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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起路来歪歪斜斜的小脚）；曰“缠枝莲”（走起路来成一条线的小脚）；曰“千叶莲”（六寸七寸八寸的小脚）；曰“玉井莲”（跟船一样的小脚）；曰“西番莲”（半路出家之莲，或根本没缠过的小脚）。
如果说前面所说的“五术”是一种了不起的发现，那么，这“香莲十八名”则称得上是伟大的发明了，同时也将小脚文学的成就推向了最高峰。
“两朵金莲”的咒语
而严重跟风的女性们为了这“两朵金莲”所暗含的审美趣味则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受人尊重的朱熹朱老爷子极力倡导缠足，认为这是天下大治的基础，因为女人缠了足，便可做到男女隔离、“授受不亲”、“静处深闺”。是啊，连走路都走不稳了，女人岂不就十分“老实”了？然而，正如《夜雨秋灯录》所称：“人间最惨的事，莫如女子缠足声，主之督婢，鸨之叱雏，惨尤甚焉。”这种痛苦，又有谁去“生怜惜”？曾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英国传教士阿绮波德·立德（也作立德夫人），用女性的细腻记录下了缠足的中国女孩的悲惨童年——“在这束脚的三年里，中国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惨的。她们没有欢笑，……可怜啊！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们自己还高的拐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着，悲伤地哭泣。她们的眼睛下面有几道深深的黑线，脸庞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只有与束脚联系起来才能看到的惨白。她们的母亲通常在床边放着一根长竹竿，用这根竹竿帮助站立起来，并用来抽打日夜哭叫使家人烦恼的女儿……女儿得到的惟一解脱要么吸食鸦片，要么把双脚吊在小木床上以停止血液循环。中国女孩在束脚的过程中简直是九死一生。然而更为残酷的是……一些女婴由于其父母的感情受到了束脚的伤害，往往在摇篮中就被处死。……束脚痛苦，因合了中年的父亲那非自然的口味而加在了女孩身上。”
“两朵金莲”不啻为一个阴险的咒语，让历史的另一半呻吟了上千年。
放足之艰难
英明的康熙大帝曾经诏禁汉人裹脚，违者拿其父母问罪。有个大员上奏说：“奏为臣妻先放大脚事”，一时传为笑柄（见《菽园赘谈》），可见缠足“魅力”之强大。尽管雷厉风行，收效却不大，到康熙七年，大臣王熙上奏请求解除禁令获准，于是民间舝足之风又大盛，影响到满族女子也纷纷起而裹足。乾隆又多次降旨严禁，乾隆的禁令只煞住满族女子的裹足之风，汉族民间女子依然裹足如故。近代改革家康有为写了一篇《戒缠足会檄》，希望家乡的人放弃缠足陋习，并下决心不给自己的女儿缠足。这一举措使康有为在家乡受到很大排挤。
英国传教士立德夫人在20世纪初的中国南方发动了“天足运动”，并成立了“天足会”。在汉口的维多利亚剧院，商会会长亲自安排座位，让政府官员都来听立德夫人的讲演。她的听众穿着官服，带着随从，端着很大的架子。他们感到，由一个女人来和他们讨论一个中国人敏感的话题——女人的脚，是不可思议的。官员的威慑力吓得她的翻译临阵怯场。幸好一位中文讲得极好的传教士赶来救场，立德夫人的讲演才得以进行。立德夫人还借助权威，她让人把张之洞反对缠足的语录用红纸写了贴在会场里，很起作用。她认为张之洞是中国最有学问的总督。在汉阳，她在宣传集会上，让放了足的妇女们站起来，她们当着大家的面笑着站了起来，立德夫人便感到她的湖北之行成功了。
她几乎走遍了中国南方，去了武昌、汉阳、广东和香港，又去了澳门、汕头、厦门、福州、杭州和苏州。这对于一个外国妇女来说，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她说，“如果你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踏进冰冷的海水时的感觉，那么你就能体会到我现在动身去中国南方宣传反对裹足时的心情。对那里我十分陌生，而裹足是中国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风俗之一。”但是她还是一脚踏进了冰窟。缠足这种折磨中国妇女一生的野蛮习俗给她很深的刺激。她得到了回报，许多男人和女人当场捐款参加天足会，表示自己不缠足，还要妻子和女儿不再缠足。在广州的集会上，九名妇女当场扔掉了裹脚布。
当然，中国妇女不缠足并非因了立德夫人一人之力，但作为“帝国主义”那里来的人，她能够这样做，是值得称道的。这一行为甚至直接影响了慈禧太后，慈禧“新政”中的最初几项改革，就包括在1902年2月1日发布谕令，说官员可以劝止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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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茶之道壶中天地大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唐］卢仝（丹丘子）《七碗茶诗》
对于茶的品饮，算是中国古人一大贡献。
这不仅仅因为被中国古人喝了几千年的茶至今仍然是世界三大饮料之一，人口基数的多寡似乎还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中国人因为茶而生出了道，才是体现古人贡献的不二法门。
