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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访谈录-反思人文热潮-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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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就是要学习的,挺普通的,没什么。一直在一个地方待着,都不知道外边世界是什么样儿,我好奇,要出来看看,一个人,走得越远越好。我觉得出来上学的人很多都是这种心态。
  陈丹青:对对对,就是那样!可我回去这么写,他们没法相信。他们觉得《西藏组画》就是你弄的,太牛逼了,你出去就是一代人的希望,有位长辈甚至写信给我说:丹青,你责任很重,你在外面是在代我们看世界……我很惊讶:我只有两只眼睛,怎么能代别人看世界。
  查建英:我也没想到,一直觉得你也应该是那种人,和我们出来上学的不一样……
  陈丹青:我很久以后才明白他们问我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我在美国也老在办展什么的,但我不说这些。他们让我谈成功观,我说:中国人出国就已经失败了,谈什么成功。哪有美国人大批到中国去的?中国人从晚清到现在,好几代人出国,谈什么成功啊!我们能不失败,就是大成功啊。
  查建英:是啊,不像大唐那会儿胡人全奔长安来了,外国精英争送子弟来上中国的太学,想跟咱们接轨呢。晚清以后咱们衰弱了,反过来了,只好出去跟人家接轨。胡适当年也有你这种感慨,在留学生刊物上发了一篇文章叫“非留学篇”,说
  “留学为吾国大耻”,留学只是新旧过渡期的“救急之上策,过渡之舟楫”,还说“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
  可惜后来的历史,怎么说呢,咱们不幸接了个歪轨,现在又得再重接,折腾来折腾去这个过渡期就弄得很漫长很扭曲,大家也都活得挺颠簸。唉。那你在外边和美国的艺术家等等也都有接触吧?
  陈丹青:有。
  查建英:不过这些接触好像更加强了你个人化的倾向。
  陈丹青:对。我所认识的美国艺术家都很单纯、个人,是他们教会我做自己,然后什么都看。我不是鸵鸟主义——很多人是这样的,他们出来完全不想看西方——
  我爱看,多好看呀。在国内我一直帮前卫艺术说话,什么吃死婴、脱光,我都帮他们说话,我说:吃死婴也就摧残一个死婴,顶多恶心几个围观者,可是体制摧残多少活人!我操!
  我一直站在当代艺术这一边。艺术家应该左翼,左翼弄政治,弄不好危险,可是弄弄艺术,正好。
  查建英:只是你不身在其中。
  陈丹青:不在其中,但我自己的艺术也一直在变化,我也有左翼基因,文艺的所谓“左”,我的定义就是做人、弄艺术,要“不切实际”,不随俗、不安分。我后来的创作绝对不能想象没有纽约。这变化的过程很难和没有在外边生活过的人说清楚。
  查建英:对啊,你想要是发一个中篇、拍一部片子就“打响了”,就一直被无数崇拜者簇拥着当山大王……
  陈丹青:这是我回国最难跟人说的一个情结。最好不说。昆德拉说,国外有些感受永远不要和老朋友说,不然伤感情。
  查建英:是个软处。膨胀底下往往是脆弱。点破了又能怎样,早些摔跤还能爬起来,晚了真可能站不起来了,废了。在温室里待久了,出来肯定要死,再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怎么办呢,别动窝了,认命吧,反正岁数也大了。当然如果大家能以比较正常、放松的态度来看这类境况,最好。也有这样的。
  陈丹青:孙甘露身上这种毛病一点没有。他跟你坐下来,不谈自己,如果有个什么话题,他就谈这个话题,他在感觉中,不在自我意识中。
  查建英:他非常开放,没有那些什么民族啊外国啊,我代表个什么。别说民族,他连上海也不想代表,中央电视台找他拍了个讲上海的纪录片,完全可以弄成牛烘烘的代言人,但他讲得相当个人化。平常聊起来,他对上海评价之客观之冷静,常常让我这个北京人又钦佩又惭愧——我对北京似乎不容易这么客观,有故乡情结,离开这么多年了,还是免不了为感情左右,对上海也不自觉地带有某些北方人的偏见。甘露似乎没有这种问题。比如,要是有人骂北京,又骂上海,最先憋不住生气的肯定是我,甘露大概坐那里笑。
  陈丹青:他显然不全是靠修养做成这样子,他天性就是这样。
  查建英:他真的很特别,一点都不僵硬。我见到有些国内朋友常有一种感觉:你不是在跟一个人说话……
  陈丹青:他背后有一群人。
  查建英:有一个阵营!
  陈丹青:(大笑)
  查建英:也不光中国人这样。我就认识一个美国人,特雄辩,什么话题他都一套一套的,可跟他谈话你老觉得他不是对着你一个人在说,好像你身后还有好多人,他就是看着你眼球也不聚焦。后来我发现他父亲是牧师。难怪他讲话那么不个人,原来代表上帝,对着整个牧区的会众在布道!他要八十年代来咱们这边肯定能成风云人物。不过,凡会众和群体就有戒律,有某种神圣性,它不是开放性的,防卫意识特强。个人不会这样,个人是谁,就是你自己嘛。甘露是个难得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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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访谈录》之陈丹青(13)



  (本文编辑时有所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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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访谈录》之崔健(1)



