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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同情心的贫乏，使狄仁华先生有沉重的感慨，一团沸腾的灵性被酱成一条麻木的酱缸蛆，要它活泼起来，恐怕非一时之工所可收效。
第三部分第一是保护自己圣人曰：“知而不行，不为真知。”仅知合作的重要，而不能在行为上合作，就不算真知。仅了解团结就是力量，而不能在行为上团结，就不算真了解。毛病似乎不出自中国人本性，而出自大家吃儒家学派的药太多，吃得跟柏杨先生尊肚一样，害了消化不良之疾。盖儒家在原则上只提倡个体主义而不提倡群体主义。孔丘先生对那些“有教无类”的二级圣人，教来教去，固然也涉及到群体行为，但涉及的分量却比蚌壳里的珍珠，还要稀而且少，大多数言论都是训练个体的焉。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似乎只有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教小民如何地藏头缩尾，国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维护自己的身家财产；用两句成语，那就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方向走。另一个项目则是求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垂怜小民无依无靠，用御脚乱踩的时候，稍微轻一点；其成语曰“行仁政”。
孔丘先生有一段话，是躲祸消灾的最高准则，其话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翻译成白话，就更明白啦：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天下如果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国家大治，而你却没有弄个官，丢人；国家大乱，你却弄了个官，也同样丢人。
这段“圣人教训”充满了聪明伶俐和见风转舵，人人变成了滑不溜丢的琉璃蛋。别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当官，等需要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他却脚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个人占尽啦；把儿子女儿送到美国“传种”的老头老太婆，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统，可当孔孟学会理事矣。在势利眼里，只有努力适应，努力使自己安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识分子连可能有瓦片掉下来的地方都不敢去，则对政治的腐败、小民的疾苦，事不干己，看见了就假装没看见。盖看见难免生气，生气难免要嚷嚷，嚷嚷难免有祸事。呜呼，儒家的全部教训中，很少激发灵性，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满志。啥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所以孔丘先生谁都不赞成，只把穷得丁丁当当的颜回先生，当成活宝，努力赞扬他的安贫气质，却不敢进一步研究研究使这位二级圣人穷成这个样子的社会责任，更没有想到应如何去改造这个群体的社会，而只是瞎着眼教人“穷也要快乐呀”。一旦每个中国人都这么快乐，国家民族就堕落成原始社会。
第三部分尿入骨髓不认真，不敬业，悠悠忽忽，吊儿郎当地“混”，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特征。它在人性上形成的畸形心理，令人流泪满面。盖不认真不敬业的结果，必然产生强大的文字魔术诈欺。嗟夫，“真”在历史文件中没有地位，中国的历史文件就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也不得不走错方向。在这种走错了方向的脚步声中，中国同胞遂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去追求“美”，追求“善”。独对“真”提都不提，一提“真”就摇头，要想他不摇头也可以，那就得打马虎眼。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一致认为文字的力量可以封杀或曲解真实的事实，可以把白的染成黑的，把黑的漂成白的，把二加二证明等于八，把月亮证明四四方方。玩文字魔术的知识分子，十分有把握地认为：天下小民全是狗屎，而大批酱缸蛆也偏偏心甘情愿地──而且用一种潘金莲喝尿的精神，来坚信自己并没有受骗。怪不得苏西坡先生叹曰：“尿入骨髓，化作酱缸泪。”该泪流到今天，都没流完。
第三部分洋人进一步，中国人退一步祖先崇拜在本质上是充满了灵性的，可是再优秀的细胞都可能堕落成致命的癌，灵性有时候也难免堕落成僵尸。祖先崇拜遂一步栽下楼梯，成了对僵尸的迷恋。孔丘先生是驱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结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托古改制”，“古”跟“祖先”化合为一，这是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最早最先的灾祸。孙观汉先生曾在《菜园里的心痕》中对此生出很大的困惑，盖外国人遇事都是进一步想的，中国人遇事却退一步想。呜呼，“退一步”，这正是儒家那种对权势绝对驯服的明哲保身哲学。其实，“退一步”只不过是果实而已，在孔丘先生当时，这种思想已经十分浓厚，他阁下对社会的不平、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都有深切同情，而且也有其解决的方法，不过他的解决方法不是努力“向前看”，不是提出一个新的时代方案，而是努力“向后看”、“向古看”、“向祖先看”、“向僵尸看”，看三皇、看五帝、看尧舜、看周文王。他的本意可能只是画一张蓝图挂到祖先的尊脸上，以便当权派有个最高榜样。但这种本意被时间冲淡，也被酱缸蛆曲解。于是，“古”也者，就成了黄水直流的香港脚，无论干啥，如果不捏捏该脚，就不算搔到痒处。必须捏得龇牙咧嘴，又唉又哼又哎哟，才是真本领，才算舒服得没啥可说。死祖先进而化成活僵尸，不但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成了万能的百事通，而且还忠勇俱备、品学并臻。道德高涨时，一辈子连女人都不看一眼，每天呆坐如木瓜，啥都不敢想，要想也只是想“道”（好像听哪个酱缸蛆说过，孔丘先生到死都是个童身，真是守身如玉，可为万世法者也）。