相较于西方人的可乐与咖啡，茶真的可以称得上谦谦君子。散淡、清雅、幽香……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想出许多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惟美的词汇。而且，因茶而生的种种文本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也占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上至皇帝老子，下至平民百姓，各得其趣，各得其妙。那些散落在历史缝隙中的细节，至今让人回味无穷……
今日有水厄
在南北朝时期，喝茶这样风雅的行为曾经一度被称为“水厄”。“厄”者，困苦、艰难也，却如何与喝茶扯上了关系？
原来在晋惠帝司马衷时代（公元291～306）有个叫王蒙的人，特好饮茶，相识者凡从他门前经过，只要被他发现了，必请进去喝上一阵，碍于面子，相识者只好舍命相陪。爱喝茶的人还则罢了，不爱喝茶的人简直苦不堪言，不饮又怕得罪了主人，只好皱着眉头喝。久而久之，士大夫们一听说“王蒙有请”，便打趣道：“今日又要遭水厄了！”（《世说新语》）
这堪称万千茶趣中最为有趣的一种。王蒙喝茶能够喝得让人落荒而逃，确实是不简单。
贡茶可做官？
隋文帝杨坚初登皇位时做了一个噩梦，梦见神人换他的脑骨，自此后时常头痛，苦不堪言，亦无可奈何。后来遇见一个和尚，和尚对他说：“山中有茶树，将茶叶采来煮饮，可治好陛下的头痛症。”杨坚便派人去采集茶叶，一试果然灵验，于是重重奖励了那个和尚。自此，杨坚便养成了饮茶的习惯，臣子们也跟着学会了饮茶。听说皇帝喜欢，便有不少人投其所好，向皇帝敬贡好茶。献茶者便可升官发财。时人嘲笑说：“你钻研通了《春秋》、《周易》，还不如向皇帝送一车茶叶，可以马上封官晋爵。”
茶可养廉
《茶经》和《晋书》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晋时，陆纳任吴兴太守，将军谢安常想去陆府拜访。陆纳的侄子陆椒发现叔叔根本没有做什么待客的准备，便自作主张备下一桌十余人的酒席。谢安到来，陆纳仅以几盘水果和茶水招待。陆椒怕怠慢了贵客，忙命人把早已备好的酒席搬上来。当侄子的本以为叔叔会夸他会办事。谁知客人走后，陆纳大怒，说：“你不能为我添什么光彩也就罢了，怎么还这样讲奢侈，玷污我一贯清操绝俗的素业？！”于是当下把侄子打了四十大板。《晋书》中记载的陆纳是一个崇尚节俭的人，因此，他反对侄子摆宴席而用茶水待客，并非吝啬，也不是清高简慢，而是要提倡节俭。这在崇尚奢侈的东晋时期是非常难得的。
宁舍千金，不舍一壶
《清稗类钞》记载了一则故事：据说，潮州有一个富翁非常喜爱饮茶。一天，有一个乞丐到了门前，并不讨饭，却讨茶喝，声言：“窃闻君家茶最精，能见赐一壶否？”富翁听了觉得很可笑，说：“你一个叫花子，也懂得茶？”乞丐听了，并不恼怒，说：“我原本也是富家翁，只因终日溺于茶趣，以致穷而为丐。今虽家破，但妻儿均在，只好行乞为生。”富翁听了，以为遇到“茶知己”，果然赏他一杯上好的茶喝。这乞丐品了品滋味说：“果然泡得好茶，可惜味不够极醇。原因呢，是壶太新。”说着，从怀中掏出一个旧壶，色虽暗淡，但打开盖子香气清冽。乞丐说这是他平常用的壶，虽然家贫如洗，冻馁街头从不离身。富翁爱之不已，请求以三千金购之。那乞丐却舍不得，说：“只要你一半钱，从此你我共享此壶如何？”富翁欣然允诺，自此相共一壶，终成至交。
斗茶的故事
斗茶源于唐，而盛于宋。它是在茶宴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风俗。宋代茶宴之风盛行，与最高统治者嗜茶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宋徽宗对茶颇有讲究，曾撰《大观茶论》二十篇，还亲自烹茶赐宴群臣，蔡京在《大清楼特宴记》、《保和殿曲宴记》、《延福宫曲宴记》中都有记载。一些地方官吏和权贵为了博得帝王的欢心，千方百计献上优质贡茶，为此先要比试茶的质量。这样，斗茶之风便日益盛行起来。
斗茶茶品以“新”为贵，斗茶用水以“活”为上。胜负的标准，一斗汤色，二斗水痕。首先看茶汤色泽是否鲜白，纯白者为胜，青白、灰白、黄白为负。因为汤色是茶的采制技艺的反映。茶汤纯白，表明茶采时肥嫩，制作恰到好处；色偏青，说明蒸时火候不足；色泛灰，说明蒸时火候已过；色泛黄，说明采制不及时；色泛红，是烘焙过了火候。其次看汤花持续时间长短。宋代主要饮用团饼茶，饮用前先要将茶团茶饼碾碎成粉末。如果研碾细腻，点汤、击拂都恰到好处，汤花就匀细，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如果汤花泛起后很快消散，不能咬盏，盏面便露出水痕。所以水痕出现的早晚，就成为茶汤优劣的依据。斗茶以水痕早出者为负，晚出者为胜。
斗茶不仅要茶新、水活，而且用火也很讲究。陆羽《茶经·五之煮》说，煮茶“其火用炭，次用劲薪。”沾染油污的炭、木柴或腐朽的木材不宜做燃料。温庭筠《采茶录》说：“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火之有焰者。当使汤无妄沸，庶可养茶。始则鱼目散布，微微有声。中则四边泉涌，累累连珠。终由腾波鼓浪，水气全消，谓之老汤。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苏轼也说：“活水还须活火烹”（《汲江煎茶》），“贵从活火发新泉”（《试院煎茶》）。根据古人的经验，烹茶一是燃料性能要好，火力适度而持久；二是燃料不能有烟和异味。人们常说：水火不相容，但在茶文化中，水与火配合得却那样默契、和谐和统一。
除了茶本身、水质和火候外，斗茶还必须掌握冲泡技巧，宋人谓之“点茶”。蔡襄《茶录》将点茶技艺分为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燲盏、点茶等程序。即首先必须用微火将茶饼炙干，碾成粉末，再用绢罗筛过，茶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