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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下一刻，我们已经是一个新的国家了。高昂的口号声“巴基斯坦万岁！巴基斯坦万岁！”响彻吉大港大街小巷的所有角落。当时我七岁，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血脉中冲动着的民族自豪感。那令人陶醉。
在莫姆塔兹、萨拉姆、我、易卜拉辛和图努之后，母亲又生了四个孩子：阿尤布（Ayub），阿扎姆（Azam），贾汗吉尔（Jahangir）和莫因努（Moinu）。但到我九岁时，我热爱的母亲开始常常无缘无故地烦躁，行为举止也变得越来越不正常。在她比较安静的时候，她会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语。她会一连几小时地祈祷，读同一页书，或是反复不停地背同一首诗。躁动起来，她就大声地用粗俗的话骂人。有时她会肆意辱骂邻居、朋友，或是家人，但另一些时候，她会大声斥骂政客们，甚至是一些死去已久的人。有时她会在头脑里反击那些假想敌，毫无警示地暴烈起来。她经常在夜里突然喊叫，拳打脚踢，我就得帮助父亲按住她，或是努力护住我年幼的弟妹们免受伤害。这样的危机之后，她经常会重新变回到我们所记得的那个甜美温柔的母亲，给我们尽可能多的爱，照顾幼小的孩子们。但我们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复原。随着病情恶化，她渐渐不能了解我们上学的情况了。
父亲为治愈母亲竭尽了全力，花钱给她做全国最先进的医学检测。我的外祖母和两个姨妈都有精神病，我们推测她的病一定也是遗传的，但是没有医生能做出确诊。绝望之下，父亲转向了诸如鸦片治疗、咒语，甚至是催眠之类的异端偏方。对于这些疗法母亲从不配合，无论如何，这些方法一无收效。
倒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发现那些疗法很有意思。看到一个著名的心理医生对母亲实施催眠提示之后，我们就彼此进行自己的催眠试验。我们还发明了用某种幽默来对待她的病情。“天气预报如何？”在我们想预见母亲在随后几小时的情绪时，就彼此这样发问。为了避免激起新的发作，我们给家里的每个人都配上了代号：2号，4号等等。我弟弟易卜拉辛甚至写了个滑稽短剧，剧中，他称我们家是一个电台，母亲总是在“播音”，她以各种情绪来广播她的布道，还有“伴舞”。
父亲一直是照亮着这令人悲伤时期的光芒。他优雅坚毅地适应着这一人生变局，在母亲的疾病持续的三十三年间，他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在各种情况下，照顾着她。他努力做得就像一切如常，好像她仍是1930年的那个索非亚·卡图恩，当时他只有22岁。直到母亲1982年去世，在他们结婚的五十二年间，他始终对她忠诚不渝，恩爱如初。
虽然父亲并不介意在我们的教育和旅行上花钱，但是他持家简朴，给我们的零花钱很少。上高中时，由于在吉大港地区的竞争奖学金考试中获胜，我每月能得到一点津贴，于是我有了一些零花钱，但从来就不够花。我从父亲的零钱抽屉里补足我短缺的部分，这件事父亲根本就没有察觉。除去对书与杂志的兴趣以外，萨拉姆和我还养成了看电影和在外面吃东西的毛病。我们对口味并不讲究。我最喜欢“马铃薯块”，就是一块烤马铃薯塞入煎洋葱，再撒上醋。萨拉姆和我在离家不远的街拐角处那个简陋的茶摊上，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吃这些东西。对于这些外出活动，父亲从不知情。
萨拉姆和我买的第一架照相机是一个简单的盒式相机，我们走到哪儿都带着它。我们像专业人员一样计划并研究我们的题材：人像，街景，住宅，静物。我们在摄影方面的同谋是邻里一个名为“神奇之家摄影室”的照相馆主人。他允许我们用他的暗房，将我们的黑白胶卷冲印出来。我们努力想获得一些特殊效果，甚至给我们的照片上了色。
穷人的银行家我对绘画产生了很大兴趣，并跟一个商业画家学徒，我管他叫尤斯塔德（Ustad），或是“古儒”（Guru，泰斗）。在家里，我把我的画架、画布和彩笔都小心安置好，以便在听到父亲回来的动静时很快就能把它们藏起来。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父亲不相信复制人体形象这类的事。家里一些爱艺术的叔叔姑姑成了我的同谋，帮助和鼓励我。
作为这些癖好的副产品，萨拉姆和我对图形设计也产生了兴趣。我们还开始集邮，并说服邻里的一个店主，允许我们在他的店铺前展示我们的邮票箱。我们经常与两个叔叔一起去电影院看印度和好莱坞的电影，唱那些当时很流行的浪漫歌曲。
吉大港教会学校比我的小学要都市化得多。我的同学大多是从各地调任来的政府官员的儿子，这个学校提供的是全国最好的教育。但特别吸引我的是童子军规划，童子军队部成了我常去的地方。我和其他学校的男孩子们一起，参加训练，游戏，艺术活动，讨论，在乡间徒步旅行，各种各样的节目和许多的集会。在“挣钱周”里，我们叫卖货物，擦皮鞋，在茶摊上作伙计，以募集钱款。除乐趣以外，童子军活动还教会了我，要有同情心，要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并且珍视我的同伴。
