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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大家讲，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大家看到我这种啊，就算是嚣张好了，或者张牙舞爪好了，我告诉你我的一些人生观，我所看到的一些人生的规则，我把它叫做人生的金律，金颜色的金，金子这种教条，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生，要相信一些教条，这就是我所相信的教条，敌友的关系，就是我所相信的一个教条，我不承认那种无条件的对敌人的原谅，我是不承认的，可是我也不承认用这种紧张的方法来处理敌友关系，把自己弄得不能睡觉，敌人没死你先死，这种搞法我认为是很愚蠢的。所以从暹逻斗鱼到这些蛤蟆，我觉得都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他没有很准确地把自己的能力做一个评估。大家看这张照片，什么东西呢？这就是当年这种大力士所试验的，他能够举重举多少的重，这就是很准确的一个量力的动作，如果力量评估不好，你可以举重举的更多，可是你没有举出来，就低估了你的力量，可是如果你量力量的不好，超过你的力量，逞能，你就会受伤。所以这种运动，一个对自己的评估是非常重要的。我给大家展示过一个照片，当年一个英国的拳击手，他打敌人没打倒，结果把他自己打下台去，就这样子看到没有，他自己把自己打倒了，这是这种情况。我的意思，这种情况是要避免的。
所以我认为处理敌人和朋友的关系，我必须说我真的欣赏，真的佩服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他们的族群被德国人干掉了六百万，可是以色列人复国以后，他并不是相信一般所说的耶稣的观念，就是说原谅你的敌人，没有这个事情，他要追杀这些敌人，所以呢，他们天涯海角去找当年迫害他们的这些德国人，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人，就是艾克曼。以色列人到了南美找到了艾克曼，把他绑票绑回来，就这个艾克曼，然后把他给干掉，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哲学，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他们的这个哲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今天扯了这些，代表什么呢？代表告诉大家在人生的过程里面，我老眼平生空四海，我也看了太多的事情，这些看的事情，不完全根据我的经验，也根据我的一些从书里面得到的一些经验，这不是直接经验，是间接的，可是这种经验的变化里面，我也觉得人生有很多你不能够评估的这一面，它会出现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我在台湾的“立法院”，有一天我下电梯，在电梯门口碰到了翁林澄先生，他是在做十大青年直接选拔的总干事，他说我们正要找你，他说北京大学的副校长郝平博士来了，正要找你，可是我们就约时间，怎么约都不拢，结果阴错阳差，郝平副校长回到北京了，我很抱歉这一次没有能够见到副校长。可是副校长带了几个资料给我看，第一个就是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毕业的时候，这个是一九二六年国立北京大学的毕业录，我父亲是北大毕业生。注意当时他是二十八岁，年纪很大了，这是我父亲。这是当时北京大学的校旗，这是副校长非常好意地影印给我的资料。虽然这个资料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展示过，可是这张照片呢是我非常地感动的。这张照片是我父亲当时在北京大学，这张照片我从来没有见过，我是第一次见到，谢谢这副校长带给我这么好的一个资料啊。然后副校长又带给我当时的一个北大的学生名册里面的成绩，我的父亲就是李鼎彝，二十八岁，吉林扶余人，民国九年九月一九二零年九月到校。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毕业总成绩是七十二点二，也还算过得去的。我们看到当时北京大学的这个学生名册，为什么有这个名册呢？因为当时毕业生只有两百多个人。所以我们看到啊，一个毕业生是多么的珍贵。
我举这个例子给大家看，就是告诉大家，人生有很多的这种际遇，如果我不在台湾做了这么多的闹事，如果我不在凤凰电视台做这个节目，我也很难跟北京大学能够结这个缘，我想他们也不会注意到有这么多的资料，我父亲的资料从北大里面出来。这就我讲人生的很多的事情是不可知的，这个不可知包括你的敌人和朋友，有的时候他不该做你的朋友，他做了你的朋友，有的时候不该做你的敌人，也做了你的敌人。我举个例子看，大家看这个新的资料，《人民日报》五月十六号，这个《连宋风头劲》，这个再看到我们再看到这个《国际航空报》，大家看到没有，五月十六号，胡锦涛总书记跟亲民党的宋楚瑜握手的照片。我们再看到这个《东方早报》，谈到了胡锦涛宋楚瑜达成六点共识，我们再看《北京晚报》，宋楚瑜讲演，在清华讲演，说有智能找出两岸的最大公约数。
我好象讲的很拉杂，重点讲的什么呢？重点就是说，不管是敌人朋友，有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都是不可知的，像宋楚瑜过去是我的敌人，后来呢变成我的朋友，可是不管他是敌人还是朋友，对我来说，他是政治人物，我跟他是不属于一类的人物，我分得很严格，就是这个人物是政治人物，而我这个主轴是谈思想的，这是两类人物。到今天我还是把它当成我的人生金律，黄金式的信条之一的，就是当他是政治人物，我就会把他界定在一个范围，当他不是我做另外一个界定，好比说我跟大家讲，北京大学当年的校长马寅初，我觉得他就不是政治人物，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的人口政策，提到中国人口太多了，我们如果不控制生育，中国的人口不可收拾。可是当时他的看法跟毛泽东是不一样的，毛泽东认为人多好办事，这两个人的看法顶住了，结果毛泽东说了算，所以就把马寅初打下去了。他虽然是北京大学校长，可是呢大家攻击他，说他言论是错误的。马寅初很了不起啊，他就顶到底，干到底，最后怎么样？最后毛主席也死了，最后证实了马寅初的看法是正确的，可是太迟了，中国人无缘无故多了几亿人口出来，增加我们整个的负担。