  一九八六年北京工体那个沸腾的夜晚,穿长褂、弹吉他的青年,那个高歌“一无所有”的邋遢男人,已经跨过了男人四十的不惑门槛。 
  崔健出生于一个朝鲜族家庭;
  父亲和母亲都是文艺工作者。从十四岁起,他跟随父亲学习小号演奏。一九八一年,被北京歌舞团招收为小号演奏员,开始了音乐生涯。在北京交响乐团工作的六年当中,开始歌曲的写作,与另外六位乐手成立了“七合板”乐队,这是中国同类乐队中较早的一支。一九八六年,崔健写出第一首摇滚/说唱歌曲《不是我不明白》。
  一九八六年;在北京举行的为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当他身背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时,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音乐起处,他唱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时,台下变得静悄悄。十分钟后,歌曲结束时,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中国第一位摇滚歌星诞生了!
  【主持人手记】
  见到崔健之前的几周不断听到他即将获准在北京举行个唱的传闻。虽然小型演出一直未断,崔健已经太久没在北京的大型场地公开露面了——上一次是一九九三年在首体为中国癌症基金会义演。十二年了,这对一个热爱现场演出、在北京有着千万歌迷的摇滚音乐家意味着什么?在二○○四年的一次访谈中崔健曾说:“在中国,艺术家几乎处在无粮无水状态,无粮就是几乎拿不到版税,无水就是没有演出机会……艺术家没有演出机会,就像鱼不能游泳一样。”
  尽管一直夹在审批限制和商业腐败之间,崔健的锐气似乎并未因环境恶劣而稍减,北京的铁杆歌迷们也没有忘记他。年初崔健在豪运酒吧演出,票价不菲却早早售罄。是夜我挤在散发着汗味酒气的人群里听崔健,所有的老歌都是台上一开口台下就震天动地齐声接唱,一曲又一曲,唱得人肝肠寸断,唱得人眼泪哗哗。如果说流行歌曲是时代的标记,那么崔健的歌当得起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标记,它记录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和病痛。还有崔健写的词。我一直认为,那不仅是诗歌,而且是我们那个时代最好的中文诗歌。
  不止一次听人说:崔健过了,崔健老了。可是,如果崔健过了,崔健老了,那标记今天这个时代的中国摇滚音乐人又是谁?
  当夜崔健在掌声、口哨声和“牛逼!牛逼!”的高声大叫声中返场七次。
  数周之后一个下午,谈话地点选在另一家酒吧。那天崔健已经连续接受了好几个采访,因为新CD即将上市,媒体所有问题聚焦在崔健目前的创作及其市场上。我到的时候崔健显然处于又兴奋又疲倦的状态,谈话无论如何也无法在八十年代这个“古老”的话题上逗留。我与崔健完全不熟,想:也好,就听他谈谈现在吧!谈中国传统、文化政策、流行音乐现状,崔健依然锐利、率真、强烈,批判的激情丝毫未减。在中国当下的环境里,对一个摇滚音乐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激情更宝贵?
  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崔健个唱音乐会终于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
  日期:2005年3月24日
  地点:北京。CD爵士酒吧
  查建英: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摇滚乐的?
  崔健:八十年代初吧。
  查建英:当时你在北京一个乐队里吹小号,是通过什么渠道得到的带子?都听过哪些乐队?
  崔健:当时认识一些老外,是他们带进来的,挺杂的,各种各样的带子。那种听音乐的状态最好。
  查建英:还记得一些乐队的名字吗?
  崔健:很多,像TheWho;Beatles;ABBA……多了。
  查建英:听过TalkingHeads吗?
  崔健:听过。
  查建英:有没有某一个乐队或者这些音乐里的某一种东西突然打动了你,使你产生创作冲动?
  崔健:做太细的分析也没必要吧。就是摇滚乐的个人性,这个我特别喜欢。
  查建英:你的歌词有诗的韵味,以前写过诗吗?
  崔健:没有。小时候写过一些押韵的东西,像三句半之类的,就是自己感觉好听而已。
  查建英:你一般都是先谱曲,再根据音乐来填词,对吗?
  崔健:对,音乐就是我写词的老师。
  查建英:八十年代初北京处于解冻期,各个文化领域都在兴奋地酝酿新东西,比如文学、戏剧、美术等等,你那时对这些很关心吗?
  崔健:没有,我一直在文字方面比较差,是靠着耳朵获取知识的那种人。
  查建英:与《今天》诗刊周围那些人有交往吗?
  崔健:没什么交往。
  查建英:阿城说你很早的时候,是抱着吉他给朋友试唱几首你自己写的歌,对他们的反应完全没有把握,是吗?
  崔健:对。那是我写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给朋友唱了试试。阿城那时候给我拿来一个《江水号子》,我把它谱成曲子。当时有一批乐队在弄各种各样的摇滚。
  查建英:但现在大家说起来,好像在“一无所有”之前就记不起还有过什么其他摇滚乐队。
  崔健:其实八五年前后有不少乐队。《一无所有》是八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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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访谈录》之崔健(2)



  查建英:那是你第一次公开演出,在工体。当时大家似乎很意外,没有思想准备……
  崔健:但有需求。
  查建英:有饥渴,似乎在等待这种音乐。你当时对观众那么热烈的反应感到意外吗?
  崔健:意外。现在看来有些东西是当时的一种文化延续,其实如果我当时把它改编成一种商业的东西,也可能就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查建英:比如说改编成什么东西呢?
  崔健:那时候有很多啊,像“西北风”。其实《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就是一首情歌嘛。结果成了一个里程碑。
  查建英:北岛的那首《回答》,也成了八十年代诗歌的里程碑。“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无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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