对僵尸迷恋的第一个现象是：“古时候啥都有。”凡是现代的东西，古时候都有，原子弹有，辐射线有，飞机大炮有，汽车有，民主有，共和政治有，砍杀尔有，拉稀屎有，人造卫星有，公鸡下蛋有，脱裤子放屁有，西服革履有，阿哥哥舞有，迷你裙有，等等等等，反正啥都“古已有之”，无往而不“有”。只要你能出一个题，酱缸蛆都能写出一大串古时候都“有”的典故。既然啥都有啦，潜移默化，中华民族遂成了一个肤浅和虚骄的民族，盖你那些玩意都是俺老祖宗搞过的，有啥了不起？自己搬块大石头挡住自己的去路，只好在自己的太虚幻境里，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
──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是一种“意淫”，说这话还是“直八哲学”，如果说老实话，对僵尸的迷恋简直是一种他妈的手淫，更要斫丧元气。
第二个现象比第一个现象还要使人怒发冲冠，那就是：“古时候啥都好。”仅只啥都“有”不稀奇，必须啥都“好”，才算够水准。这种畸形观念，大概秦王朝统一中国时就很严重，惹得皇帝老爷嬴政先生一肚子火，再加上宰相李斯先生直打小报告，于是陡起杀机。呜呼，柏杨先生可不是拍巴掌赞成焚书坑儒，而只是说“古时候啥都好”的毛病也是“古已有之”，并不是最近才抬头的新兴势力。两千年来，不要说是一种思想，像硝镪水一样侵蚀着灵性，就是一天只滴一滴水，也能把喜马拉雅山滴出窟窿。
所谓“好”，似乎不是指东西好，大概再伟大的酱缸蛆，都不好意思说穿草鞋比穿皮鞋好，用丈八蛇矛比用机关枪好，骑牛骑驴比开汽车坐飞机好。所以，古时候啥都好者，可能限于四个节目（但这四个节目却是大节目，已够中国人奄奄一息），该四个节目者，曰“人好”、“事好”、“书好”、“名好”。夫“人好”者，不用介绍，大家的口头禅就是“人心不古”，这口头禅真是口头禅，只要有人稍微碰他一下，这口头禅就会像吃了屁豆似地立刻放之。既没有经过大脑，也没有经过心脏。盖他阁下已一口咬定古人都好得顶了尖，不但不会坑他骗他，甚至当他坑了古人骗了古人的时候，古人还要温柔敦厚地向他献旗感恩。古时候的好人说起来车载斗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连孔丘先生都服帖的，莫过于唐尧帝伊祁放勋先生，他连国家元首都不干，而把宝座像烫山芋似的抛给姚重华先生。姚重华先生也是好人大学堂毕业的，在干了四十八年帝王后，又把那玩意抛给姒文命先生。然而他们还不算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许由先生，一听说有人教他当皇帝，就好像谁向他念了三字经“干你娘”，赶忙跑到亚马逊河，把耳朵洗了个干净。
权力是有毒的，当权派当得久啦，免不了就要中毒。古时帝王，大概跟日月潭毛王爷差不多，一个部落的酋长，到了夏王朝，多少建立起来一点规范，开始有点舒服，于是姒文命先生进了棺材后，他的儿子姒启先生就硬是不肯放。这未免使酱缸蛆脸上没有光彩，只好用文字诈欺战术，硬说小民非跟着他走不可。姬发先生父子起兵叛变，把殷纣帝子受辛先生活活烧死，如果依照酱缸蛆的原则和逻辑，这种行为实在该入十八层地狱吃阎王老爷的屎，可是古人既然都是好的，而孔丘先生又在他们父子尊脸上抹了金，就不得不也靠文字诈欺战术。孟轲先生就很文艺化地说他阁下向东征时，西边的小民就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向南征时，北边的小民也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听起来真是悦耳，盖古人既都妙不可言，就索性让他妙到台风眼里吧。
古时候的“人”既然都“好”，则古时候的人干出的“事”，像法令规章之类，自然也都好得不像话，碰都不能碰。如果胆大包天，想改它一改，就像一枪扎到酱缸蛆的屁眼里，听他号声震天吧。王安石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兼思想家，那个纸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大力整顿，恐怕早亡了国──早亡给西夏帝国，还轮到金帝国动刀动枪？王安石先生曾说过一句冲击力很强的话曰：“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这对酱缸蛆真是个致命的一扎，所以酱缸蛆屁眼红肿之余，便把他恨入骨髓（有一点可供读者老爷参考的，凡是抨击王安石先生最烈，或对王安石先生的人格或私生活最污蔑栽赃的，用不着调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赌一块钱，他准是条大号酱缸蛆）。他阁下最后仍大败而归，实在是酱缸蛆太多，难以抵挡。
在历史上，“祖宗家法”成了猪八戒先生的五齿耙，对任何改革，用五齿耙当头一筑，就能把人筑出脑门痈。呜呼，现在学堂里，都是学生坐着听，教习站着讲，盖学生太多，而且一天站上五六个小时，真能站成香港脚。而古时候私垫，却硬是教习坐着讲，学生站着听。这是我们这个自吹为礼义之邦的规矩，可是这规矩到了宫廷那种兽性多人性少的地方，就变了花样。却是皇帝学生孤零零一个人坐着听，大臣教习呆愣愣一个人站着讲。宋王朝时，韩维先生曾建议教习也应该坐，这请求并不过分，可是想不到喝尿分子刘邠先生马上反对。后来程颐先生也建议教习该坐上一坐（他阁下虽然也是一个酱缸蛆，却为了自私，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