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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辞职。当然，同样的结局也完全有可能发生在尼米兹身上。但是即便尼米兹的预见能力达到了如此准确的程度，也不可能摆脱命运的安排。倘若国家需要尼米兹充当急先锋，他是绝对不会犹豫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从辩证的角度看，尼米兹的谦逊作风反而为他日后脱颖而出、叱咤风云奠定了基础。
当金梅尔带着上司的信任和期许赶赴在世界史上永远无法被人忘记的珍珠港就任新职时，尼米兹则继续坐在有着白墙壁的办公室里。他是一个军人，没有外交家的圆滑和政治家的故作镇定。但是他有着惊人的直觉，像雷达一样搜索着瞬息万变的国际气候。
办公闲暇的时间，他笔直地坐在松软的皮沙发上阅读政论报纸和杂志，或者背着手长久地面对海军地图，静静地演绎可能发生的海上战争的战略棋局。那些星罗棋布的太平洋岛屿像一只只引人注目的棋子，吸引着尼米兹深思的目光。他已经预感到，一只贪婪的魔爪正悄悄地移向对美国而言不无重要的那些地方。
1941年夏天，尼米兹感到闷热难耐，他推开临海的窗户，似乎看到了太平洋上空浓云密布、山雨欲来的景象。
由于美国开始限制向日本出售作战急需的汽油。日本两栖部队迅速进占印度支那，从而将矛头指向美国在婆罗洲、菲律宾和新加坡的战略基地。美、英两国政府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立即作出报复反应，冻结了日本的所有资产，使日本的石油资源进口面临彻底崩溃的危险。
美国最高决策层分析，日本当时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第一，通过谈判迫使美方解冻他们的财产，并提供汽油；第二，停止侵略行径，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第三，侵占盛产石油的东印度地区，以保证资源供应。决策者的分析家们认为日本走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极大。
尼米兹从军方情报机构获悉，日本人为了确保向南进攻的侧翼，可能出兵占领菲律宾、新加坡、香港甚至关岛。
尼米兹站在地图前，双手环抱，沉思良久。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日军战舰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他感到这种进攻态势是如此凶狠，几乎难以受到有效的遏制。1940年，美国舰队在海军部的指示下从西海岸调防到珍珠港，这显然不过是软弱的外交击明而已。
不过，外交自有外交的奇妙效用。当英国的舰队驶抵新加坡，对日益严重的危机作出进一步的威慑反应后，忧心忡忡的日本还是派特使赶赴华盛顿，试图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局势。对日本而言，与美英这样的大国开战毕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在各方面作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罗斯福总统在军事上采取“先欧后亚”的方针，试图在政治上安抚日本，以牺牲中国乃至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某些利益为条件，同日本达成暂时的妥协。因此，罗斯福总统直接向日本天皇呼吁，要求他将日军从印度支那南端撤出，以求得所谓“太平洋上的平静”。
那么，这种和平的外交努力能否真正奏效呢？尼米兹对此深感忧虑。他认为美日之间交战不可避免，战争会在某个未曾预料的时候突然展开。但是，以何种方式、在什么地点爆发尚难以把握。
尼米兹侧头望向窗外，一道霹雳闪电正划过黑云翻卷的天空，他快步走向窗边，迅速关闭落地式门窗，拉紧窗帘，走回研究室的写字台前。
就在这个瞬间，他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模模糊糊的念头：日本有没有可能突袭美军在太平洋沿岸的海军基地，给美国海军以毁灭性的重创呢？果真如此，美国的损失将不可估量。因为日本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是具备这一实力的。
尼米兹抓住这一思路，继续展开他的分析：由于欧洲战争爆发，美国的新造舰船大都部署在大西洋。1941年春，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斯塔克将军把3艘战列舰、“约克城”号航空母舰、4艘轻巡洋舰和2支驱逐舰中队从太平洋调往大西洋，美国用于运输船只的护航飞机也主要部署在大西洋战场。英国虽然同意派兵增援新加坡，但它需要集中大部分兵力对付德国海军。荷兰在东方没有轻巡洋舰以上的舰只。因此，在太平洋战场，实际上是美国单独抗击着强大的日本海军。美国舰队各种类型的舰艇均处于劣势。更为不利的是，美国须以3艘航空母舰对抗日本的10艘航空母舰。
尼米兹长吁一口气，他感到心绪烦乱，不愿将这一分析继续下去。他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海军部，但在拿起话筒拨号之后又放下了。毕竟，他的这一想法只是假设，根本无法得到证实，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性意见。从整体战略看，日本未必敢于冒犯美国，首先，日本希望等待欧洲局势的发展，在西方更多地吸引美英力量；其次，日本如果偷袭美国，在海军这一局部领域也许得逞，但必然面临美国与之全面交战，在战略上来讲，是不合逻辑的。尼米兹从可靠的渠道了解到，日本海军的实力人物山本五十六是力主避免与美国公开交战的。因此，尼米兹认为，即使日本方面将要有所行动，它的主要目标将更有可能是新加坡。
诚然，尼米兹即使认定日本将袭击美国，并将这一想法汇报给海军部，也未必会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他的责任只是招募兵员，而不是战略决策。何况他自己也对这一假设持怀疑态度。当时的尼米兹与很多美国高层军官一样，虽然承认日本的强大，却不愿相信日本已经强大到足以正面对抗美国的程度。一个面积类似于加利福尼亚州大小的国家，如果敢于冒犯美国，那无异于自取灭亡。