我尤其记得1953年那次参加巴基斯坦第一届全国童子军大会的跨越印度的火车旅行。沿途，我们停下来参观了许多历史古迹。一路上我们都在歌唱游戏，但是在阿格拉（Agra）的泰姬陵（Taj Mahal）前，我发现我们的主任助理夸奇·西拉加尔·胡克（Quazi Sirajul Huq）在无声地抽泣。他流泪，并不是为了这座纪念碑或是为了在此埋葬的那对著名的情侣，也不是为了刻在白大理石墙壁上的诗句。夸奇·萨希布（Quazi Sahib）说，他是为我们的命运，为我们肩负的历史重担而哭泣。虽然我当时只有13岁，但他的激情使我深受震动。在他的鼓励下，童子军意识开始渗透到我的所有行为活动中。我一直就是个天生的领头人，但夸奇·萨希布的道德感化让我明白，要想得更高，要有序地引导激情。
1973年，在孟加拉解放战争之后那些骚乱的月份里，我与父亲和弟弟易卜拉辛一起去探望夸奇·萨希布。我们喝着茶，讨论周围的政治动乱局势。一个月以后，夸奇·萨希布在睡梦中被他的仆人残忍地杀害了。他当时已是一个衰弱的老人，那个仆人抢走了他的一点点钱。警方根本就没抓到凶手。我被悲痛吞噬了。回想起来，我开始理解他在泰姬陵留下的眼泪，那是出于对他自己不幸与孟加拉人民未来不幸的先知。
第二章 一个孟加拉人在美国（1）
我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教师。从小，我就总爱训导我的弟弟们，并且坚持要求他们在学校只许得到最高分。21岁大学刚毕业时，我在吉大港的母校主动提供给我一个经济学教师的职位。这个由英国人创建于1836年的大学，是这个次大陆上最受尊重的大学之一，从1961年到1965年，我在那里教书。
在这段时间里，我还尝试建立我个人的企业。我注意到，包装材料都是从西巴基斯坦进口，在这个国家的东半部，我们没有生产箱子或包装材料的设施。我说服了父亲，允许我建立了一个包装和印刷工厂。我准备了一份项目建议书，从国有的工业银行申请一笔贷款。当时，很少有孟加拉企业家想建立工业设施，贷款马上就被批准了。我很快建起了一个包装与印刷工厂，雇用了一百名工人。这个项目很快就成功了，每年都有良好的利润。
我父亲是董事会的主席，他极不愿意从银行贷款。商业信贷的概念使他极为紧张，以至于催着我提前归还了贷款。我们可能是当时绝无仅有的几家提前偿还贷款的新企业之一。那家银行马上又主动提出，额外提供一笔一千万塔卡（taka，孟加拉货币）的贷款，让我们去建立一家纸厂，但这件事我父亲根本不肯听。
包装业的中心是在西巴基斯坦的拉哈尔（Lahore），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主义者的孟加拉人，我知道，我们在东巴基斯坦完全可以生产出更便宜的产品来。我们的产品包括烟盒、箱子、硬纸箱、化妆盒、卡片、日历和书等等。我从来就不担心赚钱的事。而这个包装工厂的成功使我和我的亲人们都相信，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做到在商界出人头地。
尽管获得了商业成功，我仍然想去学习和教书。于是，当我在1965年得到一份富尔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时，这个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的机会使我一跃而起。这是我的第三次出国之行。我曾在1955年作为童子军去过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参加世界童子军大会，1959年又去过日本和菲律宾。但这次是我独自出行。一开始，博尔德（Boulder）的科罗拉多大学的校园真让我大为震惊。在孟加拉，学生对教授从不敢直呼其名。如果一个学生向“先生”讲话，那也只是在“先生”允许他发言之后，他才能毕恭毕敬地发言。但是在博尔德，教师看上去把自己当作学生们的朋友。我经常看到教师和学生们光着脚、四肢伸展地坐在草地上，分享食物，开玩笑，聊天。这种亲密在孟加拉是完全不能想象的。至于说在科罗拉多的女同学，我简直窘得都不知道该往哪儿看。在吉大港大学只有很少女学生，在800名学生中，女生不会超过150个。女生还受到隔离，她们通常被限制在女士休息室里，那是不许男学生进入的。她们在参加学生政治活动与其他活动方面也受到限制。例如，我们演戏时就不允许女性参加，于是男生就穿女装、化女妆来扮演女性角色。
我在吉大港大学的女学生们都极为腼腆。快上课的时候，她们总是会在教师公共休息室外挤作一堆，随后跟在我后面去上课，紧抓着书，眼睛盯着脚面，以便躲避小伙子们凝视的目光。在教室里，她们和男生分开坐，我也学会了不向她们提问，以免令她们在同学面前感到窘迫。出了教室我从不和她们讲话。
事实上，我自己对女性也是十分腼腆，所以我尽量对她们视而不见。想象一下我1965年夏天到达美国时所感到的惊愕吧！校园里放着摇滚乐，姑娘们脱了鞋子坐在草地上，晒着太阳，大笑着。我紧张得要命，甚至试图不看她们。但我还是喜欢坐在学生中心里，注视着衣着古怪的大学生们来来去去，聊天，调情，吃东西。美国的青年看起来那么强壮，健康，充满活力。那是一个体验麻醉品的年代，喝酒是很普遍的。但是，腼腆的个性使我没有去参加那些喧闹的晚会。我宁愿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或看电视。
电视在1964年才在达卡出现，在到美国之前我对它还很陌生。在博尔德我很快就迷上了电视。我最喜欢的节目是《新闻六十分》（ 60 Minutes），但我也看所有无聊的肥皂剧，比如《我爱露西》《吉利根岛》《霍根的英雄》。我发现，开着电视时我能更清晰地说话和思考，至今如此。
当时正是越战炽热的时期，我和其他外国学生一起参加反战集会和抗议游行。尽管也表示了自己反对越战的态度，我还是努力去保持开放的心态而避免卷入赶时髦的大众思维。我那些左派的孟加拉朋友们无法理解我对美国的一些肯定性看法。在达卡，反美情绪高涨，在所有的校园里，学生们都称美国为肮脏的资本主义者，成天呼喊着：“美国佬，滚回去！”