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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提高了薛涛的社会地位。一千多年下来，薛涛的诗尚传世90首，李冶的也有14首，实属不易。而且，她们的诗作都被收入了《全唐诗》中。
然而，仅仅有文采就可以逾越男性所设置的道德标准吗？个中秘密何在？
原来，在男性设置的道德规范下，有文采的风尘女子适应了他们的一种需求——为寻求异性刺激和抒发抑郁感情，为研讨诗文，为显示雅士风度，为出风头和提高名声——从某种意义上，能够与有文采的风尘女子在一起，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如薛涛一般的风尘女子聪慧过人，修养也很好，是文士雅聚的理想坐客和监令。有她们出场，男士们兴致就上来了。据《唐语林》记载，一次西蜀官员聚会，薛涛在座，行酒令，要求语带禽鱼鸟兽内容，一位刺史说“有虞陶唐”，其实“有虞氏”非鱼，说错了，大家忍住没笑出来；轮到薛涛，她说“佐时阿衡”，众人说她话里没有鱼鸟，应当罚酒，她却笑着辩解：“衡”字里有小鱼子，刺史大人的“有虞陶唐”才没有一点鱼呢！说得众人大笑起来，那位刺史也才恍然大悟。薛涛机智风趣的应对，令满座生辉，妙趣横生，士大夫当然要征召她们游宴了。
元稹《寄赠薛涛》说：“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薛涛写了那么多的赠答诗，原因就在这里。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官员地位不稳定，妓女年老色衰就更悲惨，两者之间有着命运无常的共同点。被贬江州的白居易，见到“老大嫁作商人妇”的长安妓，同病相怜，写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著名诗句。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风尘女子想要在社会上立足，就必须遵守这个规则，想方设法得到士人的赏识。因为士人不仅能抬举她们，也能贬抑她们。据说以写侠士诗闻名的唐人崔涯，每将诗题于娼肆，不胫而走。他的毁誉，能令这个娼馆或者门庭若市，或者门可罗雀。他写诗嘲笑李端端，李忧心如焚，请他可怜，另写一首好的，他应允了，于是豪富争到李家去。
士人的社会生活需要捧出名妓，名妓更需要士人的扶持。双方实现了生物学上的共生关系。
“娼圣”
三百六十行中，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为自己所从事的行当找一个“开山鼻祖”或圣达贤人。比如教书先生把孔夫子当鼻祖，木匠认为鲁班是鼻祖，音乐界推李龟年为“乐圣”，爱茶人称陆羽为“茶圣”，就是这个道理。娼妓也不例外，为了表示这个职业的合理合法，她们也找到了自己的“娼圣”，也就是娼妓神。
是谁当此重任呢？据称是春秋时的大政治家管仲。清代的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云：“娼族祀管仲，以女闾三百也。”关于“女闾三百”一事，《战国策·东周策》云：“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明人谢肇浙的《五杂俎》云：“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由于管仲是历史记载最早公开地、大规模地设娼者，所以被后世妓女奉为祖师与神明。
除管仲外，古代娼妓还信奉白眉神。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白眉神长髯伟貌，骑马持刀，与关公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师人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者”，必大恨，其猥亵可知。徐珂的《清稗类钞》说他又叫妖神：“娼家魔术，在在有之，北方妓家，必供白眉神，又名妖神，朝夕祷之。”千百年来，娼妓对白眉神十分恭敬，“初荐枕于人，必与艾僸（老公猪，指嫖客）同拜此神，然后定情，南北两京皆然也”。
娼妓为男人们提供的效率与公平
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男性实行的是一种有限的性自由。它的限定条件就是：只要是不会破坏婚姻和家庭的性关系就允许；凡是有可能破坏婚姻家庭的性关系，则必定严厉谴责与禁止。也就是说，一个拥有相当的财产和社会地位的男人，在家里完全可以除了妻子以外，再拥有妾（小老婆），拥有婢（丫鬟）。他可以只跟妾过性生活（但是不能因此而抛弃正妻），也可以与婢发生性关系（只要事后把她“收房”，纳为妾）。但是在家庭以外，他却不能与任何女性通奸，也不能拥有任何现在意义上的“情人”或者“第三者”。这是因为，如果女方已经结婚，这就会破坏别的男人的婚姻；即使女方还没有结婚，她的失贞也会破坏她将来的婚姻，或者使一个其他男人无法找到老婆。这就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里非常根深蒂固的“社会公平”的内涵在性关系方面的具体化。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限定，就必然会有让步和另外的宽容。那就是允许娼妓的存在和男人有限度的嫖妓。这是因为，娼妓的社会身份往往是非自由人或者半自由人（所谓“卖身”、“养女”等等），不可能与一个有一定财产和地位的男人结婚，充其量也不过是被男人“赎身”而成为他的小老婆。这虽然往往会使这个男人很丢脸或者没面子，但是却并不违反社会制度。怪是怪了一些，但是毕竟无伤大雅，于别的男人无妨，社会当然不会大加干涉，笑话笑话而已。对于低阶层的男人来说，就是明媒正娶一个妓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那个妓女在婚后能够恪守妇道就行。
