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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谈中国人的尊严（2）
在与柏杨交谈的过程中，凡是有他记不太清楚的地方，张香华女士都会在一旁或柔声提醒或嗔笑他记性差，关于这次出书，关于俩人的恩爱生活，则更多的是由香华女士来半开玩笑半叙述。
俗人柏杨——没有一点经济头脑记者：柏杨说这本《爱情毒药》是您一手策划出版的，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么一本书？
张香华：这本书绘画者李淑玲是中国时报插图画家，与我们也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她曾为柏杨一些文章配过插图。一天她说想为我的诗配图出本书，我说与其为我的诗作画，不如为柏杨的文配图更会引起人们关注。我的诗能表达的她的画不见得能画出来，而她纤细幽默的风格与柏杨的老辣相得益彰。于是他们二人就在《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一书中进行了首次图文书的合作，当时没《爱情毒药》这么多图。
记者：您作为小有名气的诗人，当年曾写过许多好诗，那首为柏杨写的《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尤其让人瞩目，如今停笔却当上了他的“经纪人”，您怎么看这件事？
张香华：他一点经济头脑都没有，出版作品就凭一句话往往连合同都不签，这样下去结果肯定会弄得不欢而散的。有一次，有人给他一份合同，他看都不看就签了，我一看原来上边写着对方可以无偿地出版他的作品……所以我只得赶鸭子上架为他四处奔跑出版事宜，甚至代他签售。
记者：柏杨每天的日常安排怎样？
张香华：随心所欲吧，不是说人到了七十岁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吗。不过最近他非常忙，这个月都成了柏杨月了，李行拍了电视剧《莲》也杀青，还有中央大学组织的国际研讨会，远流出版他的全集。平时他不出门时还要写作，他口述，秘书记下来，他再改十遍八遍，通常是给香港《明报月刊》写的约稿。
情人柏杨——相识几个小时他就送来了求爱信记者：您同柏杨结婚二十多年了，怎么看他？
张香华：那要看哪个阶段哦——记者：最初的呢？
张香华：我最初认识他时觉得他身心都蛮健康，当然不是指“大力士”那种健康，也不是刚当选州长的阿诺那种，而是感觉他对人生有很大热情，因为通常曾关在狱中的人都很软弱颓废。
记者：什么时候认识他的？入狱前还是后来？
张香华：当然是他从狱里出来后了，以前也知道他的大名，后来听说他出事了，再后来就没信儿了，以为他被枪毙了。结果1977年他从牢里出来了，我当时在学校教书，一个教授说安排吃饭，要介绍我们认识，我一想他那些犀利的文字就有些担心，我说不想去了，他那么伶牙俐齿我可说不过他，结果一旁有学生说又不是一定要你嫁给他，人家还说不定看不上你呢，就去了。
当时觉得他非但没那么可怕，反而有好的印象。
记者：他当时对你是什么印象？
张香华：哎呀，当天分手不到几个小时他就派人送了封信到我的学校，动作那个快呀……
记者：写什么了？
张香华：这个就不说了吧。于是就交往下去了，差不多半年吧，他向我求婚，我有一点犹豫，时间太短，我搞不清他到底有什么缺点，朋友也担心他关在牢里那么久会不会脑子有问题。
笨人柏杨——我们只算中下阶层记者：20多年来最初的柏杨与现在是一个人吗？
张香华：这其中有重叠的也有不同的了，比如我以前一直以为他很能干，你想，他在牢里又能缝又能补，没有烟还能捡烟头自己做香烟，没有洋火，他可以借着阳光用类似玻璃片的东西点着火；头脑也很好，又有热情……可是很快发现他是个大白痴，有时他要帮忙做什么我不敢让他帮，越帮越忙，什么也不会……
我也是个没有数字概念的人，前一段在苏州有两个晚报记者问我一件事，我拿出随身携带的本子查，发现上面写着“1968年入，1977年出”，我就怎么也想不起来“入”什么“出”什么，还让人家帮我造句，最后想了好几个钟头才猛然想起来是柏杨入狱出狱的年代，我对数字太恐惧。
记者：柏杨一生著书立说不断，在台湾你们家庭算是哪个经济阶层的？
