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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因此，苏联共产党正确地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
在谈到阿南关系时，霍查承认错误说：“我们党支持了情报局的决议。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承认，……我们受了卑鄙的帝国主义代理人贝利亚反南斯拉夫挑衅的蒙骗”
，“我们使用了间谍贝利亚反对南共和南斯拉夫的没有根据的指责。”
他反复说：“这些指责是不正确的，我们方面在这些问题上犯了错误”
，“我们党承认它所犯的错误。”霍查还认为，斯大林“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支持和鼓励了一条错误的路线”。与此同时，他表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将“把痛苦的过去埋葬掉，加强我们两国和两党之间的友谊再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５０年代可说是阿苏关系的顶峰时期。这时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内政外交实践中紧跟苏联。在经济领域，阿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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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获得苏联的不少援助。
据统计，从解放到１９６０年的１０多年中，在苏联的援助下建成了中小型工矿企业２１个。
从解放到１９５６年，苏联给阿贷款总数约４２２亿旧卢布，１９５７年改B为无偿赠送；同年又新提供粮食贷款３１０万旧卢布；１９５９年阿苏达成了苏向阿提供３亿旧卢布长期无息贷款的协议。
尽管如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６０年代却说，即使在５０年代，在不少重大问题上与苏共之间已经产生了原则性分歧。
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阿南关系、苏南关系、波匈事件等。这些分歧最后导致６０年代初阿苏关系的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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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探索
第一节 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建立
情报局决议通过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南斯拉夫进行政治围攻、经济封锁和军事挑衅。
迁到布加勒斯特出版的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连篇累牍地载文指责南共领导是“社会主义的叛徒”
、“帝国主义的走狗”
、“实行法西斯警察统治的杀人匪帮”。
苏联和东欧国家报刊肆意攻击和诽谤南斯拉夫的政策和现实。
实行经济封锁和贸易制裁是企图扼杀刚刚从战争中恢复的南斯拉夫经济。
１９４７年和１９４８年初，南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占到其出口的５２９％和进口的４９３％。
情报局决议通过B后，苏联单方面撕毁和中止贸易协定，贸易额减少７８，到A１９４９年下半年贸易关系完全中断。
东欧国家紧跟苏联之后也相继削减和断绝对南贸易。苏联停止执行贷款协议和拒绝供应机器设备，使南很多建设工程被迫停工。苏联中断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并拒绝接受南出口产品，使南许多企业减产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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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陷入困境。
１９４９年９月底和１０月初，在短短的一周内，这些国家废除了与南签订的友好、互助和合作条约。匈牙利乘机停止支付对南的战争赔款。１９５０年和１９５２年南又遇到严重的旱灾，谷物大量减产，不得不靠进口粮食来渡过难关。
在苏联的指使下，南斯拉夫东面和北面的邻国在边境集结军队，挑起事端，甚至发生武装冲突。南被迫增加国防费用，扩大军工生产，并把某些重要的工业企业从可能受到军事威胁的沿边地区迁到山区。
这一切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１９５０年的社会总产值比１９４９年下降９５６％。
１９４７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搁浅B的危险（后延长一年到１９５２年完成）。铁托后来说，经济封锁给南造成的损失达４２９亿美元，增加的国防开支和其他开B支是１４０７亿美元，自然灾害的损失是８８亿美元，三项合B计是２７１６亿美元。
B在这种危急的关头，南全国军民在南共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坚决顶住压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同时着手改革战后建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１９４９年南共领导就考虑要依靠广大劳动者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和克服困难，提出要加强工人在企业中的作用，酝酿成立某种便于工人参加管理的机构。
夏季，铁托在斯普利特和部分政治局委员商谈后决定，在企业中贯彻工人自治的方针。根据战时解放区的职工在资本家遗弃的工厂中自行组织和管理生产的经验，决定建立工人委员会，把工厂交给工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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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３日，南工会联合会主席久。萨拉伊和联邦经济委员会主席鲍。基德里奇联合发布了《关于在国营经济企业中成立工人委员会和开展工作的指示》。
１２月３１日在斯普利特附近的索林“老战士”水泥厂选出了第一个工人委员会，这是实行工人自治的开端。接着在全国第一批重点企业中（总共２１５个）陆续建立了工人委员会。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７日联邦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基本法》，通过《工人委员会法》。
铁托在论述这一法令时说，法令实现了工人运动的行动口号——工厂归工人，它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今天，我们自己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不再照搬任何套套，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为指南，考虑到我国的特殊条件，走我们自己的路。“
