉是我最小的女儿，身边就这一个了，我还是支持她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道路。”我的父母，把华副总理的这段发言背诵得滚瓜烂熟。我们国家的副总理都作出了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