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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可以从这个座位转到那个座位、从这个染色体转到那个染色体的思想实
在是过于新颖了。麦克林托克事后承认1951年那次会议“确实打击了”她。
“令我吃惊的是，我不能再与他们交往了。我受到了奚落。他们认为我真的
疯了。”“后来，有那么几年，我不能和任何人谈我的想法，也没有人请我
参加学术讨论。”麦克林托克还进行了两次努力。一次是1953年她在《遗传
学》杂志上发表了她的题为“玉米选择位点不稳定性的诱导”的研究论文，
但是只有2人向她索取单行本。另一次是在1956年的冷泉港讨论会上她又作
了演讲，说明她的发现，其结果是遭到了比1951年那一次更多的蔑视。6年
多呕心沥血和精疲力尽的紧张工作招来的竟是遗传学界的摒弃！
当然，并不是说麦克林托克在世界上果真连一位同盟者和赞赏者都没
有。比较有名的有布林克和彼得森，他们在50年代至70年代的研究工作重
复了和证实了麦克林托克的许多发现。我国上海医科大学李采娟教授于1984
年的一次学术报告中提到50年代初她在复旦大学进修时她的老师高沛之先
生曾详尽地向学员介绍了麦克林托克的工作，并指出，“这预示着遗传学的
正统规律即将出现重大的突破。”可是，这些凤毛麟角、独具慧眼的学者不
能抵消压倒多数的同行对她的学说冷漠、抵制的事实。1956年以后，她不再
谈论，也不再发表文章了。
这段沉默持续了十多年。在这期间，由于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到60
年代末已在细菌中发现了可移动的“插入序列”，70年代中期又在细菌质粒
中发现了“转座子”，接着，在果蝇、酵母等真核生物中都发现了转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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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林托克提出的解离因子和激活因子都已用分子生物学的技术测定了其核
苷酸排列序列并弄清了其所以能转座的机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麦克林托克
那曾受人冷漠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意义。她在实际上开创了人们研究基因调控
的先河。她的理论为研究细胞的分化和发育提供了依据。她发现的转座现象
指出了研究肿瘤发生机制的正确途径。麦克林托克一生在事业上的第二次辉
煌终于被人们所理解。以 1983年荣获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为标志，她受到了
全世界科学家的最高评价和尊敬。
像麦克林托克这样的科学家，在科学史上被称为“站在时代前头的人”。
人们要问，究竟是什么使她具有那样异乎常人的远见卓识呢？1983年，美国
东北大学出版了一本介绍麦克林托克的人物传记，书名叫《对生物的钟情》，
我国三联书店出版的中文译本巧妙地将书名译为《情有独钟》。情有独钟，
是上述问题的唯一答案。麦克林托克自己说，她对她的研究对象有“非常强
烈的感情”，她一进实验室就是16个小时，乐此不疲。她与她的研究对象简
直到了“物我相忘”的程度，甚至在休息时耳边也总是缭绕着玉米的呼唤、
小草的尖叫。她甚至说：“如果你真正想懂得肿瘤，你就得成为一个肿瘤。”
麦克林托克曾说：“在科学中到处在谈论着成功者、专利权、压力、钱、
缺钱、剧烈的竞争、命运，事物是这样的相同，我不复知道我究竟可以被列
为一个现代科学家还是一种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
情有独钟，麦克林托克永远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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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登上了双扶手螺旋梯子
——沃森、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
当达尔文还在进行环球航行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考虑，各种各样有规律
的生物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一个细胞是怎么容纳一切所必需的信息，而发育
成为一株特定的花，或一只蝴蝶，一个婴儿的呢？格雷戈尔·孟德尔对各种
豌豆进行了许多年的培育，研究了它们的生长发育，终于发现有一种东西对
豌豆的形态、大小、颜色等产生着影响，而且他还发现，不管这东西是什么，
它总是以相同的方式、按照一定的规律影响着豌豆的生长。虽然当时没有一
个人把孟德尔以及他的研究放在眼里，但在孟德尔去世后许多年，越来越多
的科学家证实了孟德尔的观察结果，并证实了决定生物性状的遗传信息正是
来源于细胞本身。
早在1869年，瑞士科学家米歇尔就发现了一种从细胞核中提取出来的白
色粉末——核酸 （当时取名为核素），后来人们逐渐对它有了更多的了解，
于是给它起了一个更新更复杂的名字，叫脱氧核糖核酸，简称DNA。DNA是一
个很大的分子，它是经过某种复杂神秘的方式形成的。后来又经过大约 80
年的时间，科学家们通过许多科学实验证明，DNA是遗传物质的基础，也就
是说，DNA分子是携带遗传信息的物质。
假如你要建造一幢房子，或一幢办公大楼，就必须准备好一个计划或一
份设计图纸，上面规定了施工过程的每一个细节。但是这种计划如果要和造
一个人，哪怕一只鼠所需要的计划相比，实在是太简单了。因为要造一个人，
你就得为一千亿个细胞以及包括产生新细胞新生命所必需的一切东西订出详
详细细的计划来。堆放这么多的计划图纸可得要好大一个地方啊。而所有这
些复杂事情，DNA似乎都能办到。在细胞核深处的一个小小的分子里面，居