铁托把实行工人自治与国家消亡联系在一起，说国家消亡“首先是从其‘经济职能’、由生产者管理生产、由经济职能逐渐从国家转到工人集体开始的，不过不是跳跃的，突然的，而是逐渐的，否则会导致无政府状态。”
１９５０年７月２２日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发布了《选举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的指示》。
工人委员会在全国各地的国营经济企业中普遍地建立起来，到１０月已成立了７１３６个，有委员１５１６６人。
随着工人自治制度的迅速推广和关于国家的经济职能首先逐渐消亡的思想的贯彻，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的趋势是非集中化和民主化。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家所有制改变为社会所有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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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取消了国家机关对基本生产资料的直接管理。中央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权力不断削弱，有的下放给共和国和地方，有的直接下放给劳动集体。实行自治的商品经济，企业的产品作为商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集中统一的指令性国家计划改为社会计划，它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一种预测，规定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政策和任务以及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对企业的经济活动只起指导作用。价格在原则上根据市场的情况自由形成，基础工业品和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受国家控制，国家通过税收、信贷、关税、补贴等手段对市场进行调节。收入分配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独立支配的部分逐渐增大。
与此相适应，政治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首先，联邦大力精简机构，减少人员。
１９４９年底和１９５０年初，联邦政府把纺织、皮革、橡胶等轻工业部门以及煤矿和电力部门交给共和国管理。
１９５０年４月取消了三级经济管理体制，撤销了联邦主管经济的７个部，联邦只设协调各经济部门工作的委员会。
１９５１年４月联邦政府把它直接领导的最后１０８个企业全部下放给共和国和地方，从此联邦机关不再在业务上直接领导国内任何一个企业。同时联邦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也由１９４８年的４７３１０人减为１９５６年的１０３２８人。
其次，实行党政分开和限制兼职。
１９５０年６月南共中央的指示信规定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分开，并建议从地方上做起，要求县委书记不再兼任政权机关的领导职务，村基层党组织的书记不再兼任村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１９５２年党的“六大”肯定了这一做法，报告中说，把过去集中到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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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个人身上的党的职务和人民政权中的职务分开，取消多余的党的专职干部和行政干部，所有这些措施都大大有助于改善党组织和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党政领导职务分开，党组织不干预具体的行政业务工作，就能更好地发挥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引导作用，保证各行政部门充分地行使职能。
再次，为了加强司法对行政的监督，南斯拉夫在１９５２年通过了《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和法人在其合法权益遭到行政机关侵害时，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法院进行裁决。
这对于加强法制、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机关的违法乱纪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在进行国内改革的同时，南开始疏通和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１９４８年７月，南斯拉夫和美国经过协商决定，南同意赔偿被收归国有的美企业资产和偿还旧国债共１７００万美元，美国同意解除南在美被冻结的黄金和资产（值４５０～５００万美元）。
美英法相继向南提供出口信贷。
南用有色金属向西方换取钢铁、橡胶、镍、马口铁等急需物品。美国解除了对南的旅游禁令，两国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南不仅从西方国家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获得巨额贷款，还得到美国提供的大量剩余农产品以弥补国内的粮食短缺。
１９５１年４月南美签订《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美开始向南提供军事援助。
１９５２年３月铁托在一次谈话中说，南已得到１０亿美元的贷款。
１９４９年１月南共中央通过加紧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后，以政治运动的声势和给予优待的方式（入社农民可以免除义务交售和捐税负担）发展合作社。不少农民在党团员亲友的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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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下勉强入社。到１９５１年４月３０日共有农民劳动合作社６９７２个，入社农户３５１万户（占农户总数的１４７％）
，入社B耕地１９０３万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１９４％）
，在伏伊伏丁那B和马其顿的主要农业区，入社农户和耕地已接近５０％。这种以政治运动的压力推行的合作化，严重地违反自愿原则，大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察津地区曾爆发了农民大规模骚乱，不得不动用军队来平息。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农业的播种面积和谷物产量都没有达到１９４８年的水平。尤其是１９５２年的大旱，使小麦的产量只达到战前水平的６９％，玉米只达到３４２％。严酷的现实促使南共联盟中央重新审议农村政B策，而且农村中强行维持的合作社制度与城市中大力推行的工人自治制度极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