尼米兹点上一只烟，静静地吸了一口。然后拿起笔，在日本舰队的进攻方向上向南划了一个箭头，又在新加坡三字上圈了一个红色的圆圈。
转眼间，秋去冬来，尼米兹在夏日暴雨季节的预测得到了初步证实。12月初，敏感的美国报纸报道了英国飞行员提供的消息：一支集结在印度支那南端的庞大的日本舰队正向暹罗湾推进。军事专家认为这支舰队将向新加坡发起进攻。
战火硝烟距离美国本土似乎依然十分遥远，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御能力尽管相当薄弱，但好像还来得及弥补。
美日之间真假难辨的外交谈判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日本特使来栖三郎一踏上美国领土，就向记者保证：“日美会谈。形势尽管艰巨，但仍应不失信心，如果不抱希望，我何必不远万里前来谈判呢？”
一些渴望和平的人们将来栖的飞临比喻为“好像是一线阳光刺破乌云，照射了太平洋的海面”。
尼米兹对来栖的表演将信将疑，却又不便过多评论，因为他无权直接过问外交或作战，也不了解美、日之间高层谈判的详情。
12月7日，这是一个晴朗的、令人愉快的星期天。冬日的阳光穿过云层照射到尼米兹家温暖的房间里。尼米兹夫妇正与小女儿玛丽、儿媳琼及孙女弗朗西丝一起欢度周末。尼米兹的两个大女儿，27岁的凯瑟琳和23岁的南希已经单独生活了，她们住在同一幢楼里的另一单元。儿于小切斯特此时正在菲律宾附近的一艘潜水艇上服役。
尼米兹一家人围在餐桌旁共进午餐，午餐的食品丰盛而味美。用餐之后，尼米兹和夫人回到自己的卧室，懒洋洋地靠在皮椅上，欣赏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音乐节目。家中的小狗弗雷科斯从另一房间走过来，静卧在尼米兹脚下。
尼米兹喜欢古典音乐，而不喜欢现代音乐，看歌剧也会打瞌睡。这一天收音机里播放的正是尼米兹所倾心的阿图·罗德津斯基指挥的纽约交响乐团的演奏。演奏曲目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尼米兹微闭双目，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中。
突然，疾风暴雨般的旋律戛然而上。收音机里传来播音员情绪失控的、颤抖的声音：美国在夏威夷的海军基地——珍珠港遭到日本袭击。
尼米兹心中一怔，猛然睁开眼睛，几乎从椅子上跳起来——他最为担心、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看来尼米兹和许多美国高层人士一样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低估了日本军国主义可能采取的铤而走险式的冒险行为。对于疯狂的日本军国主义而言，很多事情的发展是不会按照正常的逻辑关系进行的。
尼米兹本能的反应是想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他的办公室，他要立刻知道这次突然袭击给美国舰队造成的损失程度。他站起身，抓起大衣和帽于，正准备向外走，电话铃声响了，是他的助手约翰·弗·谢弗罗斯上校打来的。上校请尼米兹在家中等候，他将马上用车把尼米兹送到海军部。尼米兹把电话放下，让凯瑟琳通知他的副官兼秘书赫·阿瑟·拉马尔海军少校请他直接赶赴海关部他的办公室。
临出门，尼米兹神情冷峻，以少有的沉重语气说：“上帝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然后与凯瑟琳吻别。
尼米兹坐汽车从家里奔向海军部，路程显得格外漫长，时间似乎过得格外慢。
就在同一时间内，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所有无线电台、中断了橄榄球赛、音乐会和杂耍演出的实况转播，向美国人报告珍珠港遭到日本袭击的令人震惊的消息。最初，人们不敢相信，后来，随着不断插播的简短新闻报道，人们才不得不悲伤地相信太平洋舰队被日本轰炸机摧毁的消息。
这一天距离日本特使来栖三郎抵达华盛顿高呼迷人的和平口号仅仅22天。
作为海军军官的尼米兹将永难忘记1941年12月7日这一天，他能够准确地描述出这一天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深受重创的心情。像许多美国人一样，他将珍珠港遭到的袭击视为美国惨痛的失败，视为美国刻骨铭心的耻辱。
尼米兹清楚地回忆起，在1932年1月，一支由200艘军舰组成的美国舰队，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演习。这次空前规模的演习由哈里·亚纳尔海军上将指挥。他想亲自检验一下珍珠港的防御力量到底有多强！
亚纳尔海军上将坐镇“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率领“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以及4艘驱逐舰组成的“特遣舰队”高速向目标驶进。
2月7日，也是一个星期日，亚纳尔率舰队进抵瓦胡岛东北180公里处。152架舰载机从颠簸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穿越云层，直取珍珠港。轰炸机群的飞行员很快发现，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基地毫无防备地暴露在机翼下方。“空袭”的瞬间，舰载机没有遭到任何防守飞机的拦截，“攻击者”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完全有能力将港内每一艘停泊的舰只炸沉。
遗憾的是，包括亚纳尔海军上将在内的海军高级军官都未能从这次演习中吸取足够的经验和教训，反而被日本间谍偷取了演习的全部详情。果然，9年以后，日本采用了完全一样的手段、方位和时间空袭了珍珠港。不过，这次却不是演习了。
当时作为海军上校，尼米兹对亚纳尔指挥的那次演习并不陌生，但却没有给予特别的重视。荣升将军并负有相当职权以后，尼米兹对珍珠港的空虚防务虽忧心已久，却没有积极进言，呼吁改进。他认为自己是所有失职的美国军官中的一员。
对于珍珠港遭受袭击，尼米兹痛切的心情比其他人也许更多一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