然存放得下所有这些图纸。如此多样复杂的生命完全由DNA控制着。如果没
有DNA的组织，就根本不会有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但是，这种有规律而
又多种多样的新生命的产生决不是一次成功的，而是需要每天成百上千万次
不断变化才完成的。那么生命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如此之多的信息又是怎
么贮藏在这小小的细胞核里的呢？DNA又是如何为整个生命传递信息的呢？
它的结构又是怎样的呢？
全世界各国实验室里的人们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在英国，最早是在伦敦
金氏学院工作的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威尔金斯和他的助手罗莎林德·富兰克
林，他们利用X射线衍射技术来研究DNA的结构。在美国，著名的化学家莱
纳斯·鲍林也开始了对DNA的研究。在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里，英国
人弗郎西斯·克里克和美国人詹姆斯·沃森也着手进行对奇异的DNA结构的
探索。
沃森是美国芝加哥人，生于1928年，1947年在芝加哥大学动物系毕业
并获理学学士学位。后来，他到印地安纳大学，进了以微生物学研究而闻名
世界的“噬菌体小组”，研究“X射线对噬菌体增殖的影响”。不久，他又
到哥本哈根海尔曼实验室学习生物化学。在此阶段，他对遗传学发生了浓厚
的兴趣。1951年，沃森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生物大分子结构学术会议。会
上，他听到了威尔金斯关于DNA衍射图片分析的报告，并看到他所放映的一
张关于DNA纤维的X射线衍射的幻灯片。沃森开始意识到，要解开生物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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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之谜，应该对基因的结构有充分的了解，这样才可能知道基因是怎样工
作的，从而找到生物遗传机制的答案。他说：“进一步实验将表明一切基因
都是由DNA组成，”而“阐明DNA的化学结构在了解基因如何复制上将是重
要的一步。”他的这个观点得到导师劳瑞亚的支持，后经其介绍，沃森得到
“全国小儿麻痹基金会”的支持，在1952年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
室工作，并在肯德鲁指导下，进行蛋白质和多肽结构的分析研究。这时他遇
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同事——克里克。
克里克生于1916年，是英国比安普顿人。1938年毕业于伦敦大学，学
习物理和数学。战争期间，克里克从事武器方面的研究。战后，他舍弃物理
学而对生物学发生浓厚的兴趣，主要原因是，他在1946年读了著名理论物理
学家薛定谔写的《生命是什么》一书。这本书非常清楚地提出了一个信念，
即基因是活细胞的关键部分，以及要懂得什么是生命，必须知道基因是如何
发挥作用的。克里克深受此书的影响，决心从事基因分子结构研究。1949年，
克里克进入卡文迪许实验室，在佩鲁茨的指导下研究蛋白质和多肽方面的问
题。1952年，当他正在考虑基因结构与蛋白质结构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遇到
了沃森，共同的事业把他们两人自然地结合到一起。
1951年，著名化学家鲍林根据结构化学的规律，成功地建立了蛋白质的
α螺旋模型。这个实验给了沃森和克里克有益的启示。他俩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应用X射线衍射方法着手建立DNA分子结构模型。
沃森和克里克经常和一直在伦敦工作的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共同研究和
讨论一些问题。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有一架放大倍数很高的显微镜，而且还
拍摄了一些DNA分子的X光照片。他们那架显微镜当时在剑桥大学是很先进
的。它可以把观察物放大20万或30万倍。如果用它观察一只苍蝇，看上去
足足有1英里长。在这架显微镜下，神秘的细胞活动情况看得非常清晰。
克里克试图用数学计算方法来解决DNA分子结构问题。他整天沉浸于数
学公式里，沉默寡言。一天，他在常去的伊尔小酒店吃饭时，感到一阵剧烈
的头痛，于是连实验室也没去就回家了。他坐在煤气取暖器旁边什么也没做，
过了一会儿又觉得实在无聊，于是他又动手算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发现问
题的答案已经找到了，他是那样的激动。然而这时他又不得不停下来，因为
时间到了，他得陪他漂亮的妻子奥迪尔去参加一个品酒晚会。可是晚会并没
有他们想象的那样有意思，所以他们便早早地回家了。克里克又陷入了沉思。
回家途中他开始考虑这DNA分子一定是某种形式的螺旋体，也就是说它是呈
一圈一圈盘旋形状的。
就在这个时候，沃森正埋头忙于他的X光摄片工作。他一心想要拍摄几
张能显示DNA结构的片子来。他想，如果能找到一个正确的拍摄角度，使他
的片子能显示出分子的结构那该多好啊。
沃森在英国的生活一直过得不那么称心。工作无疑是非常合他胃口的，
可英国的饭菜却总是叫他的肠胃受不了，他把英国的饭菜叫做“无味的肉，
没有颜色的菜，和那煮得稀烂的土豆。”医生为他开了一瓶又一瓶的药，可
他吃了以后一点不起作用，所以他的胃开始剧烈地疼痛，而且几乎天天发作。
另外他在大学里住的那几间屋子冷得叫他实在受不了，他说：“除了睡着了
不知道，我在房里整天能看到自己的嘴里呼出来的热气。”就是在这样冻得
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