这就是告诉大家，思想性的人物是多么的重要，他真的为我们的国家做出来正确的导向，可是政治人物跟不上我们中国的局面，有时候会有打压这种不公平的局面出现，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那种主张思想的人物，提倡思想的人物，如果有坚定的伟大的坚韧的人格，像马寅初校长这样子，我们觉得是多么的不容易。这就是我李敖今天所要告诉大家的，我一辈子走的路，就是这样的路，我看不起政治挂帅，政治挂帅这里面就没有是非了，就没有冷静的评估了，常常是错误的，政治挂帅的时候，一定后面有一个思想在指导它，在督促它，可是当这个思想本身有问题的时候，当然还要修正啊。过去我们多少中国人在一个后面思想的指导之下，在推动我们的爱国活动，那个后面什么人啊？马克思嘛！马克思是搞思想的，可是现在我们也发现思想问题，马克思的部分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要走中国人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呢？就是知道搞思想搞错了，那源头活水的部分，这个不是活水出了问题的时候，问题也是一种麻烦。
我今天讲的这些，就是当你锁定敌人跟朋友的时候，真正的敌人不是个人，而是敌人脑子里面的想法，当敌人脑子里面的想法不对的时候，他就会出事，他就会作怪，他就变成你的敌人，可是你不是要消灭他个人，你是要消灭他的思想。可是这种情况，斗鱼不知道啊，斗鱼面对的是我要消灭这些鱼，你只要非我族类我就要消灭你，这个青蛙不知道啊，认为你乌鸦就是我的敌人。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树了很多的敌人，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假想敌，错误的设定，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整个的脉络是这么来的。人要有爱恨情仇，要有快意恩仇，在爱恨情仇和快意恩仇的情况底下，就会有朋友，就会有敌人，可是敌人不是他的个人，而是敌人脑子里面的那个思想，思想是重要的，思想比政治还重要，思想挂帅重于政治挂帅，可是当思想也错误的时候，我们就要修正。所以我觉得邓小平做到最好的一点就是，他真的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对不起，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跟我们现在中国所走的社会主义，这里面有修正的。
这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接受思想领导，思想挂帅的领导，可是什么样的思想，我们会变得非常的关切。这个就是英国的哲学家罗素，他活了九十八岁，他到中国来过，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问题》，他也对中国做了很多的思想方面的这种设定，当然有的也发生错误，现在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发现我们在大方向方面，思想方面出了差错，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政治人物以外的思想人物是多么的重要的。所以我提醒大家，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一点，我们要保持一个好头脑，维持一个比较准确的思想，用这个力量来指导我们的前途，我们才真的变得有希望，否则的话我们的力量，可能消耗在像斗鱼一样，像暹逻斗鱼一样的，自我消耗里面，也可能像那些蛤蟆一样，那些青蛙一样，鼓着肚子把自己毁掉。
第三百二十三集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这一次中国国民党的主席，连战到了内地，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做了一场演讲，里面有一段话，他说一九四九年以后，北大好多的老师和同学们，好像种子一样跨洋过海，到了台湾，尤其到了台湾大学，让自由的种子在台大开花结果。当时，除了胡适之先生在“中央研究院”之外，其他如傅斯年、钱思亮、洪炎秋、台静农、沈刚伯、陈雪屏、蒋梦麟等都在台大当教授，我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告诉大家，很遗憾，连战到了北京大学讲的这段历史，大部分都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胡适先生，当时没有在“中央研究院”，当时“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是朱家华，胡适当时在美国。至于说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到了台湾如何如何，我必须跟大家说，像当时的北京大学的校长，像蒋梦麟，他在台湾大学并没有教书，他早就离开了学术单位。
再举个例子，像洪炎秋，他当时不是从北大毕业来的，他跟这段时间是错开的，后来他虽然他办了一个国语日报，以这个龙头的身份在台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