张香华：柏杨写的东西不少，但他不是畅销书作家，不同于《上海宝贝》那种或琼瑶的爱情小说，他是有责任感的人，比如他译的《资治通鉴》。非常中肯地说，我想我们属于中下阶层，因为在这个社会，有钱人太有钱了。但我们又不是穷苦，基本的生活态度就是不要随便膨胀，虽然物质这么丰富。
记者：柏杨对金钱是什么态度？
张香华：他是个大来大去的人，钱还没到口袋里他就敢用，我就比较中庸，欧阳修的母亲那种治家态度非常好，她儿子当大官与否她都那样。我的衣服一般都是菜场货，但穿出来会非常好看，不会花很多钱买名牌。他喜欢买电脑、扫描仪、录影仪什么的，其实根本不用，也没地方放。我经常说他，有的时候他还“挣扎”，但我不给他吵架的机会。哈！
记者：您说这些话时柏杨先生在做什么？
张香华：他在偷听……哈！可他一直认为“他在照顾我”。孩子们都长大了，都在外地，我家中有一只跟了我们二十几年的叫熊熊的猫不久前老得实在不行了，我们就抱它去打了一针，从此我们再也不能接纳别的宠物进入这个家庭了。
序吴刚伐树我洗缸———为大陆版序柏 杨一九八二年，台北最大的一家报社举办一连数场的讲演，邀我参加。我拟定题目：“丑陋的中国人”，想不到立刻就被打回票，主持人告诉我说：“中国人有什么丑陋的？你关住门说给自己听吧！”结果不声不响，就把我从名单里开除。
一九八三年，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学生自治会，邀我讲演，我讲的题目仍是“丑陋的中国人”。自治会主席问我能不能改一下题目，我说：“再改仍是丑陋的中国人”。他请示训导处，同意名字可以不改，但内容不要太过分。我当然遵命，但有一个请求，就是给我一个完整的录音带。学校答应的声音如雷贯耳。讲演那天，进到大礼堂，发现前四五排，坐的全是军事教官。会场虽然挤满了学生，气氛却显得肃杀。讲完之后，大家依例鼓掌。过了十几天，学校把录音带寄来。放在录放音机播出：“各位长官、各位同学……”接着是一片寂静，惟一听到的是带子旋转声，原来是一卷空白，所有的讲词，全被洗掉，多少有点伤感。对付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出狱不久、狼狈不堪的专栏作家，一个堂堂大学堂，竟用这类小动作相待。我是这么重要吗？我不认为我是这么重要。但既然连一个大学堂都认为我很重要，我想我大概是很重要。
次年，一九八四年，我和香华一同接受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计划的邀请。在五月花大楼住了三个月，我们充满了惊奇、愉快、满足，和丰富的回忆，其中的一项就是我在爱荷华大学，再次地讲演“丑陋的中国人”。在一个可以容纳一百人左右俱乐部的教室里，听众三分之二是黄色同胞，三分之一是白人朋友。
我不再叙述讲演的过程，只说讲演结束的时候，刹那间，我感觉到一片幽静，好像深谷那样的幽静。连一声礼貌性的鼓掌都没有，而听众们却一个一个站起来，纷纷离席。我期待握手、寒暄的情景，没有出现。一位台湾留学生，开车把我送回五月花。一路上，我们相对无言。一直到了五六天后，一卷录音带，才辗转到我手上，不知道是谁送来的。香华请一位华人朋友吕嘉行先生帮我整理下来。假设这时候，录音带发现空白，我一点也不稀奇。然而，吕先生全部记下来之后，竟没有一点空白，真是感触良深。我们的东海大学和人家的爱荷华大学，在这一点小动作上，怎么竟有这么大的落差？我向爱荷华大学致敬。
《丑陋的中国人》除了中文本外，还有三种译本，日文、德文、英文。一九八六年，日文译本出版时，我和香华受邀从台北飞到东京。在新书发表会上，一群一口流利中文的日本记者，逼着我问：“以一个中国人的身分，站在我们日本土地上，对你自己的同胞，无情地指责和揭发，使我们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请问你会不会感到羞愧？”我回答说：“我想，以各位流利的华语和各位访问中国时所写出来的报道，我请各位诚实地，用你的专业荣誉保证，诚实地回答我，在看到《丑陋的中国人》之前，难道你就看得起中国人吗？你难道从不耻笑中国人吗？”大家互相看看，尴尬地点点头。我说：“你们事实上根本就看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