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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是这样的：先在一根木头上竖起一根木柱，把受刑的女子吊起来，放在木柱顶端，使木柱戳入阴道内，然后放开，让该女身体下坠，直至木柱“自口鼻穿出，常数日方气绝”。遍览中国野史，死于木驴的中国女性有姓名可考者不下百人。这不能不说是一门处心积虑的刑罚，为了寻找这种“伟大”刑罚的发明者，我几乎沦为“寻章摘句老雕虫”，终于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寻到了这位在中国历史上口碑极好的神判——施公施世纶。《施公案》中，这位老爷子洋洋得意地将自己的发明展示给看客，看客们快感十足——谁让那女子淫荡，这下，做鬼也是做爱的姿势！
中国历史上对女人使用凌迟也是极少的，主要用于谋杀亲夫、忤逆以及政治犯。由于受刑前要脱掉衣服，原来与皇帝有过关系的，有身份的嫔妃就可以免受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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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神奇的中医不可否认的精湛技艺
我们的中医药，是几亿人经过五千年的实践证明了的。著名的医书《伤寒论》从唐朝到现在也有两千多年，是经过实践证明有效的，是经过总结的相当科学的医书。金庸
之所以在讲到医学的时候先把洋人的牢骚和几段戏谑的文字抬出来，是因为平素生活中我们见到的庸医总是比较多。但这一点丝毫影响不了中医的伟大与玄奥。事实上也是这样，最了不起的事物往往并不总是可以轻见。
中国古代的名医众多，医学典籍也非常多。但是，在信息极不发达的时代，百姓与名医的接触几率也就少了许多。不管如何，扁鹊、华佗、孙思邈、钱乙、李时珍……这些伟大的名字如皓月般挂在中国文明的重要部位，让人发出无尽的追思。
下面所记述的是信手拈来的几个故事，与浩瀚的神奇中医相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
用药如用兵
对于用兵，许多人认为是军事家的事情，与平民无关。尤其在如今的太平盛世，这一点越发明显。然而，在兵荒马乱的古代社会中，情形就大不一样了——百姓茶余饭后更多的谈资便是战场上的生杀成败。这一点在医学界也有体现。背着药箱的医生同时背着被医者的生命，因此，他俨然战场上的将军，可以很自豪地说上一句：“用药如用兵”。
说来真是形象得紧，身体染了病灶，如同被敌人觊觎已久的领土暂时被敌人占据，用兵用得好，可以恢复领土主权，用兵用不好，不仅收不回领土，还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甚至，领土尽失。对生命体而言，自然是该寿终正寝了。
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中对于“用药如用兵”有着很精彩的阐释——
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荣为充，而毒药则以攻邪。故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
故病之为患也，小则耗精，大则伤命，隐然一敌国也。以草木之偏性，攻藏府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是故傅经之邪，而先夺其未至，则所以断敌之要道也；横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则所以守我之岩疆也。挟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则敌之资粮已焚；合旧疾而发者，必防其并，则敌之内应既绝。辨经络而无泛用之药，此之谓向尊之师；因寒热而有反用之方，此之谓行间之术。一病而分治之，则用忧可以胜众，使前后不相救，而势自衰；数病而合治之，则并力捣其中坚，使离散无所统，而众悉溃。病方进，则不治其太甚，固守元气，所以老其师；病方衰，则必穷其所之，更益精锐，所以捣其穴。
若夫虚邪之体，攻不可过，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富强之国，可以振武也。然而，选材必当，器械必良，克期不愆，布阵有方，此又可更仆数也。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今天看来，这篇短小的论述依然有着非常强烈的可借鉴意义。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医用药的典范。“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这句话是对魏晋时期服食以求长生者的总结。事实上也是如此，大量靠吃药乞求长生不老的人最终暴毙。就好像经常无端挑起战争的人，最终很难有好的结局。如今的电视广告上，各种补药铺天盖地袭来，试问，身体如何能够消受得了？
中医非常讲究因人施药。“若夫虚邪之体，攻不可过，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此原则中体现了中国哲学中最伟大的“和”的精神。逢事不可过，用药如此，用兵自然也是如此。也只有如此，才可能让病人得到恰当的治疗，才可能保证立于不败之地。
能起死回生的小小银针
针灸疗法如同几年前流行一时的刮痧疗法一样，为大多数西人所不理解——一根小小的银针，扎在身上就能治病，这究竟是为什么？