这样一来，妓女的等级实际上就与社会上男人的等级相一致了：贫寒之男只能去烟花巷里的娼“寮”（寨子般的），找那些惨不忍睹的烂娼；小康之男可以去一些有头有脸的妓“院”（像个家居），找那些类似小家碧玉的妓女；而那些体面的男人则去那些够得上“楼”（富贵显赫之处）的地方，找那些往往是远远胜过妻妾婢尼的高级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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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暧昧历程对中国古代同性恋的考察
普通的友爱是允许的，但同性间的性爱抚、性抓伤、咬睫毛和嘴唇接触等都应该遭到厌弃。［英］马林诺夫斯基《未开化人的恋爱与婚姻》
有关中国古代同性恋的记录非常之多，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不少有关同性恋的文献流传下来，这种流传与保留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
迄今为止，同性恋依然被很多人视做一种病态心理的反映。而在信息相对闭塞的古代社会，这种隐秘的事情是如何传播的呢？看了这些被记录得神乎其神的细节，你会不会对古人的传播能力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君王同性恋
《战国策·魏策》中记载，有一天魏王和他的男宠龙阳君一起钓鱼，龙阳君钓了十几条鱼，可是却很伤心。魏王问其故，龙阳君说：“当我钓到第一条鱼时满心欢喜，后来我又得到更大的就把第一条扔了。现在我受宠于你，可四海之内漂亮的人很多，有朝一日我就会像第一条鱼那样被扔掉。”魏王说：“你有这种想法为何不早告诉我？”于是发布命令，如有人在魏王面前提出另一个美貌者，就满门抄斩。当时统治者利用权势玩弄俊男很少有不移情别恋的，魏王颁布这一命令足见其用情专一。
清代帝王中最有同性恋嫌疑的当属乾隆。《清稗类钞·异禀类》记录了一个妃子的死。说，清世宗（雍正帝）的一个妃子，美貌娇艳。乾隆十五岁那年，进宫办事，从那妃子身边过，看见妃子对着镜子梳头，乾隆心性天真，便上去从后面捂住那妃子的双眼，想与妃子开个玩笑。妃子哪里知道是太子，被乾隆这么一捂，吓了一大跳，顺手把梳子朝后砸了过去，正好砸在乾隆的脸上。乾隆一疼，立刻放手。第二天，世宗发现了乾隆脸上的小伤疤，问他怎么弄的，乾隆不肯说。后来在严厉斥责之下，乾隆才如实说。太后闻听，怀疑妃子调戏太子，立刻把那个美貌妃子赐死了。乾隆大哭，把一根手指染成红色，在妃子的脖子上点了一下，说，“是我害了你，如果魂灵保佑，那就让你在二十年后和我相聚吧。”
乾隆中叶，和月薰傺纳矸萁隽琐且俏溃咛骞ぷ魇翘Ы巫印Ｓ幸惶欤∫胪獬觯执僦湔也坏交聘牵∫仕闹苋说龋骸罢馐撬墓В俊焙瞳｜连忙说：“典守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乾隆循声一看，觉得和馊朔浅Ｑ凼欤从窒氩黄鹪谀睦锛；毓螅匾渥约捍有〉匠赡曛涞氖虑椋腿患渚醯煤瞳｜与那位因为自己而受牵连死去的妃子面貌相似。于是密召和牍邢腹劭此牟弊樱⑾帧爸负塾淘凇薄Ｇ∫隙ㄑ矍暗暮瞳｜就是那美貌妃子转世，对和氨读薄Ｖ螅瞳｜的仕途一路扶摇，终至相位。乾隆爷即将退位时，对和担骸拔液湍愎叵捣峭俺＃笕私蝗菽恪！惫唬吻斓奂次徊痪镁桶押瞳｜赐死。
这则记载于《清朝野史大观》中的文字传奇至极却大有可信之处，否则，以乾隆爷的明察秋毫，怎能不知和尢埃克圆徊榘焖蟾耪且蛭贾涞哪持痔厥夤叵怠！ �
男风
宫廷同性恋当然会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真正使男性同性恋形成一种社会风气的，应该说还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性观念和性取向的改变，尤其是士人和官员的广泛参与。在中国古代，士人是社会风气和潮流的领导者，他们的趣味和倾向有时往往会比朝廷的诏令更具号召力。
大量的文学作品中细致地反映出男风的生活，这体现出文人士大夫对男风一事的宽容。汤显祖的《牡丹亭》第二十三出《冥判》，以十分轻松幽默的笔调，写出了酷好男风的李猴儿在冥间所受到的喜剧性的发落。现实生活中，汤显祖对同性恋行为同样很是宽容甚至赞赏。
万历十二年，当时的礼部主事、名士屠隆因为喜好男风而遭罢官。时隔一年，著名的戏曲家、南京国子监博士臧懋循又因“风流放诞”，“与所欢小史衣红衣，并马出凤台门”而受弹劾罢官归里。汤显祖把这两件因好男风而罢官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写了一首传诵一时的《送臧晋叔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其中有句云：
君门如水亦如市，直为风烟能满低。
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
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
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球。
杨柳花飞还顾渚，箬酒苕鱼须判汝。
兴剧书成舞笑人，狂来画出挑心女。
仍闻宾从日纷纭，会自离披一送君。
却笑唐生同日贬，一时臧呣竟何云。
这种敢做名教罪人的叛逆精神和蔑视世俗名利、追求纵情适性的洒脱风度，对当时士人震动很大，明末时钱谦益犹赞叹道，“艺林至今以为美谈。”汤显祖毕竟还只是一个开明的文人，而晚明名士张岱则更进一步，身体力行之。他在《自为墓志铭》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来概括自己的早年生活：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