针灸疗法的基础是中医经络学说。按中医古籍的说法，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它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脏腑联系的网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经络好比一棵树的枝干，而针灸的穴位，就分布在这棵树的各条枝干上。中国对针灸术的发明，其意义不亚于口耳相传的四大发明。中医第一部经典《黄帝内经》中就记载了系统的针灸理论。两千年前的《八十一难经》中写着，用针刺“俞”位，即可止痛。古代中医总结出的四总穴歌，至今被奉若圭臬——“面口合谷收、头项寻列缺、腰背委中求、肚腹三里留”。意思是说只要扎对合谷、列缺、委中、三里等穴位，相应部位的疼痛即可针到病除。西晋名医皇甫谧所著《针灸甲乙经》中记载的可行针的穴位就有349个，已经非常完善。
为了使学生掌握针灸穴位经络循行方向，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就绘成针灸腧穴图。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针灸穴位图进一步发展，一般绘成正面、背面和侧面三种，有的图还带有彩色，以标记不同的经络走向，易于辨认。唐代的太医官在教学时，基本上就是先在针灸腧穴图上讲解，然后再在人身上实习、具体操作。然而，针灸腧穴毕竟还是绘在纸上的平面图，估计有时也不容易弄得准确，这是通过唐代十分发达的医学教育之后，人们得出的一个结论。
直到宋朝，才出现了仿人体塑造而成的针灸铜人。
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宋仁宗诏命翰林医官王惟一制造了两具针灸铜人，其高度与正常成年人相近，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体内雕有脏腑器官，铜人表面镂有穴位，穴旁刻题穴名。同时以黄蜡封涂铜人外表的孔穴，其内注水。如取穴准确，针入而水流出；取穴不准，针不能刺入。
针灸铜人慢慢成了后来经络腧穴教学不可缺少的教具。明清等朝陆续制作了不少这样的铜人。清政府令吴谦等人编撰《医宗金鉴》，为鼓励主编者，曾铸若干具小型针灸铜人作为奖品。这批针灸铜人现在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藏有一具，系女性形状，高46厘米、实心，表面有经络腧穴，但造型欠匀。中国历史博物馆亦藏有一具针灸铜人，高178厘米，为晚清制造。
中医针灸疗法治疗好的病人不计其数，小小的银针也因此被称为“起死回生针”。
柳枝接骨
中医一直固执地认为自然与人是和谐的，中医的经络学说、阴阳学说、中草药的运用等等无一不是来自于对自然界的大悟。
然而，直接把自然界的不相干的物种拿来嫁接到断裂的人体上，听起来还是有些玄之又玄。
在傅青主《金针度世》一书中就有关于柳枝接骨的记载：把剥去了皮的柳枝整成骨形，柳枝中间打通成骨腔状，然后放在两段碎骨头的切面中间，代替被切除的骨头，在安放时，木棒的两端和骨头的两个切面都要涂上热的生鸡血，再把一种能生长肌肉的“石青散”撒在肌肉上，把肌肉缝好，在接合部位上敷上接血膏，夹上木板以固定骨位，便大功告成。
植入骨中的柳枝，会渐渐被钙化，成为骨骼。
自然的植物成为人体组织的延伸，可谓是上帝的造化了。
药王孙思邈
药王孙思邈，隋唐时人。有《千金方》传世。民间流传的关于他的神奇故事不胜枚举。
有一次，孙思邈行医途中，遇到四个人抬着一口薄棺材向郊外的荒丘走去，后面跟着哭得泪人似的老婆婆。孙思邈定睛细看，发现从棺材的底缝里滴出几滴鲜血，便赶紧上前挡棺询问详情。原来棺材里是老婆婆的独生女儿，因难产刚死不久，胎儿仍在孕妇的肚子里。孙思邈听罢寻思：这个产妇可能还有救。于是，请求抬棺材的人赶紧撬开棺盖。只见产妇面色蜡黄，伸手摸脉竟发现还有微弱的跳动。他赶紧取出随身携带的银针，选准穴位，扎了下去，并采用捻针手法，加大力度。过了一会儿，“死去”的产妇竟然奇迹般地睁开了双眼，苏醒过来，同时腹中的胎儿也生出来了，发出一声清脆的啼哭。老婆婆见孙思邈一针救了两条性命，倒头便拜，四个抬棺的也长跪不起。从此，孙思邈能起死回生的声名传开了，被人称为“活神仙”。
钱乙自治
《宋史·方技》记载，北宋大医学家、“儿科之圣”钱乙，医术高超，但性情倔强。中年之后，他得了怪病，久治不愈。但还是坚持按自己的意念来治疗。后来病情加剧，他叹息着说：“这种病就是‘周痹'啊，如果侵入内脏，就会死人的。我大概是要死了吧。”不久他又说：“我可以把病转移到手脚上去。”于是自己制作药剂，日夜饮用。他的左手和左脚便突然间卷曲不能伸展了。他高兴地说：“可以了！”他的亲朋好友到东山去采到了比斗还大的茯苓，他就按医方上的方法服用，直到把它吃完。这样他虽然半边手足偏废不能用，但却骨节坚强和健康人一样。后来他以有病为理由，辞官回家，再也没有出过门。
钱乙处方用药时并不拘泥于某一师某一门。他什么书都读，对于古人的医疗方法也不拘泥、固执。他治病就像带兵打仗一样，经常安全地越过险要地带，故意暂时放纵敌人然后一举全歼，但结果又与医理吻合。他特别精通《本草》等书，分辨其中失误和遗缺的地方。有人找到奇怪罕见的药物，拿去问他，他总能说出该药的生长过程、形貌特点、名称和形状方面与其他药的区别。把他说的拿回去与书对照，都能吻合。
晚年，他的瘫痪症状有所加剧，他知道自己治不好了，便把亲戚们找来告别，换好了衣服等待着死亡的来临，就这样去世了。他活了82岁。
鸡鸭鱼肉皆可入药
在我国古代众多的养生家中，有这么一个流派，他们既不主张呼吸吐纳，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